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硝烟散去，清廷在内忧外患的重压下，终于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组建一支近代海军。这一举措，显然带着浓重的被动色彩，是迫于现实压力的无奈之举。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惨痛经历，让林则徐深切体会到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力。他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毅然向道光皇帝呈上奏折，建议购买或仿造西方近代军舰，为国家防御积累实力。然而，这一理性而前瞻的建议却遭到朝廷守旧派大臣的激烈反对，道光皇帝更是在奏折上硃批一片胡言。那一次，清廷的耳朵还未真正被刺痛，历史的教训似乎还未能让他们清醒。

二十年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从海上发起猛烈进攻，最终直取北京，吓得皇帝仓皇逃遁，并纵火焚毁了皇家园林圆明园。在坚船利炮的震慑下，清廷中的部分人终于意识到自身的短板，也首次正视敌人的强大。

1861年《南京条约》的签订，让清廷暂时消除了列强的海上威胁，但国内的太平军却成为新的心腹大患。太平军一度攻陷宁波，并向上海发起进攻，若成功占领出海口，不仅可逃至海外，还可能通过海路获取大量外国先进武器。这一局势令清廷深感忧虑。于是，距离林则徐提出建立近代海军整整二十年之后，清廷终于决定采取最快的应急方案：直接购买外国轮船，组建一支近代化舰队。

消息一出，英国驻华外交官与各类商贾如蝇逐臭般蜂拥而至，积极劝说总理衙门购买英国轮船。老谋深算的英国人并非单纯为了商业利益，他们的真正目标，是通过此举掌控大清海军的指挥权。办理此事的两位核心人物，正是代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和前任李泰国。李泰国自1842年随父来华，深谙中国事务，参与过多次中英条约的谈判，回国前曾任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则是26岁的北爱尔兰青年，原只是广东英国领事馆一名普通译员，却因机缘巧合，一跃而上，代理海关总税务司职位，并借此进入北京，与清廷权贵建立联系，赢得了恭亲王奕及军机大臣文祥的信任。李鸿章也对赫德评价颇高，认为其人尚平正，周旋中外之间，随事尽力。

赫德在朝中人脉广泛，行动自然更为顺利。他描绘了一幅美好蓝图：清政府只需掏出几十万两银子，即可迅速从英国购买一支现代化舰队，英国还负责培训船员。这种速度和效率，比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提出的自行造船方案高出数倍，尤其是在太平军威胁逼近之时，显得尤为诱人。恭亲王奕一拍脑袋上奏朝廷，建议购觅轮船，朝廷次日便批准了这份奏折。

实施过程中，资金成为首要难题。赫德洞察清政府的困境，提出可以动用关税筹措资金。最终，江苏江海关、福建闽海关及广东粤海关共同出资80万两，用于购买船炮和军械。

清廷委派两广总督与赫德商议购船，确定以65万纹银从英国购买六艘炮艇，包括北京号、中国号、厦门号、广东号、天津号及江苏号，还有供应船盛京号和快艇遐荒号。赫德还推荐前任李泰国具体办理此事。然而，英国政府以中立条约为由起初拒绝，李泰国经过多次交涉，并获得清政府授权后，终于在1861年8月30日获得英国正式授权，可在英招募人员、装备舰队，并允许英国皇家军官为中国服务。

李鸿章对李泰国人品的评价颇为尖锐：承其父余焰，权谲百出，可见李泰国个性强硬。他在英国购船后，竟未经清政府同意，擅自签订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十三款合同，大权独揽，提出让阿思本舰队总司令拥有实际指挥权，这一行为彻底挑战了清廷的耐心。总理衙门坚决反对，明确指出中国兵权不可假与外人。赫德也对李泰国的行为提出警告，但李泰国置若罔闻。

1863年5月，李泰国回到上海，向李鸿章索要欠款未果，愤而北上北京，与恭亲王奕等官员争论不休，力图让清政府认可其霸王条款。总理衙门态度坚决，坚持舰队必须由中国掌控指挥权。经过多轮斡旋与谈判，最终重新议定《轮船章程》五条，明确中国选派武职人员为舰队汉总统，阿思本为帮同总统，协助管理并负责训练中国官兵，同时明确经费管理和船员编制。

然而，这套章程并未完全消除将领们的担忧。舰队中英国人多达600余人，中国官兵对船上武器操作不熟悉，使得汉总统在实际指挥中可能名存实亡。1863年9月，阿思本率舰队抵达中国，发现原十三条合同作废，权力大幅削减，不免大为失望。他与李泰国共同赴总理衙门，强烈要求恢复原合同，双方争执长达二十余天。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出面调解，但清廷态度坚决，表明宁可撤退到关外，也不让步。最终，在蒲安臣的调解下，舰队退还英国变卖，遣返人员费用由清政府承担。

整个组建舰队的过程中，清政府支出共计173.2万两白银，收回106.8万两，损失67万两。李泰国因办理不善被免职，赫德接任，清政府第一次尝试建立近代海军的梦想彻底破灭。此事昭示，发展海军的道路艰辛漫长，充满了无数险阻与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