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1960年第二批特赦）写了一本《战犯改造所见闻》，原整编第二O六师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邱行湘（1959年第一批特赦）的外甥黄济人写了一本《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这两本详细记录战犯改造生活的书，都说战犯们的生活很好，特赦后的待遇很高，不但吃得饱穿得暖，而且可以说是吃得好、穿得好。

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记载了很多战犯趣事，笔者最感兴趣的是战犯们的伙食，沈醉也多次提到战犯中的大肚汉，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来一场战犯“大胃王比赛”，看看沈醉能获得第几名，夺得冠军的会是谁。

除了年纪太大或身体太弱的，战犯们基本是半天劳动半天学习，一开始的“劳动”也仅限于整理宿舍和庭院，种些花草蔬菜，后来才有了缝纫小组和木工小组。

战犯们劳动学习剩下的时间，就是自由活动，只要不出大门，在管理所内怎么串门都可以，最爱“串门”的就是沈醉，他经常跑到别的宿舍去跟“同学（战犯在管理所内互称）”聊天开玩笑，所以他的回忆录写得相当有趣。

沈醉和徐远举都是1914年出生，他们在1949年被卢汉逮捕的时候，也才三十五岁，正是年轻力壮能吃能睡的时候，至于他们睡着后会出现哪些糗事，沈醉写过，但咱们这里不能说。

不但沈醉年龄不大，就连看起来老气横秋的王耀武、杜聿明，成为战犯的时候，也都只有四十多岁，那个年龄在如今的大单位里，是要被称作小王、小杜的——他们也只比沈醉徐远举大十岁而已。

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文强比王耀武小三岁，比沈醉大七岁，有一本《文强口述自传》，讲述了他和王耀武在山东的战犯管理所（当时叫解放军官训练团），没进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前的生活有多滋润：“我们这十几个人被列为战犯，编了一个‘高级组’，单独住在一个院子里，不 能出院子大门，在院子里，一切都优待，可以随便活动，自己办 伙食，还自己拿钱做点好饭好菜吃，我就说‘我会做湖南菜。我报名做湖南菜’。 听我这样一说，有个在四川部队当军长的，他报名做四川菜。后来实在没有事做 了，有人就报名‘我来烧火’。每个人都争取到工作啦。”

终于不用打仗了，这对那些被俘的将军们来说也是一种解脱，优待俘虏的政策，让他们有点“被俘太晚”的感觉——沈醉在1959年12月4日第一批特赦之前，掐着指头怎么算自己都不够十年，所以只能第二批特赦了：“自1949年12月9日我被扣在云南省政府主席办公室，直到19日才送到昆明陆军监狱囚禁，严格说，时间还差半个月。”

沈醉在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特赦，是因为他满足了“改造期满十年”和“确已改恶从善”两条标准。

沈醉从昆明转送到重庆，他在知道自己不会死之后，就把注意力转向吃喝，甚至在坐飞机转运的过程中，还不忘收集食物（当年飞机上是可以吸烟的，餐食也很好），并且用那些食物，消弭了徐远举和周养浩的怒火：“我被送进楼房时，徐远举、周养浩等人都惊喜地围过来问长问短，徐远举见我手里提着一盒点心，就高兴地一把抢过去，打开盒子就吃。”

没有了炮火硝烟、暗杀谍战，这些正规军将军和将军级特务的“头等大事”，可能就剩下吃了，甚至为了吃得比别人多、比别人好，原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官还差点跟邱行湘打起来——邱行湘刚把本组的饭菜（一说是肉沫面片）打回来，康泽就抢着捞肉吃。

康泽跟王耀武杜聿明同岁，在蒋集团中也算高级人物，甚至一度被视为老蒋的接班人（小蒋回来后，老康就失宠了），但就是这样一个中将，也是抵御不了肉沫的诱惑。

康泽和王耀武在战犯中算是“年龄大”的，比他们年龄还大十岁的李仙洲（1894年6月17日—1988年10月22日），显然比他们还能吃，这一点沈醉也不能不佩服：“我分配菜饭时，李仙洲便提醒我，他是有名的大肚皮；我也不甘示弱回答他，我的饭量也不小。等到以后吃面食时，我才佩服他比我强。他一次能吃二两重的馒头六七个、窝窝头五六个，吃面条面片等可以用小脸盆盛上半盆一气吃完。肉包子就更不用说，可以超过我四分之一，一次轻松愉快地吃下十一二个。”

李仙洲这个人，大家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都见过，就是被王耀武和叶立三骂哭的那个可怜人——他曾是王耀武副手，叶立三历史原型韩浚的上司。

李仙洲并不像电视剧演的那样中等身材，而是跟王耀武一样，都是标准的山东大汉，连戴笠都按山东习惯尊称他为“二哥”，沈醉说这里面有讲究：“我在戴笠请他吃饭时见过一面，在我的印象中，他很有武二郎的气派。因为山东人忌讳别人称呼大哥，即使是老大，也得称为二哥，原因是武松的哥哥武老大，太不够英雄，而他的弟弟老二却是英雄盖世，所以一般人对山东朋友，都是以叫二哥为尊敬。那次戴笠除称他为‘学长（李仙洲黄埔一期，戴笠六期）’外，也是称他为‘二哥’。”

李仙洲身高体壮，比湖南湘潭人能吃，这很正常，但沈醉认为自己的饭量仅次于李仙洲，可能就不太准确了，要论饭量，他可能连前三都排不进去，顶多能排第五——邱行湘的外甥黄济人写的很清楚：“第四十七军中将军长严翌早餐可以吃八块油饼外加三碗豆浆；第九军中将军长黄淑午饭可以吃十三个糖包子或十四个肉包子；邱行湘晚饭则干脆用中号洗脸盆盛面条。”

严翊是四川华阳人，黄淑是广东五华人，邱行湘是江苏溧阳人，加上山东长清人李仙洲、湖南湘潭人沈醉，战犯管理所这五位大胃王，还真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少，一个比一个能吃。

熟知地方饮食特色的读者诸君当然知道，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的包子可不像两广或上海的小笼包那么袖珍，北方的包子二两一个指的是面皮而不包括馅儿，蒸好的包子可能有三四两重，一顿吃十几个包子或者喝一盆面条，这食量，估计连王耀武看了也会吃惊。

沈醉回忆：“这些大官被俘时，身上往往带有大量美钞、黄金，所以花起钱来满不在乎。每逢年节，管理所同意买些香烟糖果食物时，有的一开口便是香烟十条、糖果十斤……这时庞镜塘（原中执委兼山东省主委，王耀武的搭档，在战犯管理所，王是学习委员，庞是生活委员）便得出面来和这些人讨价还价了。他往往说，如果每人买这么多，一次得买上千条香烟上千斤糖果，这得多少人去拉回来？”

这些将军级战犯，吃饭是不用自己花钱的，难怪黄济人写书的时候也笑：“除去老弱病残，这里的将军们谁不是心宽体胖、膀大腰粗？”

1975年3月19日，包括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军统局东北区少将副区长陈旭东（可能是《渗透》中陈明的历史原型）、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在内的全部战犯都获得特赦，其中绝大多数都当了文史专员（各省也有），每月一两百元工资，按照王耀武的说法，能买一两千斤大米，够六口之家吃一年的。

其实王耀武、杜聿明等人吃得好一点、多一点，这都无可厚非，因为他们抗战有功，在内战中被俘后改造得也很好，但是有一些问题，笔者一直搞不懂：那些将军级战犯，被俘前都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为什么到了战犯管理所忽然胃口大开，甚至连多年的痼疾都痊愈了？一顿吃十几个包子、一盆面条，这样大的饭量，读者诸君可曾见过？笔者烧锅炉的时候，一顿能吃十二个包子，您见过的大胃王，一顿能吃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