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红涛

自殷墟甲骨文被发现以来，殷墟甲骨文就与殷墟遗址密切关联，而殷墟又是晚商时期商王朝的都城，因而殷墟甲骨文往往被视为商王、某些子姓大贵族占卜的产物。作为研究殷墟甲骨文的青年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祁认为，殷墟甲骨文包含丰富的商代政治、军事、宗教思想、社会生活和生产等方面的知识，为我们了解商王朝历史文化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汉字传承

中国的汉字源远流长。早在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记录了大量古文经中的篆书字形，将汉字的起源追溯到了先秦时期。宋代以后，随着金石学的兴起，金文对于汉字传承的价值逐渐凸显，吴大澂《说文古籀补》就收录了不少西周金文字体，从而将汉字的渊源追溯到了西周时期。至于西周之前汉字的面貌，则是在殷墟甲骨文被发现以后才被知晓。王祁说：“随着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汉字由甲骨文到金文到简帛文字到汉魏碑文的完整发展历程逐渐清晰起来，我们确认了汉字至少3200年的历史传承。”

汉字构造一般有六书说和三书说两种理论，前者如《说文解字》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类，后者如我国著名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唐兰提出的象形、象意和形声三类。就殷墟甲骨文而言，无论六书说，还是三书说，都能使用。以三书说为例，甲骨文中的象形字较多，如 ，像流水之形，故为“水”字； 、 ，像牛、羊之形，故为“牛”“羊”二字。象意字又叫表意字，甲骨文中的象意字不如象形字那样一目了然、容易辨识，需要我们去想象这个字背后的意思，如 ，以四条短画意指数字“四”字； ，两人并立，意指“并”字。形声字是指有声符的字，如 ，“圆”字，从鼎、圆声，其上的圆圈表示声符。另外，甲骨文中还有很多假借字，如常用“鼎”假借“贞”、用“亡”假借“无”、用“女”假借“母”“毋”等。王祁表示，就汉字理论来说，殷墟甲骨文无疑已经是成熟的汉字，与此后的汉字并无多大区别，是汉字文化的渊源。

“当然，仅就字形而言，殷墟甲骨文也有其特点，就是象形字占比较大，象形程度较高，与秦汉以后的隶书、楷书差异较大。”王祁指出，殷墟甲骨文能够反映商人的思想世界，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商人思想文化的一些重要线索。比如，中国人有龙崇拜的传统，最早的“龙”字见于殷墟甲骨文，写作“ ”，与殷墟遗址所出龙形遗物形象一致。甲骨文有“其作龙于凡田，有雨”的记载，是作“龙”以求雨的意思，这里的“龙”就是汉代文献中可以祈雨的“土龙”。“可见，早在商代，龙就作为能够呼风唤雨的神秘生灵而存在。”王祁说。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王祁表示，如果说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核心载体，那么由文字所组成的典籍，就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主要内涵。《尚书·周书·多士》谓：“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明商代已经有了用毛笔书写的典册。学术界一般认为《尚书·盘庚》篇最初就是商人的典册，只是经过了后人的转录，而有了不少晚期的文字特征。

殷墟甲骨文是不同于典册的一类材料，它主要是为了占卜而产生的，典册则主要是为了记录某些事情而产生的，二者性质并不相同。不过，即使如此，殷墟甲骨文也存在着某些与典册相似的特征，反映出晚商时期人们已经有了记录复杂事情的能力。比如，《甲骨文合集》有一条号称字数最长的甲骨卜辞，全辞刻在此版甲骨的正反两面，从“癸丑卜争贞”至“才敦”，全辞在90字上下。这片牛肩胛骨刻辞还有两条与此辞相关的卜辞，三辞合计在154字以上，记载了某年五月、六月商王及其属下遇到的一系列事情，如奴隶逃逸、属下生病、方国战争等事项，时间地点清晰明确、要而不繁，是较为典型的一篇散文式文辞。

“通过研究发现，即使甲骨文是以占卜为目的的材料，它所显示的诸如承前省略、避复等修辞方法，也能说明商人在书写文辞时已经懂得用辞的考究，有着较强的书写能力。”王祁认为，类似的长篇卜辞尚有不少，如著名的小臣墙刻辞、子央坠车刻辞等，都生动地记录了一个事件的完整经过，说明商人记录事情的能力已经极为成熟。由此，我们知道“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并非虚言，商人是有能力书写典册的。

时间体系

中国人有着较为稳固的年、月、旬、日观念，这一观念最早可追溯到殷墟甲骨文时代。在商末的黄组卜辞中，常见所谓“周祭卜辞”，如《甲骨文合集补编》，一条卜辞中的时间概念分别有：祀、月、旬、日。商末甲骨文常见商王遍祭始自上甲微的先公先王，并配祭先妣，遍祭一周即为一“祀”，此“周祭卜辞”。由于遍祭一周用时为一年，故甲骨文常用“祀”表示年。至于甲骨文中的“年”“岁”二字，反而不用来表示今之年岁。因而，“唯王三祀”就是某王三年的意思。“祀”下有“月”，一祀可分为十二月，闰年有十三月。“月”有三旬，每旬十天，商王常贞卜“旬亡忧”，就是想知道一旬十日之内是否有灾祸。至于具体的纪日，商人有六十干支的概念，并在一些甲骨文中详细列举了六十干支，是为干支表。上举卜辞中的“癸酉”“甲戌”，都是干支纪日。周代以后的人们除了用“岁”“年”替代了“祀”，整个体系并没有太大变化。“我们今日所说的农历一年、十二月、三十六旬、六十干支日，都传承自商，这是商文化对中华历法的一大重要贡献。”王祁说。

空间体系

根据考古研究发现，商代不仅已经有了成熟的时间体系，还有较为完整的空间体系。甲骨文中有所谓“四土”的概念，又有“四方”的概念，从卜辞中的“四土”“四方”很难看出有什么区别，与它们对贞的“商”无疑是指商国，商人居于“四土”“四方”之中，故可称“中商”。“四土”“四方”指以商国为中心的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学术界认为“四土”“四方”还指商王朝力量可控的周围占地范围相当广大的政治疆域。

以王所在之国（文献中称“王国”）为天下之中，以王国周边区域为“四土”“四方”，商人已经形成了“中心——四土、四方”的完整空间体系。这一体系在周代更为常见，如周代文献常见的“周邦”与“四方”相对，就与甲骨文中“商”与“四土”“四方”相对完全相同。“今天我们依旧使用这一空间体系。”王祁说，“晚商时期不但在时间体系上影响了后来的文化，也在空间体系上影响了后来的文化。”

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前面谈了殷墟甲骨文中几个重要的文化基因，主要是一些思想文化层面的概念，如果说晚商时期物质文化有何特色，那一定就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王祁侃侃而谈。

所谓“五谷”，主要指粟（小米）、黍（黄米）、麦（小麦）、菽（大豆）、稻（水稻）五种农作物。这五种农作物，在殷墟甲骨文中都有发现。表示粟类作物的词汇有 、 、 等字形，表示黍类作物的词汇有 、 、 、 等字形，表示麦类作物的词汇有 、 、 、 等字形，表示稻类作物的词汇有 （秜）字。学术界还认为， ，可表示菽类作物。有意思的是，殷墟遗址还发现了这五种农作物的实物材料，即粟、黍、小麦、大豆、水稻的炭化种子遗存，也是商人已经种植五谷的证据。

所谓“六畜”，主要指马、牛、羊、豕（猪）、犬（狗）、鸡六种家畜。殷墟甲骨文中也存在这六种家畜的词汇，如 、 、 、 、 、 （或 ）分别就是马、牛、羊、豕、犬、鸡六个字。其中，马、牛、羊、豕、犬五种家畜的遗骨常见于殷墟遗址。殷墟遗址虽有鸡骨遗存，但数量较少。不过，周武王伐商时指责商王纣宠信妲己时指出，“古人有言曰，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尚书·牧誓》），这种“牝鸡无晨”是古人长期饲养家鸡后方能出现的经验，反映出商代养鸡业的繁荣。因而，“六畜兴旺”是商代家畜饲养业的重要特征。

王祁认为，商代以后，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依旧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农耕基础，确保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连续性。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农业还是我们的第一产业，农作物和家畜业依旧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用。“可以说，殷墟甲骨文所载的五谷、六畜，就是中华文明的物质文化基础。”王祁表示，前面所论仅是殷墟甲骨文所承载文化基因的几个典型代表，但已经显示出殷墟甲骨文所承载文化基因的多样性、丰富性。这些文化基因，不仅表现为精神层面的因素，还表现为物质层面的因素，物质文化基因与精神文化基因又相辅相成。“商代作为中华早期文明的重要阶段，它的物质特征和精神特征深深塑造了此后三千年的文明史，并深深刻印在中国的文化基因之中。”王祁对此坚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