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得不到客观公正评价，除了偏见和诋毁外，是因为后世搞不清李斯定法与商鞅变法、二世更法的关系。

商鞅变法对秦国法制建设影响最大，确立了秦国法制建设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法制建设的基础。鼓励农战、无功不授禄和轻罪重罚、以法治世，是其突出特点。

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统一天下后，着眼于形势的巨大变化，为巩固政权，维护大一统体制，安定广土众民，责成李斯对秦法进行完善修订，统一全国法律，强化法律执行。因此，李斯定法与商鞅变法会有诸多不同之处。

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还无法知道李斯定法与商鞅变法的承继变革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秦始皇时期废除了商鞅之法的一些严酷刑罚。如《重刑令》规定：“军有千人以上，有战而北，守而降，离地逃，军命曰国贼。”对“国贼”处以严酷刑罚：“身戮家残，去其籍，发其坟墓，暴其骨于市，男女公于官。”而秦始皇时期对其规定的“战而北”的刑罚可能已废除，这从青年将领李信率领20万秦军伐楚惨败而归，秦王政并未依据《重刑令》对其处罚可以证明。秦王如何处置李信，史书没有记载，但显然没有按《重刑令》规定对李信施行严酷的刑罚，因为史书记载李信后来被封为陇西侯。如《徒禁》规定的“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狡禁》的“越城一人则诛，自十人以上夷其乡及族”，在秦始皇时期已不见其法。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旷日持久的统一战争已经结束，各国间的争夺不复存在，以军功起家的官僚地主已完全控制了政权。加之兵源增多，步兵已取代车兵而成为主要兵种，军队中无需再征召奴隶、罪徒服杂役，原来为奖励徒隶的校、徒、操三级爵位也随之取消。而为落实军功爵制和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依附于地主的农民和游士一般不服徭戍，已成定法，一直在执行。

秦二世继位后，赵高蛊惑胡亥修改法律，因此，秦二世时的法律已不是秦始皇时的法律。秦二世执政后，对秦始皇时的法律做了部分更改，使更法后的秦法严酷而残忍。胡亥即位后，任赵高为郎中令，宫内外之事皆依其谋划。赵高因自己“素小贱”，地位卑微，如今虽有二世为靠山，也恐众臣及诸公子不服，所以鼓动二世诛杀大臣：“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生平所不可者。”二世也觉得：“大臣不服，官吏尚强”，一帮兄弟还有争皇位的危险。因此，就决意“诛大臣及诸公子”，以巩固自己的皇位。赵高与秦二世合谋，网织罪名，大肆杀戮忠臣和胡亥的兄弟姐妹。虽有子婴劝谏，但二世仍然肆意妄为，“法令诛罚日益刻深”。许多大臣被杀，公子中有十二人被处死在咸阳街市，十位公主遭受分尸酷刑死在杜县，家中财物都被抄没收入官府，互相株连被判罪的人不计其数。

《史记》说，陈胜率900名戍卒在大泽乡造反，是因为“（会雨）失期，法皆斩”逼迫的，但从出土的睡虎地秦简中根本找不出这条法律规定，这批秦简有关法律的内容很多，且抄写于秦始皇时期，上起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下迄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

睡虎地墓中的法律文书显示，应征的役夫如不能如期报到与借故逃避将会惩以杖刑，不是汉朝史家在其开国史中所说的死刑。地方为朝廷征发徭役，如果耽搁，不加征发，应罚两副军甲。迟到三至五天，应受斥责；六至十天，罚一盾牌；超过十天罚一军甲。如役夫误期六到十天，管理役夫的官员将被罚一个盾牌，如误十天以上将罚一副盔甲。

或许是秦二世时改法所致，或许是陈胜借机编造法条以惑乱人心反抗大秦，但这都与秦始皇没关系了。

由此可以看出，李斯定法与商鞅变法、二世更法有很大不同，秦始皇时期的法律比商鞅变法时的法律和二世更法后的法律更完善合理，并体现了宽刑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