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公安逮捕一位杂货铺老板，揭开尘封18年的黄金大劫案
1949年冬，当全国上下还沉浸在人民当家做主，新中国马上要迎来第一个新年的喜悦中时，上海市公安局却突然收到了来自华东总局的一份机要文件，要求当地军警机关严厉彻查当年上海临时总部特别经费合共120两黄金，在转运途中神秘失踪的悬案。
与此同时，上海提篮桥监狱一个名叫冯安宝的犯人突然向看守人员紧急提交了一份检举信，表示希望可以立功赎罪。
信中提到，19年前他有一个远房表哥曾找他借过一段时间的黄包车，可没想到过了不久，这个表哥就突然阔绰起来，所以他猜测很有可能与国家当下力查的黄金大劫案有关。
公安机关得知消息后非常重视，立即广撒人手摸排调查，也由此揭开了一个已经尘封18年的特大要案。
1931年，我军在上海成立临时总部，在地下与敌军开展秘密的城市情报斗争，当时总部高层领导为了获取第一手关键情报经常伪装成衣着光鲜的社会名流，频繁出入上海市内的各大高档社交场所，需要很高的活动经费。
所以江西苏区负责财政调拨的林伯渠在了解到实际情况后，就将从地主老财手中没收的黄金珠宝熔铸成12根总重达120两的金条，交给交通员秦朴秘密从瑞金总部出发，大概一个月的时间，通过转手数名交通员抵达上海。
很快两个月的时间过去，林伯渠还没收到消息回馈，就感觉这批黄金可能出事了，紧急上报后，立即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并专门派出保卫局的骨干力量秘密沿途探查。
最终确定黄金很有可能是从松江地区转送上海的途中出了问题，但因为全国战事愈发紧张，条件不够，不能继续深入调查，所以这件案子也就被高高挂起，成了一桩疑案和悬案。
陈伯渠
但因为经费没能送达，导致我军数名被捕成员未能及时获救，惨遭杀害，随后发动的大罢工运动和一系列伤员救治计划也相继破产，给组织上带来了非常惨重的损失，影响非常恶劣，所以国家一直没有忘记。
在距离黄金失窃18年后旧事重提，并严令上海公安必须彻查此事，给死者和全国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
根据林老的回忆，公安找到了曾经的第一个交通员秦朴，他在建国后出任兵团副师长的职务，并顺藤摸瓜找到了最后第二个负责转运黄金的刘志纯。
根据他的回忆，当时他是在松江一座饭店里将黄金给到了最后一个身着黑色锦袍的交通员，而黄金就是从他的身上消失的，这是个很重要的线索，经过一连数月的奔波，公安终于确定了最后一个交通员叫梁壁纯，并从他口中了解到了事情真正的缘由。
当年梁壁纯拿着黄金从上海的曹家渡码头下船，叫了一个黄包车，在去法租界的路上突然被人迷晕，等醒来时发现手里黄金已经不见了踪影，而他也知道自己闯下大祸不敢声张，就匆匆潜逃到了外地避世隐居，直到这次公安找到了他。
但时过境迁，人海茫茫，想要再找到真正元凶谈何容易，无异于大海捞针，公安只是从梁壁纯的口中得知了一个黄包车牌号：300169。
这时，上海监狱一个名叫冯安宝的犯人提供了一个关键信息，他家里原来做点小生意，家境殷实，就买了一辆黄包车，正巧他的远房表哥吉家贵和两个结拜的无业游民投奔冯家，就经常拉着冯安宝家里的黄包车出去接私活拉客，赚点外快。
但这个吉家贵心思不正，竟然秘密策划了以黄包车做掩护，抢劫乘客的行动，而且他们第一次抢劫就遇上了我苏区往上海转运的120两黄金，他们明知道自己这次可能闯下大祸，就金盆洗手不再做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
吉家贵和两个结拜兄弟干脆将120两黄金二一添作五，一人平分40两，吉加贵有钱后开了一家杂货铺，出手阔绰，摇身一变成为上流人士，而这桩当年震惊全党全军，尘封18年的黄金抢劫大案，终于破获。
1950年11月18日，国家综合吉家贵的所作所为，以及造成的恶劣影响，从重量刑，依法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而当年的交通员梁壁纯因为隐瞒不报，则是被判有期徒刑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