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锡是什么？为何历史上加九锡几乎都篡位了？是巧合还是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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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曹丕以魏代汉，“汉魏故事”便成了帝制社会中禅代的代名词。司马炎以晋代魏是“汉魏故事”的第一次翻版。此后，南北朝、隋、唐、后梁、南唐、北宋各代帝王纷纷效尤，如法炮制，亦以禅位的形式完成易代鼎革。
必须指出的是，历朝禅代都同九锡制联系在一起。为了效仿上古时期的尧舜禹禅让故事，使改朝换代能符合当时的法理观念，权臣在易代更祚之前，必先晋爵建国，封公或封王，赐九锡，然后登上九五之位，这俨然成了禅代的惯例。从这个意义上说，九锡乃是魏晋以降权臣夺取政权的一种制度。
九锡制从西周春秋滥觞，汉代形成，一直延续到北宋。魏晋南北朝开国之君的《本纪》中都有新君受禅前的“九锡文”，这就使我将问题意识上升到这样一个层面，即：九锡制度乃是解读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皇权更迭的一把钥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九锡制度缘起
“九锡”究为何物?溯其源流，颇费周折。清人赵翼曰：“汉书武帝纪，诸侯贡士得入者，谓之有功，乃加九锡。张晏注曰：‘九锡，经无明文，周礼以为九命，春秋说有之。'臣瓒曰：‘九锡备物，霸者之盛礼'。然皆不言九锡出处。据后汉书章怀注，谓九锡本出于纬书礼含文嘉。”
其实，早在唐章怀太子李贤注释之前已有东汉经学家何休及北魏徐彦对九锡作过考证。《公羊传·庄公元年》云：“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锡者何?赐也。命者何?加我服也。”何休注曰：“礼有九锡，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则，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弓矢，八曰鈇钺，九曰秬鬯，皆所以劝善扶不能。”
周天子为何要赐诸侯九锡?九锡具有哪些功能?
徐彦疏云：“此礼纬含文嘉文也，彼注云，诸侯有德，当益其地，不过百里，后有功加以九赐。进退有节，行步有度，赐以车马，以代其步。其言成文章，行成法则，赐以衣服，以表其德。其长于教诲，内怀至仁，赐以乐则，以化其民。其居处修理，房内不泄，赐以朱户，以明其别。其动作有礼，赐以纳陛，以安其体。其勇猛劲疾，执义坚强，赐以虎贲，以备非常。其内怀至仁，执意不倾，赐以弓矢，使得专征。其亢阳威武，志在宿卫，赐以斧钺，使得专杀。其孝慈父母，赐以秬鬯，使之祭祀。”
可见，被赐予九锡的诸侯在道德操行及文治武功上皆为楷模，受赐后即享有服饰、车马、仪卫、居所，祭祀等礼仪制度上的特殊礼遇，并执掌专杀祭祀等权力。
“锡命”一辞首见于《易经·师卦》九二：“王三锡命。”锡命亦称赐命。段玉裁曰：“锡者，赐之假借也。”《尚书·禹贡》曰：“九江纳锡大龟”，《史记·夏本纪》作“九江入赐大龟”。又《禹贡》“锡土姓”，《史记·夏本纪》作“赐土姓”。
《春秋》成公八年经：“秋，七月，天子使召伯来锡公命。”《左传》作“召桓公来赐公命”。由此足证锡、赐两字古时通用。锡命时必有策，故亦称策命。《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
值得注意的是，在先秦典籍中，九锡之名不尽相同，且排列次序亦前后不一。《礼记正义》卷一《曲礼》疏引公羊说，“九锡之次与含文嘉不同，一曰加服，二曰朱户，三曰纳陛，四日舆马，五日乐则，六曰虎贲，七曰斧钺，八曰弓矢，九曰秬鬯。”《韩诗外传》卷八云：“传曰：诸侯之有德，天子锡之，一锡车马，再锡衣服，三锡虎贲，四锡乐器，五锡纳陛，六锡朱户，七锡弓矢，八锡铁钺，九锡秬鬯。”九锡名称次序不一的原因是“异人之说，故文有参差，然大略同也。”
以金文考之，九锡之滥觞并不像汉儒所说的那样整齐划一，也不局限于九种物品，经学家所未言及的如贝、族、圭瓒、彝器、玉环等数十种物件，甚至一切日用品，周天子皆可赐予诸侯，但西周时尚未有朱户、纳陛，汉儒依汉制而创九锡，而未知其与西周锡命制度并不完全等同。
由于“九锡经无明文，周礼以为九命”，故后世有人将九命与九锡等同。如三国时李严劝诸葛亮“宜受九锡，晋爵称王。”诸葛亮答曰：“若灭魏斩(曹)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命)邪。”诸葛亮云“十命”，乃指“九命”之外再加“一命”，其“九命”之谓与李严劝进“九锡”毫无二致。
据《周礼·春官·典命》及《礼记·王制》载，九命乃西周从一命至九命的九个等级。它是西周等级制度的产物，表现为周天子对大小贵族有差别的褒奖与分封。如最高的伯为上公九命，最低的公侯伯封国中的士及子男封国内的大夫为一命。郑玄认为九命之后始有九锡之赐，可见九锡不是官爵，而是诸侯功高，已无官爵再加，只得赐予象征极高礼遇及权力的九种器皿，即九锡也。
先秦时期，究竟有无诸侯公卿受九锡，这是值得探究的问题。《汉书·地理志上》云：“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后受禅于虞，为夏后氏。”舜以玄圭赐大禹，以赏其治水之功。禹亦因此而受禅，成为夏的开创者。圭者受封者之符信，所谓命圭也。《崧高》之诗曰：“锡尔介圭，以作尔宝。”《周礼·典瑞》：“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玄圭”近似于九锡中的一种器皿，然唐虞之时，礼仪制度尚未完全建立，故舜赐玄圭予禹大概可作为后世九锡与禅让制度的滥觞。
九锡制有个滥觞嬗变的过程。九命与九锡固然有所区别，但也不能排除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密切联系，甚至可以认为后世的九锡礼就是由西周春秋时代的九命礼嬗变而来。因为九命礼中包括了赐物的内容，凡命数越高，赐物就越多。所以九命的享受者就意味着能得到来自周天子的嘉奖与实物的赏赐。例如上述齐桓公、晋文公等霸主所受的九命赐物，好多都与后世的九锡赐物相同。
这就为九命与九锡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周代有锡命之礼，而无严格意义上的九锡制度，至汉代才有九锡名称及其制度的出现，而且是“纬书仿之而演为九耳”。
可见，九锡是汉儒依西周九命之礼所创建的。
为何三代社会，君臣之间的礼制不如后世那样有着天渊之别呢?钱大昕指出：
“考唐、虞、三代皆封建之世，其土地人民，天子与诸侯共之，天子不甚尊，诸侯不甚卑，处茅茨土阶，食土簋土铏，而以匹夫匹妇之饥溺为己患，固未知有天下之知足乐也。”
由此推知，周天子的“锡命”之礼，就是准许有功之诸侯使用比自己原来级别高的礼仪制度，这就成了后世九锡制度的由来。
二、九锡与禅代的奠基人：王莽与曹操
从严格意义上说，历史上第一个真正被授予九锡的是西汉末年的王莽。
1、王莽的九锡
汉祚中衰，成帝母元后王政君长寿，王莽借其势而辅政，手握大权，诡托周公辅成王。元始元年，他由大司马新都侯晋官爵为太傅安汉公，元始四年，又加宰衡，位上公，三公言事，对王莽称“敢言之”，大小官吏不得与王莽同名。王莽离代汉当皇帝的目标越来越近。如何才能使自己革除汉命，建立新朝，王莽与其手下的心腹党羽密谋策划，精心炮制了“加九锡”的步骤，为王莽居摄践祚打开了通道。
第一步，在王莽的授意下，由张敞之孙张竦为大司徒司直陈崇起草奏章，大肆颂扬王莽之功德：奏文极尽铺排典丽华美之词，赞誉王莽的忠孝仁义以及其盖世之功。王莽“当上与伯禹、周公等盛齐隆，兼其褒赏。陈崇等援引周公故事向平帝提出王莽“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赏，遂听公之固辞，不顾春秋之明义，则民臣何称，万世何述?”这是正史中出现的第一次请皇帝赐九锡之疏。陈崇上奏后，元后交与群臣廷议，“群公方议其事，会吕宽事起”，故暂时延缓了王莽“加九锡”的步骤。
第二步，王莽为使自己获得更大的政治资本，遂向朝廷倡议“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又提出恢复秦火时被焚的《乐经》，增设博士名额，凡通晓儒家经典或“一艺”，教授学生十一人以上者，皆由朝廷派遣公车，载赴长安。这一招果然奏效，通过此举，王莽遂把朝野的绝大部分士人学子罗致帐下。
群臣奏议，称颂王莽此举是“唐虞发举，成周造业，诚亡以加”，故要求朝廷厚赏安乐公。王莽“位宜在诸侯王上，赐以束帛加璧，大国乘车，安车各一，骊马二驷。”至此，王莽加“九锡”已见端倪，平帝下“诏曰，可，其议九锡之法”。
第三步，元始五年正月，“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者皆叩头言，宜亟加赏安汉公九锡。”老奸巨猾的王莽虽迫不及待欲受九锡，但却故作姿态，“流涕叩头言愿不受赏。”
元后王政君虽是王莽姑母，但毕竟是汉朝太后，故她对是否立即加王莽九锡颇为蹰，她下诏说：现礼乐制度尚未完成，赏赐事暂缓，俟“制作毕成，群公以闻，究于前议，其九锡礼仪亟奏。”
王莽认为加九锡的时机已经成熟，不能再有等待，遂授意心腹党羽富平侯张纯等九百零二人上书云：安汉公制礼作乐，已使天下太平，其功高伊周，“谨以六艺通义，经文所见，《周礼》、《礼记》宜于今者，为九命之锡，臣请命锡。”在王莽的步步紧逼下，加九锡已箭在弦上，成必然之势。元后再也无法滞止，遂只得“奏可”。
第四步，元始五年五月庚寅，由古文经学大师刘歆起草的、以太皇太后王政君名义颁布的策书公之于天下，策书以最高规格的褒美颂扬之词综述了王莽辅佐汉室的丰功伟绩，最后言道：“普天之下，惟公是赖，官在宰衡，位在上公。今加九命之锡，其以助祭，共文武之职，乃遂及厥祖，于戏，岂不休哉。”策书宣读毕，在太皇太后的主持下，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安汉公受九锡之礼。
九锡成为王莽通向皇位道路上的加速器，元始五年十二月，距王莽加九锡仅半年时间，安汉公王莽竟然“居摄践祚，服天子韨冕，南面朝群臣，听政事，车服出入警跸，民臣称臣妾，皆如天子之制。”按照礼制，王莽居摄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庙，享祭群神，赞曰‘假皇帝'。民臣谓之‘摄皇帝’，自称曰‘予'，平决朝事，常以皇帝之诏称制”。
居摄三年，王莽由摄皇帝变为真皇帝，正式宣布即天子位，国号新。王莽以加九锡为易代之契机，顺利完成了汉新王朝的更迭。
以加九锡的形式完成王朝鼎革，确是王莽创新，是前无古人，史无前例的，然而王莽代汉为何要采取加九锡的举措?这是值得检讨的。王莽加九锡可能与西汉封爵制度及其托古改制，恢复《周礼》有关。西汉建国后不久，异姓诸侯王皆被汉高祖相继剪除。
刘邦在消灭异姓王后，就与大臣刑白马而盟曰：“非刘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按此规定，只有宗室子弟才能封王，异姓大臣最多只能封侯，外戚除非建有军功，否则也不能封侯。
然而刘邦一死，白马之盟就遭到破坏，吕后临朝称制，大封吕氏子弟为王。“自吕后王诸吕，使产、禄掌兵，几致夺国”。吕氏集团垮台后，外戚封侯虽继续存在，但封王已绝无可能。王莽早在汉成帝永始元年(前16)就被封为新都侯，绥和元年(前8)，王根病免，王莽继为大司马。平帝元始元年，因“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赐号为安汉公”。可见，王莽已突破了汉高祖刘邦制定的不对异姓大臣封公的制约。
王莽此时官为太傅，爵为公爵，按照汉制，位极人臣的王莽要在其功高不赏的官爵上再进一步突破，已无可能。故必须另辟蹊径，在礼仪制度上寻找攀登权力顶峰的途径。
王莽之世，西汉政权建立已二百余年，统治基础相当巩固，急切间难以动摇。故王莽代汉并不容易，如不采取非常手段，很难夺取汉家天下。
赵翼说：“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二局，其权臣夺国则名篡弑，常相戒而不敢犯，王莽不得已，托于周公辅成王，以摄政践祚。”王莽辅政，每每以周公自许，他只有效法周公故事，行天子之礼，才能达到其最终目的。九锡之礼规格极高，非一般人臣所能享受。如九锡之中的“虎贲”乃天子之卫士也，“天子卒曰虎贲”，“斧钺”乃征讨杀伐之权的象征，亦属天子之卤簿。
“秬鬯”为天子祭祀天帝时所用之酒，“秬，黑黍，鬯，香酒也，所以降神。”《礼记·表记》云：“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九锡中又有“纳陛”。“纳，内也，谓凿殿基际为陛，不使露也。
师古曰：尊者不欲露而升陛。”“陛”乃帝王宫殿之台阶也。蔡邕《独断》卷上载：“陛，阶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执兵陈于陛侧，以戒不虞。”后引申其意，称天子为陛下。所以，权臣即可由受“纳陛”而后晋升陛下。由此可见，谁受了九锡，谁就具备了“假皇帝”的资格，为将来当“真皇帝”铺平道路。
需要说明的是，九锡与《周礼》的“九命”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九命礼是由上而下的礼仪，即周天子对诸侯的优遇，主动权在周天子手里；九锡礼形式上也是由皇帝赐予大臣，但实际上主动权却掌握在权臣手中，一切都是在权臣的操纵下进行的。
九锡礼是一种君主专制制度下权臣逾越人臣名份，向准君主迈进的一种非常手段，因为它从礼仪的角度把人臣与君主放在一个大致相同的位置上。九锡礼的授予是新旧王朝即将鼎革的昭示，是易代更祚的宣言书。自从王莽改造九命之礼而推出九锡之礼后，魏晋南北朝隋唐君主在禅让前都要预演九锡礼仪。
通过加九锡与禅代两个阶段，王莽完成了由权臣向摄政宰衡、再到假皇帝、最后通过禅让为真皇帝的飞跃。居摄是对周公与伊尹的模仿，而禅代则是对尧舜禅让的效仿。必须指出的是，王莽的加九锡不是对尧舜禹时代原始禅让的简单模仿，而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它综合春秋篡夺、周公居摄、尧舜禅让为一体，使九锡、禅代制度成为帝制社会异姓之间更移国祚的一种重要途径。
王莽虽然通过受九锡而登上皇位，建立新朝。但王莽代汉为时不长，很快.就以失败而告终，故新莽政权在历史上多被视为“伪”，王莽禅代亦不为后世所认同。基于此因，王莽时期，九锡与禅代制度还未真正的确立起来。“汉魏故事”始作俑者为曹操。操加九锡，封公建国，曹丕因之而终于完成禅代。这一“变局”对后世影响深远，笔者认为，可以把九锡与受命禅代制度的最终确立定在曹操封公建国及曹丕受禅时期。
2、曹魏嬗代“九锡”
建安十六年(211)，曹操打败马超，平定关中，完全统一了北方，曹操战功显赫，挟天子以令诸侯，于是献帝下诏允许操“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曹操诸事独专，引起汉献帝及伏皇后的愤怒。史载：“董承女为贵人，操诛承而求贵人杀之。帝以贵人有孕，累为请，不能得。后自是怀惧，乃与父(伏)完书，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
可见，曹操此时尽管大权独揽，但仍处在汉献帝及拥汉派势力的威胁之下。孔融、杨彪等人亦以士林领袖、汉朝元老大臣的身份屡屡向曹操发难。所以，曹操欲移汉鼎，必须考虑加九锡，封公建国。从而以正当的名义常居邺城，遥控朝廷。
建安十七年十月，谏议大夫董昭揣度操意首倡为曹操晋爵赐九锡，然而尚书令荀彧却表示了不同意见。
曹操的九锡礼：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为车马。衮冕之服、赤舄为衣服。轩县之乐、六佾之舞为悬乐。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合成为弓矢。秬鬯一卤，圭瓒副焉，为九锡中供祭祀用的酒与酒器。其他诸如朱户、纳陛、虎贲之士三百人、斧钺各一前已叙述，此处不赘。
从曹操九锡礼的内容来看，它按照周礼规定的车马、衣服、乐舞、居室、纳陛、虎贲、斧钺、弓矢、秬鬯的顺序赐予，确实井然有序。反之，王莽的九锡礼倒显得顺序错乱，最明显的就是同类的赐物前后隔离，如赐予王莽的衣服类——“绿韨衮冕衣裳”，在间隔其他赐物后，又有“句履”、“皮弁素积”等衣服的内容；车马类与玉器、玉饰物类也是前后分隔。曹操九锡礼的内容简洁明了，除了弓矢类较具体外，大多是一两个字的笼统记载，最多是加“副”以补充。
王莽的九锡礼则较零碎，如衣服之赐就细小到刀剑鞘的饰物、腰间的带子；其人员配置不仅有虎贲，还有宗官、祝官、卜官、史官等管理祭祀、政务、勤杂、家政的服务人员，甚至细小到这些官员的属吏配置。王莽的九锡礼内容尽管凌乱杂碎，却不完整，它缺少了乐舞。而乐舞是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一般是不可或缺的。
新汉九锡礼与汉魏九锡礼最大的不同是，汉魏九锡礼对所赐每一礼的意义作了诠释。这些诠释全是围绕被赐者的德行功业展开的，基本上每一礼对应于被赐者的一种美德与一项业绩。如车马之赐是为了嘉奖曹操以礼安民的功绩。衣服之赐是为了嘉奖曹操因实行“劝分务本，穑人昏作”与“兴屯田”政策而带来的国家“粟帛滞积”，农业经济发展的功劳。“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
所以乐舞之赐是为了奖励曹操“敦尚谦让，俾民兴行，少长有礼，上下咸和”的德行。朱户之赐与曹操重视教化四方的功劳相连。纳陛之赐则与曹操“官才任贤，群善必举”的用人政策有关，而任贤使能是“思帝所难”，故以纳陛赐之。虎贲之赐则是因为曹操担任“秉国之钧”的宰辅，他能够“正色处中”，铲除奸佞与邪恶，所以要有虎贲这样的侍卫亲兵作为除暴安良的前提。斧钺与司法相联系，赐斧钺是对曹操严厉惩处作奸犯科者的嘉奖。
弓矢用于疆场，所以弓矢之赐是对曹操“掩讨逆节，折冲四海”，平定各地割据势力的奖励。秬鬯为祭祀的醴酒，祭祀要恭敬心诚，秬鬯之赐则是对曹操“温恭为基，孝友为德”的赞美。通过殊礼与功德的比附，来论证曹操享受逾越人臣之礼的特殊待遇九锡礼的合理性。
九锡礼从西汉末年汉新禅代时的初创到汉魏禅代时的具体运用，中间有东汉初年《礼·含文嘉》对其完善与定型作为嫁接。曹操所受的九锡礼就是采用《礼·含文嘉》的模式，为了减轻政治舆论的压力，使曹魏公国的建立能够名正言顺，故采纳了来自于先秦典籍，托名于《礼·含文嘉》的九锡制度，这为魏之后历代相踵袭。
后世的受禅者在模仿汉魏九锡礼时，基本上丢弃了王莽在这方面的开创之功，他们动辄称颂汉魏故事，而从不提及汉新故事，这与后世只承认汉魏禅代而否定汉新禅代的传统有关。
曹操为何要通过加九锡来完成易代鼎革呢?其一是王莽开创先例，曹操受九锡无非是循汉新故事；其二是考虑到古代社会国家机器的重要职能是祭祀与征伐，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九锡则完全体现出这二大功能，九锡中的虎贲、弓矢、鈇钺、秬鬯与祀、戎紧密相连。
《白虎通义》卷三云：“能退恶者赐虎贲，能诛有罪者赐鈇钺，能征不义者赐弓矢，孝道备者赐秬鬯”。获九锡者既可代表天子征讨叛逆、不臣，亦可以天子名义祭祀上帝。《礼记·表记》云：“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以此观之，只要获得九锡，亦即掌握了“国之大事”。当然，与祭祀相比，征伐之权亦即兵权更为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加九锡即是执掌杀伐征讨之权。当然，九锡并非人臣之常器，它绝不是人君对人臣的恩宠与赏赐，而是旧朝国祚气数将尽，君主大位难保的征兆。
当然，只要不是低能白痴，凡为君主者绝不会不懂得掌握兵权重要性的这个简单道理。以制度而言，人主早就把兵权操之于己手，战国时期出现的虎符既是明证。然而，东汉王朝“自安帝以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汉献帝时，“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
自董卓、李傕、郭汜作乱后，汉献帝流离颠沛，无处可依，惶惶如丧家之犬。还是曹操将献帝迎至许昌，其才有了安身立命之所。可见，献帝能保住性命及皇帝名号已是万幸，何谈控制兵权。
从表象上观，加九锡与禅让似乎是新旧王朝以和平方式交接政权，但其背后隐藏着的是武力威慑。曹操父子仍是以武力夺取政权，只不过是以禅让的方式给自己披上合法的外衣罢了。
前文曾引钱大昕的观点，他认为，自秦以降，“禅让”同“征诛”并无“正否”本质上的区别。正如十六国时期，韩桓对前燕大将慕容廆说：“宜缮甲兵，候机会，除群凶，靖四海，功成之后，九锡自至。”一言以蔽之，只要“除群凶，靖四海”，即可获九锡，做皇帝。
这里，我们还要讨论一个问题，即曹操因何仅加九锡而无禅代，在离皇位仅一步之遥而裹足不前。千百年来，人们对这一历史现象困惑不解，试图探寻其奥秘的兴趣始终不解。曹操之所以迟迟不敢代汉称帝，说穿了，还是忌惮后人言其“篡位”，留下汉贼的恶名，正如司马光所言：“以魏武之暴戾，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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