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张居正，相隔数百年的两位改革大家相比较，各有千秋

北宋时，参知政事王安石主持的改革几经起落，斗争不断，被迫下野。政敌司马光上台后，废除了青苗法和差役法。王安石的新法竟然沦为奸臣蔡京搞政治斗争和贪污腐败的幌子。

明朝万历首辅张居正死后，考成法、废除学院和外戚封爵不得世袭等举措被取消，仅一条鞭法保留了下来，直到大明王朝灭亡。对于对改革家来说，目睹改革成果被传扬，应该重于自己的荣辱和生死。

王安石和张居正都胸怀大志，情系国家兴亡和民众疾苦，意志坚定，脚踏实地。他们都不喜欢空谈，能结合实际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他们的改革主要目的是富国强兵。

他们的共同点是具有非凡的智商和魄力，百折不回，坚韧不拔。王安石认为自己很聪明，张居正则认为自己很笨。张居正比王安石更懂得妥协和隐忍，更懂得尊重现有的规则，这是由宋朝和明朝不同的环境决定的。

宋朝重文抑武，宋太祖赵匡胤临终前交代后人，不得杀读书人和进言的人。因此文人吃喝不愁，不用担心掉脑袋，最多是流放，政治环境很宽松。王安石才华出众，自然就目空一切，反正也不会送命。王安石遇上宋神宗这个伯乐后，就一飞冲天，大展宏图。

相反，明朝的生存环境要恶劣得多。从明太祖朱元璋时代开始，杀大臣就是家常便饭。张居正进入翰林院之时，目睹了嘉靖朝内阁的血腥斗争。张居正为了生存，更懂得隐忍。你先得适应环境，等执掌权力后才可能改变环境，改变规则。

所以，张居正能成为内阁首辅，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过长期的等待和隐忍后，从高拱手中抢过来的。

两人看待政治和改革的眼界完全不同，王安石更加理想化。在他眼中，只看到宋朝的冗兵、冗员、冗费问题严重，看到税收制度不合理，老百姓生活艰辛，军队战斗力弱，这些必须改。于是他拿出了很多方案，强力推行。他认为只要按他的方案执行，就一定能把国家治理好。在和宋神宗探讨时，他不屑唐太宗、 魏征，满朝上下，只有他是正义的化身，容不得他人有半点反对意见，可以想象改革的难度有多大，效果有多差。

张居正则圆滑得多，他有多年的政治经验，他明白所有的问题，既然存在，就有其合理性。不看问题形成的原因和背景，孤立地去解决问题，注定是徒劳的。

因此张居正的改革，打着“恢复祖宗之法”的旗号，赢得道义上的支持。在具体措施上，针对弊端有所改进，但这改进，又都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多数不曾动摇旧有体制的框架。在实行过程中，逐步完善推广，及时解决问题和调整模式，这样反而使得自己的计划，得到了更好的实施。张居正曾经自称别无他长，但能坚持。能坚持的人，对于一切事，有计划，有布置，有安排，稳扎稳打，日积月累，久久为功。

张居正的政治打击手段比王安石快得多，也狠得多。但他更会笼络人，利用人，善于招揽各种人才，他的阵营比王安石的阵营要强大得多，有效得多。张居正善于利用高拱留下的王崇古镇守边关，潘季驯治理黄河。王安石则把司马光为代表的清流一党，当作自己最大的敌人，人为制造障碍，两党争斗你死我活，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

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是经过了二十年以上的磨砺，四十多岁各方面成熟后才开始变法的。

王安石在过去二十年里，先后担任判官、知县、通判，完成了一整套的新政改革，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让他充满了信心。以后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在全国范围内改革时，基本是他担任地方官经验的复制。地方工作经验丰富了王安石的才干，但拿到朝廷就不灵了。

在地方，他是政令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监督者，他有精力协调处理各方面问题。然而放大到全国，他就只能依靠数以万计的官吏来执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地方官歪嘴和尚念经，政策执行有偏差，悲剧不断产生，王安石却无可奈何。他只能空怀满腔的正义，无助地责骂那些下属。

张居正的二十年，一直身居权力的中枢，对于基层实务工作或许锻炼不会太多，然而作为全国改革的推动者，张居正更多学会了与人沟通，学会了协调各方面矛盾，尤其了解人事机构运行的弊端,然后尽可能减少由此引起的损害。张居正知道各级官吏的心态，设法威逼利诱，用看似简单实则有效地考成法，把数以万计的官吏整合成一台高效的机器，进而成为他各项改革的工具。这一点，王安石是压根没有想到的。

王安石清廉刚正，尽管官场上的人不喜欢他，处处碰壁，但毕竟有他的人格魅力。因此死后，他的评价和下场都比张居正要好。

王安石是名列唐宋八大家的“拗相公”，而张居正则是大明风雨飘摇的“救时宰相”。这相隔数百年的两位改革大家的比较，各有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