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养老制度的历史源远流长，《礼记·大道之行也》便直接把“老有所终”作为“天下大同”的重要标准。

而最早从西汉初开始，就有对老人的照顾与保障制度，这项制度确立于汉文帝时期，后来有所变更，汉代的养老制度是通过法律强制执行的，除了在经济上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群体进行赡养以外，汉朝还赋予了老年群体一定的政治地位和特殊权力。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单纯的抚养老人，也是为了构建起一个能够稳固汉朝统治的政治伦理秩序。

汉代的养老制度可以追溯到汉高祖二年，刘邦当时尚未统一全国，在战争时期，为了笼络人心，于是刘邦“施恩德，赐民爵”，下诏减免了巴蜀，关中地区平民的租税，同时“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毋徭戍。以十月赐酒肉。”但这并不是为了对老年人进行赡养，而是为了借助德高望重老人的威信稳固地方秩序，加强汉朝对这些地方的统治，虽然这个条例的推行局限于有名望的三老，目的也不是为了赈济贫乏，但他毕竟是打开了奖励老年人的先河，所以对以后养老制度的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到了文帝时期，终于正式确立起来了有关保障老年人生活的制度，文帝即位后下诏“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粥)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文帝在诏书里说，老年人应该接受赈济的，相关部门发的都是放了很久的大米，完全不符合我大汉以孝为先的宗旨，因此要求他们必须改正以前的恶习。这份诏书也说明了，其实文帝以前汉朝就存在着赈济老人的制度，只是相关部门执行不到位，以次充好，使得文帝下诏严格要求，并且以“令”的形式确立下来列为规定。按照《汉书.文帝纪》记载：“有司请令县道，年八十以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赐物及当禀鬻(粥)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文帝的诏书相比刘邦的诏令更加的详细和精确，而且目的也只是单纯的赡养老人，所以不限于刘邦时期的笼络人心，在内容上文帝比刘邦时期也更加详细，规定了具体的赏赐内容以及关于上次范围的限制，及“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文帝的后继者也在此基础上不断增大对高龄老人的优免力度，武帝时期再次强调“古之立教，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扶世导民，莫善于德。然则于乡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顺孙愿自揭尽以承其亲，外迫公事，内乏资财，是以孝心缺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为复子若孙，令得身率妻妾遂其供养之事。”武帝认为奉养老人是自古以来的圣贤之道，如今的老人们的子孙因为公务缠身以及财产的匮乏，不能够很好的尽孝道，因此下诏，九十岁以上老人不仅由官方供给粮食，同时他的子孙儿女也免除赋役，使他们可以全心全意的奉养老人。元狩元年武帝派遣使者巡行天下，再一次宣布“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鳏寡孤独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对于年龄九十岁以上以及一些孤寡妇孺，送帛和絮，在正常的赈济之外进行特殊的照顾。

除开普通的赈济以外，汉代养老形式上最具代表性的制度莫过于王杖制度，王杖制度起源于西周时期的“授几杖”，两汉时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道：“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哺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王杖长九尺，端以鸠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在出土的《王杖十简》中记载，持王杖行走者可以自由出入官府，行走在驰道上，经商的可以免征商税，而且可以像当年跟随高祖皇帝打天下的山东父老一样终身免除赋役，不过其实八九十岁已经是相当于半条命埋到土里了，赋税收不收，也享受不了多久了。

对于王杖所赋予的特权，在《王杖十简》中有这样一则记载，说是云阳白水亭长张熬因为殴打持有王杖的人，让他去打扫街道，结果被平民王汤告发了，于是按照法律规定要把殴打王杖持有者的亭长斩杀弃市。当时的汝南太守觉得就是打人，也没出人命也没打残，直接死刑是不是太残酷了？于是就上报廷尉询问能不能修改判决，廷尉也不敢自作主张，就上报给宣帝，宣帝表示你们这种事都问我？王杖代表皇帝赐予的权利，你打人就是打皇帝的脸！九五之尊的脸都被你抽了，你不死刑谁死刑？于是宣布直接死刑处理，因此殴打持有王杖者死刑从此就成了法律的硬性规定。

但是王杖制度也并非是能够照顾到所有高龄老人，他主要是为乡县三老，汉朝的三老制度始于高祖时期，刘邦让各地选择年龄五十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美者”中一人为三老，三老虽然不属于国家系统，但这类乡官还是需要选取产生，并且有一定的资产要求，因此王杖制度虽然是对高龄老人的制度照顾，但是并没有完全覆盖所有的老人，有很大的局限性。

在王杖制度和赈济制度之外，汉朝还以社会为依托宣传养老文化氛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乡饮酒礼”习俗的推广，汉代帝王十分注重对敬老礼仪制度的推广，认为“乡饮酒礼”是正齿位、序人伦、尊长辈、平事端、睦乡里的传“孝”礼仪。因此在鸿嘉二年三月，汉成帝在太学之中亲自邀请博士和弟子们演示“乡饮酒礼”，东汉光武帝时期，著名的大儒伏湛请求光武帝推广“乡饮酒礼”，得到光武帝的支持。而汉明帝时期更是在全国各地推行此礼，这一礼仪突出的是对老人们年龄和地位的尊重，也是汉朝帝王们演示和推行敬老礼仪的主要形式。

而在汉代，子女赡养父母，除了是一种道德上的约束，也是一种法律上的硬性规定，如果不能子孙不能赡养父母，长辈有权将他驱逐出家门，然后剥夺属于他的土地供养父母。对于7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无人奉养的，按照法律规定可以由官府替他入户安排赡养。不仅如此，为了鼓励社会以孝为先的风气，汉代对于大孝子的鼓励十分到位，对他们特别的突出的孝行也会给予表彰，以此促进整个社会孝道的风气。

对于不尊重老人，不重视孝行，不服丧，假借孝行之名出名博取仕途的投机分子也会严惩，有悖人伦者比之大逆不道，将伦理道德和制度法治充分结合，让人们对老者产生敬畏之心，把法令制度转化为平民百姓们内在自发的道德行为，推动社会道德公序良俗的有序发展。

这些制度和体系的建立有力的维护了汉代封建统治秩序，促进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对于汉朝发展有着积极作用，老人们将多年积累的智慧经验传给后人，古稀之年依旧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在历史文化，军事政治各个方面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