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爵位分为两种，一种分封给宗室，另一种分封给异姓功臣或者外戚。

宗室封爵的原则是，皇帝诸子分封为亲王，亲王嫡子继承亲王爵位，其他诸子则降等封王郡王，郡王嫡子继承郡王爵位，其他诸子再降等袭封镇国将军，以此类推，接下来是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和奉国中尉，虽然后期朱元璋的子子孙孙不断繁衍，宗室人数庞大，但是这个封爵的体制或者标准一直都没有发生变化，被严格的遵循着。

朱元璋像

但是，分封给异姓功臣和外戚的爵位则不然。在明朝，分封功臣的爵位分为公、侯、伯三等（去除了中国传统五等爵位之中的子爵和男爵），明初规定：“凡爵非社稷军功不得封”，所以一开始明朝对于封爵一事还是非常慎重和严肃的，只有社稷之功或者有军功之人才能封爵。在朱元璋时代，封了六个开国公爵：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郑国公常茂，在开国那么多的元勋中，只有这六位位极人臣，获得顶级的爵位，甚至连朱元璋的亲密战友汤和都未能位列公爵，而神机妙算的刘伯温也只位列伯爵，可见朱元璋时代封爵的严肃和谨慎，封爵严格遵循了“非社稷军功不得封”的标准。

徐达像

而后朱棣在靖难之役中战胜了侄子建文帝，抢下了大明江山，为了表彰这些为自己卖命的文臣武将，朱棣又分封了一批爵位，被称之为“靖难功臣”，原燕王旧臣丘福、朱能被封为公爵，张玉、陈亨被追封公爵，另有13位燕王旧臣被封侯爵，12位燕王旧臣被封伯爵，以这些燕王旧臣的功绩论（虽然不见得光彩，但是对朱棣却是实实在在的功劳），封公封侯不为过，而且总数也不过三十余人，说明对封爵的控制依然十分严格。

靖难之役

但是随着王朝的慢慢延续，这个标准变得越来越松懈。比如明英宗在夺门之变后将参与的功臣石亨，起初因战功进封武清伯，后又因夺门之变被封为忠国公，前者因战功而封，无可厚非，但是后者却因政变而封，难道是“社稷”之功？勉强说得通，但是此时的爵位已经丧失了原本的意味，变成了利益的交换。与此类似的还有同样参与夺门之变、因此功被封为武功伯的徐有贞。

夺门之变剧照

而到了崇祯年间，这种现象有更加恶化的迹象。崇祯在位期间，内忧外患，大明王朝在农民军和清军的双重折腾下逐渐走向了死亡，而崇祯皇帝对大臣的控制力也逐步下降，尤其是那些手握兵权的武将们，无奈之下，崇祯皇帝只能用爵位来“收买”他们。

在李自成逼近北京时，崇祯皇帝无奈之下令吴三桂放弃关外土地入关勤王，为了勉励吴三桂，“三月封三桂平西伯”，崇祯皇帝此时以伯爵加封吴三桂并非其有军功或社稷之功，只是希望他能够率领关宁铁骑迅速回京勤王，并不是事后论功行赏，而更似一种利益交换。与吴三桂几乎同时受益的还有山东总兵刘泽清，三月十八日，“揭上，封泽清东平伯”，在北京城破的最后时刻，崇祯皇帝还发出了一道封伯的谕旨，用意同样也是“临清地近可虞也”，在崇祯和大臣看来，刘泽清的驻地离北京也很近，是可以依靠的另一支力量，但是很可惜，这道谕旨根本无法发出，而刘泽清也根本无意入京勤王。

而当崇祯皇帝在北京自尽之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继位，史称弘光帝。弘光继位之后，封爵更加泛滥，江北四镇因为武力支持福王登基，立下“定策”之功，史可法为了讨好四镇军阀，上疏弘光帝建议设立“江北四镇”，并为四镇请封，“黄得功已封伯，似应进侯；杰、泽清、良佐似应封伯”。果然，不久，高杰等四人分别晋封兴平伯、广昌伯、东平伯和靖南侯，而这四人在此时根本毫无建树，四人不过是收拾了一些南下的残兵败将，因为清军没有南下而拥兵自守而已，弘光帝加封四人不过是对他们拥立自己为帝的感谢罢了，于社稷并无半点功劳。

江北四镇

吴三桂降清之后，弘光朝廷对此并不知晓，他们以为吴三桂只是邀清军入关协助“剿匪”而已，所以弘光登基后还“封关门总兵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公”，但是此时吴三桂已经是清朝的平西王了，所以根本不会在乎明朝的公爵了。

吴三桂降清

而到了南明最后一位皇帝永历帝年间，爵位泛滥更加不可收拾，有点军队就可以封个伯爵、侯爵，公爵也不是什么稀罕物，甚至连从不赐予异姓功臣的王爵都已经不再神秘和高不可攀，而且受封王爵的还是之前反对大明王朝的反贼。

清军入关之后，张献忠在与清军的战斗中战死，大西军的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等人的率领之下进入云南，并以此为根据地休养生息，数年之后孙可望率领大西军余部改弦更张，转而联合南明共同抗清，但是孙可望希望南明永历政权将其封王，以便确立自己在大西军中的领导地位。

虽然永历帝和朝臣们希望坚持原则，不加封异姓臣子为王，一开始只同意封孙可望为公爵，但是此时一个小小的公爵已经不可能满足兵强马壮的孙可望了，孙可望坚持要求永历朝廷册封自己为“秦王”，而这让永历十分为难，毕竟“秦王”不仅仅是个王爵，而且是亲王，还是亲王中最为尊贵的称号，但是无奈形势不如人，最终永历帝还是默认了孙可望“秦王”的封号。而这个头一开，后续诸位武将的封号也随之水涨船高，大西军第二号人物李定国被封为“晋王”，而大西军中的第二流人物白文选也被封为巩昌王，而其余公爵、侯爵则已不可数。

李定国像

永历帝的滥封固然是因为形势所逼，而且在此时，对于出于末路的南明朝廷来说，这也并非全然无益，但是显而易见，明朝初期定下的封爵体系，此时已经被破坏无疑了，也许这正是一种新秩序的建立过程，可惜这也未能挽回大明王朝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