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也有一套年度考评基层官员的制度，但“考语”可不是一味的“政治上坚定，有驾驭全局能力……”之类的话，相反，不少写得“恶狠狠的”。略举几例：顺治十六年对安徽歙县县丞金起元的评语是：“本官查履历年开六十二岁，而朽迈不堪任事。”

乾隆

二年考核浙江严州府经历国鹏的结论是：“本官躁妄轻浮，嗜酒狂悖。”同年，济南府德平县教谕王御日的“鉴定”是：“本官躁妄暴戾，动辄辱詈士子，有忝秉铎之任。”乾隆九年对湖南善化县教谕毛大鹤的考评结果是：“本官不守官箴，全无师范，难居司铎之职。”乾隆十三年对直隶临城县知县张光华则如是说：“本官性本迂拘，人复软弱，生监胥吏不能弹压，难胜民社之任。”同年福建省汀州府归化县知县王道又获如此“考语”：“本官才识钝拙，不谙吏治，难司民牧。”这一年对直隶邢台县巡检王紫垣的评价更是一针见血：“本官不守官箴，时与村民往来，笑谈狎玩，全无体统。”

清王朝正处于上升时期，必然要从严治吏。因此，这些“恶狠狠”的考评还是应该赞扬的。他们不仅考察官员是否“政治上正确”、紧跟大清皇帝，而且还包括人的本性，连“嗜酒”这样的“生活小节”也被提溜了出来，“躁妄轻浮”、“迂拘、软弱”一类的“性格特点”也不放过。如此注重“细节”，假如某太守养了一百零八个情妇，某知县动用数千万両银子到境外豪赌，某州官常常狂饮至酩酊大醉还公开吸毒，诸如此类的“小节”，窃以为断不会发现不了。这样不怕得罪人的考评，才是真正的对朝廷负责。试想，若让一个“躁妄暴戾”或“性本迂拘”的人长期执政一方，皇家的执政力和公信力必然直线下降，势必要催生出一批批“刁民”和“群体性事件”。这样的考评也是真正的对官员负责。官员最怕谁？既不是大清律条，更非治下子民，而是上司。当其邪恶初露或欲泛滥时，由其“最怕的人”对其猛敲警钟“恶狠狠”一番，至少可以遏制其堕落速度。否则，若是待“情妇团队”造反或被小偷“揭露”了出来，而此时的官员往往已经烂透了。丑闻天下皆知，甚至不得不杀头，这才是对官员的极不负责。至于黎民因贪官而饱尝的灾难，那可真的如“江河水”了。犯罪啊！

这样的考评一直坚持到晚清。

光绪

十八年，河南有些官员又“享受”到了类似的评语：新察县教谕曾之棨：“柔懦反复，不堪司铎。”阳武县知县宋安书：“识见迂滞，难膺民社。”夏邑县县丞周镇西：“办事任性，不洽舆情。”一项“从严治官”的制度能持续近三百年，还是不容易的。

但是，它在延续中的结果又如何呢？著名学者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这样写道：“自乾隆朝后期以降，吏治已经大坏。当官的目的，在于发财。仅凭薪水过活的官员，恐怕拿着放大镜也找不到。”贪腐各有门道，文官借征粮征税主持科举去搜刮，武官则靠克扣兵饷、吃空饷和贪赃枉法而自肥。有的军官见上级的门包，也是来自兵饷。林则徐革职后曾向人说到，粤营水师年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九，都靠鸦片走私。吏治腐烂如此，岂不是对天朝考评制度的莫大讽刺！其实，这样的“讽刺”并不难理解。大清的体制是“主权在朝廷”，官员的任命和监督均来自紫禁城。考评的铁律是上“考”下，官“考”官；京城“考”州府，大官“考”小官。作为吏治直接和最终承受者的老百姓，对之没有任何置喙的机会和权利，人民只能作为被“牧”的对象而存在。仅这一条，就注定了再“恶狠狠”的“从严治吏”，再绞尽脑汁的新规新律……多只能图一时的热闹，或收一时之效。最终都无法阻止整个吏治走向腐烂。这也算大清对后世的一个“贡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