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入关后，给予了旗人在政治上的特权，这些八旗子弟们不需要像汉人那样要寒窗苦读，他们入仕相对简单得多。一般而言，旗人入仕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充当侍卫，二是充任笔帖式，这一文一武皆可登上权力的高峰。

应该来讲，旗人只要是稍微有点出息，就可凭借笔帖式和侍卫直接而快速地升迁。清代许多旗人大学士以及高级官员都是通过这两个途径高升的。但让人奇怪的是，和珅也是旗人，为何他在考取科举失利的情况下，却没有获得笔帖式的优缺，甚至是高一级的侍卫？这里面就有值得探讨的原因了。

清代笔帖式考试有一定的程序，除了进行文化考试外，如能翻译汉文，兼字画端正，一般都会录取。不用想，以和珅的才学应付满洲人简单的考试自不在话下，至于弓马骑射，也许和珅并不擅长，但对于简单的考试应该也没有问题。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没有得力的权势人物的扶持，再一个就是家境贫困，没有活动资金。

大约在乾隆三十三四的时候，即是和珅开始步入官场的关口，他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因为他的父亲常保的职位并不高，所得俸禄有限，养活一家老小已经不算宽余。何况，常保又是死于任上，需要花费一笔不小数目的银子运回北京安葬，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另外，从和珅婚后数年一直没有生育的情况也可以看出，当时和家的经济状况确实不乐观。

清人包世臣在他的《中衢一勺·郭君传》中，有这样的记载：

和珅的外祖父嘉谟担任河库道员（正四品）的时候，和珅因贫穷无以生计，经常派仆人刘全，徒步往返五千里，前往嘉谟衙署借钱。有一次，刘全前去借钱，嘉谟只给了五十两银子。当时，有个叫郭大昌的人正好是嘉谟的下属，他与刘全喝酒喝得高兴，就对刘全说：“看你的相貌，很快就会大富大贵，为何要做人家的奴仆如此受苦呢？”于是他也奉送了五十两银子。

不久，和珅又因家庭花费不及，再派刘全求嘉谟资助三百两银子。嘉谟听后大怒，把刘全赶走。刘全没有借到钱，和珅不得已自己前来求嘉谟，不料嘉谟知道和珅的来意后更为恼怒，甚至想治和珅私自出京（旗人出京需得到批准）之罪。

郭大昌于是权嘉谟说：“下官见和郎将来富贵应当在大人之上，大人千万不要因其贫而慢待他，况且是外祖父以三百两银子帮助自己的外孙，此事甚小，何苦恼怒如此呢？”嘉谟不高兴地说：“既然你如此看好和郎，为何不自己掏钱帮助他呢？”郭大昌说：“大人您不资助和郎，下官如何敢自己资助他呢？”

嘉谟无奈之下，掏出三百两银子给郭大昌说：“今日就替我把他打发走！”郭大昌于是将和珅招至酒楼招待一番，酒足饭饱之后，郭大昌握着和珅的手说：“你不日即将大贵，希望富贵后不要忘记今日之情，多为天下穷困百姓请命。”随后他又为和珅购置了车马，又出资三百两作为和珅返回京城的费用。和珅对此自然是感激不尽。

数年后，和珅以户部尚书升任军机大臣，陪同乾隆皇帝下江南，来到红花埠，他想起当年郭大昌的帮助，就派刘全前去见郭大昌。而郭大昌对刘全说：“我当年之所以帮助你家主子，是爱惜你家主子有才华，而今却招权纳贿，成为赃吏逃人的保护伞，毒害百姓，我恨自己当年没有鼓动嘉公将你主人治以逃旗外遣之罪。你们主仆二人大祸即在旦夕，且无死所，千万不要拖累我。”

据考证，嘉谟出任南河道员一职正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以上所说的应该发生在乾隆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间。再考《和珅列传》的记载，乾隆三十四年和珅承袭父亲的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乾隆三十七年挑选为粘杆处的侍卫。

和珅在办理这些事情的时候，自然需要花费一大笔银子，因此这个记载应该是可信的。或许和珅是因为这一段无权无势又无钱的痛苦经历，才让他对权势、金钱产生出强烈的渴望。即便不是如此，经过这次教训，和珅对权势、钱财应该有了更深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