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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明代嘉靖年间东南沿海的倭患问题，一直以来就有很多争论，现在网上对于倭寇最大的争论就是关于倭寇的成分问题。主流的观点都认为倭寇大部分是由中国沿海的居民组成的，而中国人在倭寇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这一观点的主要来源是由《明世宗实录》中记载的“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的说法演变而来，那么这一观点究竟是否正确呢？难道真的倭寇大部分其实就是中国人在劫掠中国人吗？这就是我们接下来需要去讨论和辨析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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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虽然在嘉靖时期才成为了明朝最为严重的祸患，但是其实早在元朝时期就有倭寇在中国大陆沿海进行劫掠了。当时日本海盗不仅劫掠商船，还从海岸登陆，在濒海郡县地区连年烧杀抢掠，元朝军队对此束手无策。

到了明朝洪武时期，由于国家初定，各地政权不稳，治理困难，给了倭寇更多的可趁之机。在洪武永乐年间倭寇屡次进犯大明沿海，给明朝造成了极大的国防困境。

彼时太祖太宗多次派人出海搜捕倭寇，获得了大量的倭船，倭刀，倭弓之类的战利品

“获倭船十二艘，生擒一百三十余人，及倭弓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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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说明此时的倭寇应该基本都是所谓的真倭无疑，当然，也不乏沿海奸民加入其中，像台州黄岩县的海盗张阿马就多次给倭寇当带路党，引导倭寇进入中国大陆沿海抢劫，但比例应该说是相当少的。

而且同时期的朝鲜王国也多次受到倭寇侵扰，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些人大多为真的倭寇，如果是中国沿海居民，显然是不愿意跨海跑到朝鲜半岛那么去抢劫的，只有从日本跨海而来经过朝鲜的日本人才会有这种心思去劫掠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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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以来严重的倭患问题在经过明朝洪武，永乐年间两代人的强力打击下，基本就已经在中国大陆沿海销声匿迹了，东南地区海静波宁的局面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直到嘉靖年间。

由于嘉靖二年，宗设和宋素卿自日本来华因为商贸问题以及使者真伪的身份问题起了摩擦，宗设一怒之下在宁波大肆烧杀抢掠，爆发了著名的“争贡之役”，导致明朝不愿意再和日本有贸易往来，于是就关掉了市舶司。

但是泛海贸易的暴利打动人心，沿海的中国平民就经常私自出海到舟山一带和日本人进行商务贸易。日本五岛倭人和中国沿海江浙闽的商人都来此交易，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海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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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商人身份和海盗身份兼有的日本人来到中国沿海贸易完之后经常还要再去陆地上抢一票，使得明朝沿海国防治安问题十分严峻，因此朝廷为此就加强了“海禁”政策，“严通番之禁”。

这就导致了中国沿海居民极少能再前往舟山贸易，而贸易利润得不到满足的日本商人海盗们纷纷露出了凶狠的獠牙，直接通过抢劫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同时期中国沿海走私的海盗和奸商们也和倭寇勾结，倭寇以他们为向导入侵中国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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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很多记载都认为东南倭患“类多中国之人”

郑若曾的《筹海图编》就记载：“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大略福之漳郡居其大半，而宁绍往往亦间有之，夫岂尽为倭也？”

郑茂的《靖海纪略》也说：“倭人秃头鸟音，不满二三百，余皆宁、绍、漳、广诸不逞之徒。”

归有光的《震川集》记载：“访得贼中海岛夷洲，真正倭种不过百数，其内地亡命之徒固多，而亦往往有被劫掠不能自拔者。”

这些记载貌似都在像我们说明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那就是倭寇其实大多是由中国人组成的，倭患问题实际上是由沿海刁民假借真倭旗号行抢劫之事的闹剧。那么，真如他们所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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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些记载为了吸引眼球，刻意夸大沿海奸民在倭患中所起的作用，以达到耸动视听的目的，并且不乏将个别特殊案例当作普遍情况叙述的例子。

我们就以《世宗实录》中记载的“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为例，来详细分析一下这段话所产生的背景。

这句话完整的记载是：

“是时，海洋并岸诸岛多栖寇舟，有真倭阻风泛不获归者，有沿海奸民抢江南旋侯来岁倭至者，未几，南日寨复有三舟登岸，（张）栋、（董）士弘击之，引去，擒贼数人，皆真倭。比泉州州兵巡海，攻贼于石圳澳深泥湾处等处，凡再战，擒贼四十余人，则皆浙江临海、福建漳浦、广泉揭扬等县人，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

在这条记载中我们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关于盘踞沿海岛屿的倭寇船只，可以看出，当时大多“真倭”的船只都已经返回日本了，继续留在沿海的“真倭”，则是因为受季风阻碍，被迫滞留在沿海岛屿，而这些人，明显只是“真倭”中的一小部分。

其次就是沿海奸民也居住在这些海岛上，他们等着下一年倭寇来犯然后他们好跟着一起抢劫，这里的“来岁倭至者”必然就是“真倭”了。

戚家军鸳鸯阵详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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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编修《世宗实录》的人说出“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的话语，则明显对沿海奸民的感叹，而非切实的统计，并且由于“真倭”大都泛舟离开，他的感叹明显有些以偏概全。

而另外则有很多史书记载，指出倭寇大都来自于日本而非大多是中国人。

《续文献通考》中就记载到：“前之入寇者，多萨摩、肥后、长门三州之人，其次则大隅、筑前、筑后、博德、日向、摄摩、津州、纪伊等岛，而丰前、丰后、和泉之人亦间有之。”

《筹海图编》也记载：“审得入寇海贼俱系日本所属野岛小夷，被中国逋逃之徒纠同打劫”，“倭人还舟，遇船即劫，遇人即杀，至其本国，道中国劫夺之易，遂起各岛歆慕之心。”

《明史》也记载：“王直初诱倭入犯，倭大获利，各岛由此日至。既而多杀伤，有全岛无一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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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跨海而来大量入侵中国的倭寇，由于语言问题基本没人知道他们姓甚名谁，中国史书也很少记载这些“岛夷”，反而是倭寇用为向导的汪直，徐海等人却被史书记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国人名字易记，而真倭名字反而由于语言不通很少为人所记录在案。

《倭变事略》就很明确记载了由于语言不通导致“真倭”难以确认的状况。

“时备倭把总指挥王应麟率本卫骁兵数百而出，贼见我兵不敢动。王遣陆路指挥王彦忠率兵百余，至船询所以来，而译言莫通。”

当时有名的倭寇头子有徐海的盟友辛五郎，和辛五郎一起被抓的又密之摩多，许公四飞，过柴由门等人，然而这些叱咤沿海的倭寇头子在史书中却基本无载，只有在赵文华的奏疏中才能知道他们的名字，更多的“真倭”则由于不如上疏这些倭寇首领有名而名不见经传。

在《倭变事略》中记载了多起倭寇侵犯事件，然而倭寇都以“八大王”“二大王”“倭酋”“红衣渠魁”等词语代指。可想而知当时验明倭寇真伪身份并且记录下他的名字事迹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嘉靖三十六年随汪直进犯沿海的倭寇头目有四十多人，最终留下姓名的仅有善妙一人，其余倭寇小喽啰的部队更是无从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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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期浙江布政司以大明朝廷的名义宣谕日本，希望日本岛主能够约束手下的海盗倭寇。而当时日本山口，丰后等岛屿的领主源议镇加强监管后，次年来犯倭寇真的少了很多。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倭寇的确主力是日本的“真倭”，而非是中国人。

俞大猷在《议处日本贡》中写到此事：“赍去浙江布政司宣谕明文，转行各岛，禁戢过海为盗之倭，亦甚严切，今岁入寇之贼数较少，是其验也……今源议镇……能禁众倭之侵，今岁扬州之贼虽有数千，又直、浙沈家门等处屡有小警要之比诸前岁江北、江南共有数万之贼，似亦小绥而源议镇输款效劳之功、诚有不可掩者。”

从这一系列的记载说明，足以指出，日本人，即“真倭”才是造成倭患如此严重的主因，而并非是中国人假作倭寇自己劫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