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的失败存在其必然性。众所周知，改革必然会触动某一阶级的利益，“庆历新政”无疑就牺牲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利益。

早在宋太宗时期，就制定了安养士大夫的国策，他们认为“重武轻文”对国家统治有很大的危害，为了避免五代十国时期的分裂局面再次出现，特意采取了重用文人，实行“更戍法”的措施来维护统治。因此新政动摇了统治基础，自然会引起社会上层的不满，所以最终导致宋仁宗下诏取消了新政。

当然还有宋仁宗的个人原因，

新政末期罢黜范仲淹直接原因是大臣们对于他的指控，相信宋仁宗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对于范仲淹的上奏，只不过是朝堂中的互相攻击，但是他的确认为带过兵的范仲淹，有些功高震主，从他的内心来看，他不可能允许范仲淹在的影响力超过自己。

一、统治者的自身原因

（1）宋仁宗态度摇摆不定：

无论是哪种改革，皇帝对于改革的态度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改革成败与否的关键。一开始宋仁宗对改革充满信心。到了后期却听信了小人谗言，加上他本身性格就优柔寡断，新政就在他的犹豫之中逐渐流产了。

新政失败的直接原因是反对派攻击范仲淹，韩琦等人结为朋党，这为宋仁宗终止改革提供了借口，从这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除了保守派的反对阻止了改革的正常运行以外，皇帝的内心不再对改革的前途充满希望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改革后期，宋仁宗对于范仲淹，欧阳修等贤能的大臣，不仅不相信，甚至还常常猜疑防范，那些忠君爱国的言论也被怀疑是结党营私、心怀叵测。宋仁宗自身的昏庸，无能优柔寡断，给了朝堂中的小人进谗言的机会，阻止了新政的正常运行。

（2）改革触动了封建皇权：

当时的宰相曾联合大臣，暗中串通，指责范仲淹拉帮结派，结党营私，这可以说是触动了封建统治者的政治痛点，之后宋仁宗在朝堂上曾经问各位大臣，“君子难道也结党吗？”范仲淹竟然坦诚的回答，“在朝廷上正、邪两党也是一样”。这无疑直接告诉宋仁宗，自己有在结党营私。

这个可以说直接触动了宋仁宗的底线，在朝堂内反对改革的声音的推动下，宋仁宗为了维持自己的专权统治，下令将范仲淹逐出中央政府。

二、改革派内部的问题

作为改革派领袖的范仲淹，已经有了28多年的政坛生涯，从地方到中央，对于官场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他早已了然于心。在地方上他兴利除弊，在对外上，他成功的抵抗了西夏。因此从领袖方面来看，他绝对能承担起改革大业。

根据当时的社会现象，他把整顿吏治作为问题的关键，他这样做可见其眼光之大，当时北宋政府最大的缺陷就是，官员的膨胀和管理的腐朽。在这种状况下，造成了行政效率低下的局面。不过在实施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1）缺乏对现状的认识：

改革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们对复杂的现状认识不足，准备也不够充分，尤其是在对于人才的培养方面，并没有看到整体的趋势，只是因为现状就让官员仓促上马。

（2）改革的针对性可行性不足：

在改革吏治时采取的是过去的官员考核制度，这些制度对于“积弊”已久的北宋来说，远远不足，收效甚微。

改革派试图在科举制度上进行改革，把策论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但是出现了很多考生争相前去公府侯门做幕僚，偷听这些大臣对于时局的看法，到了考试时直接作答的现象。

这也是改革派没有想到的现象。并且这项措施借助宋仁宗短短几个月之内就在全国实行开来，过于急躁，导致地方在实施时完全缺乏科学的步骤，很难达到预想的效果。

（3）改革缺乏统筹规划：

从《答手诏陈十事》，我们可以看出改革，最先进行的就是整顿吏治，这个顺序最在很大的弊端，这样做严重触犯了守旧派权贵的利益，给改革带来了极大的阻力。

除此之外，新政的其他几条，也没有对症下药，所涉及的只不过是对社会影响不大的地方。而真正能够让国家富国强兵的措施却放在了改革后期，这就导致了这场改革付出的代价极大，成效却极其微小。

（4）实施机关能力有限：

负责实施的官员是范仲淹在京城中选派的转运史，他们负责到地方整顿吏治。在对地方的考核时，这些官员有专门的评价标准，他们负责整理上报个范仲淹，之后范仲淹负责筛选。在这种实施过程下，他们到地方反而加重了腐败之风，进而导致全盘失败。

总而言之，这场改革的失败和改革派内部过于主观，缺乏周密的部署和对于全盘的考虑有极大的关系，这也难免导致新政在推行上遇到很多麻烦，最终破产。

三、守旧派势力的顽强抵抗

宋仁宗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极其严重，不过皇族依然掌握着绝对的势力，即使当时财政危机严重，但是由皇帝直接掌控的内库依然十分充足。

相较于北宋之前的王朝来说，北宋时的政治已经十分成熟，各项政策也在进步中变得完善，这虽然让北宋王朝能够稳定下去，但也为改革带来了强大的阻力。尤其改革侧重于整顿吏治，这对于整个官僚机构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在利益的驱动下，这些顽固势力顽强抵抗。

（1）因循守旧意识根深蒂固：

北宋时，官员的社会福利很高，所以士大夫在面对已经陷入泥潭的朝政，并没有反抗意识，更不要提改革了，朝堂中的上级官员对于中下级地方官吏的诉讼视如不见，庞大的官吏体制缺乏切实的考核制度，很多官员成年上月不理朝政。整个朝堂笼罩在太平盛世的幻觉之中。

恩格斯曾说，“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当时的宋王朝，就处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即使经济制度能够发生改变，但这种因循守旧的传统意识是很难被改变的。

（2）上层官僚的反抗：

范仲淹在改革时，对于不合格的官员毫不客气，这触动了整个利益集团，于是，地方官员纷纷与上层官员、太监相互勾结，组织力量准备铲除范仲淹集团。

在经济方面，监察御史梁坚，曾弹劾滕梓荆，张亢贪污机要费用，这两个人一向被范仲淹看重，是新政最坚决的支持者。机要费用是皇帝批给官员的一笔激动银两，在使用上的政策并不是那么严厉。

滕梓荆过去曾经批评过宋仁宗好吃好喝，让宋仁宗下不来台过，所以皇帝心中难免有些记恨。范仲淹看到之后不惜辞职，为这两二人辩护，但梁坚也以辞职要挟，甚至还拉拢了另一个与范仲淹作对的大臣御史中丞王拱辰。最终滕梓荆二人被贬，范仲淹失去了两个助手。

总结：

虽然这场改革最终失败了，但是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这场改革，对当时的状况来说，是进步的，是正确的，并且也是有难度的。尤其是在整顿政治的方面，严重触犯了封建官僚贵族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反感，加上宋仁宗的昏庸无能，最终导致了改革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