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期，匈奴时常对汉朝北疆进行侵扰，严重威胁西汉社会的稳定和边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匈奴之患不止于一朝，秦朝时期，匈奴就不断南下骚扰边境，不过秦始皇派李牧镇守北部边疆，打的匈奴数十年不敢南下牧马。

但是匈奴机动性非常强，尽管李牧击杀匈奴十万余人，但因为无法除根，终究不能一绝后患。后来秦始皇又发动巨大人力物力修建长城，以抵御匈奴，但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汉朝初立，国力衰微，面对匈奴屡次进犯，各朝帝王均采取了和亲保平安的政策。到了汉武帝时期，为了维护国家边疆的长久安宁，让后世不再受到战乱之苦，他决心放弃对匈奴的和亲，转而实行积极进攻的政策，以求最终达到以武力求和平的目的。

汉武帝时期的对外用兵，主要是针对匈奴。从汉初和亲政策下的匈奴对汉边不断骚扰的态势中，我们就能够清楚地了解到，匈奴从来就不是一个愿意与中原和平共处的民族，它的存在，势必会是汉王朝国防安全的长久威胁。

和亲虽然能一定程度上缓和与匈奴之间的关系，但是“并不能根绝外患，因此，自高帝至景帝六十余年间，匈奴之祸仍史不绝书。……匈奴始终与汉帝国处于对立状态。”

正如桑弘羊所说：“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郡，……不备则侵盗不止”。为此，汉武帝在位期间，连续大规模地对匈奴用兵，甚至造成了后期民不聊生和国内动荡的局面。

即便如此，但是武帝实施战争的主观愿望和出发点是好的，他为的是安天下、逸子孙，为的是不袭亡秦之迹。对此，汉武帝曾做出过明确的表示：

太子每谏征伐四夷，上(汉武帝)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上(汉武帝)觉之，谓大将军青曰：“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肤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肤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

以上材料向我们清晰地展示出，汉武帝征伐四夷，是想“以逸遗”太子，为的是子孙后代能够过着更加和平安逸的生活。

汉武帝知道，“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大汉必然还将长期处于“四夷侵陵”的境地，为了加强国防安全，汉武帝也只好“出师征伐”了。

事实也充分证明，以战止战的行动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汉武帝对周边地区的征服，不仅扩大了汉王朝的疆域，也加强周边地区和民族与汉朝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关系。

对匈奴战争的胜利，更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建汉以来对匈奴被动局面，汉武帝对匈奴的打击和削弱，迫使在最后北匈奴西迁，南匈奴降汉；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汉武帝的征伐，消除了整个大汉王朝(也许还可能是之后许多朝)被匈奴侵扰的梦魔。

本着求和平的最终目的，汉武帝在使用武力攻击匈奴的同时，其实也并没有完全放弃采取谈判的形式。在经过汉武帝连年的对匈战争后，匈奴的军事实力大为削弱，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秋，(汉武帝)以匈奴弱，可遂臣服，乃遣使说之。”

根据阶段战争后汉匈双方的实力对比变化，汉武帝认为能够采取谈判方式使匈奴臣服，以维护边疆安全。

于是，汉武帝便派遣使者出使匈奴进行游说，但是，天不遂人愿，匈奴单于派遣来的使者死在了汉朝京师，使者的死亡自然让匈奴方面十分愤怒，最终使得这次和谈最终破裂。

之后，匈奴则继续寇边，而汉武帝也放弃了谈判，继续坚持不懈地继续对匈奴用兵，持续他的以战争求和平之路。

汉武帝的此次遣使说匈奴，虽未取得成功，但是我们依然能够从中清楚地了解到汉武帝寻求和平的愿望。

汉武帝为和平而战，不仅表现在解除匈奴的侵扰上，在对其它地区的策略上，也都这一思想的反映。

早在即位之初的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就曾派严助持节发会稽郡兵击闽越，而汉武帝此次发兵的目的，正是为了救助被闽越围攻的东瓯，因此，在得知闽越兵退，东瓯安全之后，汉军才没有继续进兵闽越，而是直接还兵了。

三年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攻南越边邑，南越王请求支援，刘彻派王恢、韩安国击闽越，对于淮南王对此次出兵的劝阻，汉武帝阐述伐闽越的意义说：“禁暴止乱，非兵，未之闻也”。

从汉武帝对淮南王的指正中可以清楚地知道，汉武帝此次出兵，为的就是“禁暴止乱”，促进和平，这也正应了他以武力求和平的战争观。

（参考资料：《汉纪·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武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