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滚时代潮流，是社会进退沉浮的无形推手，将每一个志士仁人、文臣武将，乱世贼子，都毫不例外地卷入了命运的波涛之中。

正所谓波平浪静练不出精悍的水手，动荡的环境才能铸造出弄潮的风流人物，当玄宗确信安禄山叛乱的消息后，正在心怀焦虑一筹莫展时，突然得到杨国忠的推荐，说是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如何英勇善战，如何带兵有方···足以堪当平叛大任。

杨国忠与封常清私交如何，是否有老乡因素夹杂其中，已无史料能够佐证。但正是杨国忠天花乱坠般的谏言，使得玄宗心花怒放，立即在华清宫召见封常清。从此又一位河东汉子，被推上了平叛的风口浪尖，也从此踏上了不归之路。

封常清（?—756年），蒲州猗氏（今山西临猗）人，唐朝名将，战功赫赫。他从小就是父母双亡的孤儿，只有外祖父一个亲人，后来外祖父因犯罪被流放到安西（治龟兹，今新疆库车）充军，担任胡城（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东）南门的守军。

封常清因为家乡没有了依靠，也只好跟着外祖父来到了安西。外祖父虽说是一个军卒，却颇喜欢诗书，希望小外孙能够有一技之长。但是由于交不出学资，便只好趁闲暇之时，在城门楼上教封常清读书识字。就这样，在外祖父的指导下，封常清每天都是清晨鸡鸣五更起床，一直学至夕阳染城时分，整整苦读十年，以勤为径，“多所历览”，积累了丰富的文化知识。

外祖父死后，封常清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因为没有依靠，又没有亲朋好友，封常清年过三十岁后，仍然是默默无闻，一事无成，便想到了去投军为生。当时安西四镇节度使夫蒙灵警战功卓著，声名显赫，于是封常清慕名而往，渴望投奔到他的门下。后来遇到夫蒙灵警的部下高仙芝将军，高当时任都知兵马使，英俊潇洒，文武双全，被誉为无敌将军。

高仙芝每次出征时，身边的随从多达30余人，个个精神抖擞，衣甲鲜明。封常清见之非常羡慕，便毛遂自荐，慷慨激昂地向高仙芝投书一封。但事不遂愿，封常清虽然才学不错，但是外貌形象却是极差，不但身材细瘦，而且短腿跛足，还是一个斜眼子，野史称其“细瘦、斜眼、脚短，而且微瘸”。高仙芝嫌他相貌丑陋，每每好言相劝，怎么也不愿意接纳他入伍随军。

封常清流淌着河东人宁折不弯的血性，又经受过西北戈壁沙漠的熏陶，所以性格倔强，翠劲十足。第一天失败后，他没有灰心，第二天再次去投书，一连碰了几次钉子，它却是愈挫愈奋，似乎是要碰不到南山不回头了。

高仙芝不胜其烦，说道：“吾已告你侍从已足，何烦复来讨扰！”没想到封常清听后大怒，高声说道：“常清慕公高义，愿事鞭辔，所以无媒而前，何见拒之深乎？公若方圆取人，则士大夫所望；若以貌取人，恐失之子羽矣！”说完扭头而去。

不过封常清怒火是发了，却也没有一走了之，而是软磨硬缠，一早一晚，准时守候在高仙芝帅府门前，长达数十天不辍。高仙芝看这个年轻人确实意志坚决，终于将其收为随从，封常清从此走上了戍边征战的生涯。

在高仙芝麾下当了几年的随从后，封常清终于等到了出人头地的机会。天宝初年（741年），达奚诸部落相继背叛唐廷，从黑山以北直到碎叶城（又称素叶城，在今俄罗斯楚伊斯阔叶附近）一带烽烟迭起，战乱频发。

玄宗闻后十分震怒，诏令夫蒙灵警率部前去平叛。夫蒙灵警受命后，派节度副使高仙芝为前锋，率2000名精骑自副城向北，直至绫岭下邀击叛军。达奚部因长途奔袭，人困马乏，尽为唐军所杀。

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作为高仙芝贴身随从的封常清，回营后交给高仙芝一份文书，其中详细陈述了这一次战役的军事部署、战斗经过，以及统帅对敌作战制胜的谋略，凡高仙芝想要说的东西，封常清都周而翔实地写了下来。不仅行文清晰，逻辑缜密，而且详略得当、文采斐然，令高仙芝等众将领“大骇异之”。

是金子终是要发光的，大军凯旋后，节度使夫蒙灵设宴犒劳众将士，鉴于封常清的杰出表现，高仙芝让其“去奴袜带刀见”，一身戎装出现在宴会上。判官刘眺、独孤峻等人好奇，争问高仙芝道：“前者捷书，谁之所作？副大使幕下何得有如此之人。”

高仙芝神情高傲地答道：“即仙芝侍从封常清也。”众人闻后皆呼惊奇，一致请求高仙芝，希望封常清能够一同入座。在高仙芝的引荐下，大家一见如故，畅所欲言，谈得十分投机，好像多年不见的旧相识。从此封常清声名鹊起，被上峰器重，不久后以破达奚之功，授叠州（治合川，今甘肃迭部）地下戍主，并且担任判官一职。

后来的几年里，封常清青云直上，一发而不可收，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随从，逐步成长为安西都护府的高级将领，并且成为高仙芝最倚重的心腹，后以军功累授镇将、果毅、折冲等职务。

天宝六年（747年），封常清再次随高仙芝出战，一举击败了依附于吐蕃的小勃律国（今克什米尔西北部）。这年十二月，高仙芝取代夫蒙灵警就任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也因从战有功，在高仙芝的保奏下，朝廷任命他为庆王府录事参军，“充节度判官，赐紫金鱼袋”。

不久后又加授“朝散大夫”，“专知四镇仓库、屯田、甲仗、支度、营田事”等职，严然成为安西唐军仅次于高 仙芝的“二把手”。

封常清办事果断，生活勤俭，公正廉明，率先垂范。他每次随军出征，或者乘驿出访时，都是轻车简从，侍卫只有几人，私马不过两匹。而且他秉持公道，疾恶如仇，赏罚严明，治军严厉，所以口碑极好，上下都皆敬畏，唯有一个人除外。这个人叫作郑德诠，是高仙芝乳母的儿子，负责着高家的全部内务，其母亲也在高府内宅里住着。在封常清任留后使时，郑德诠已为郎将，在军中的威望也很高，被高仙芝视如兄弟。也许正是如此，他对诸将官多是傲慢无礼，封常清每次办事回来，诸将都前去拜见，唯有郑德诠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样子。

有一次，封常清执行公务回府，郑德诠竟然骑在马上，耀武扬威地从他身旁走过去。按照唐朝法典，对上不恭者，罪该当斩。

郑德诠当时是怎样想的，现在似乎已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封常清有了想法，且不说是大大地伤了作为长官的自尊，仅仅为了树立威信，严明军纪，也应该是杀猴示鸡以儆效尤了。他没动声色，望着郑德诠的背影微微笑着，到了使院后，立即命令贴身随侍，秘密将郑德诠带进大厅，每经过一道门，就让人把门关住。

见面后，封常清从案后站起来，冷冷地对郑德诠说道：“我封常清虽然出身贫贱，但却是顶天立地的丈夫，郎将怎能够不知道？中丞不听谄言，任我为留后使，然郎将怎能这般无礼。”说罢大喝一声：“郎将当斩，以肃军容。”随即命人将其绑起来，打了六十军棍，然后脸朝下拖出去问斩。

高仙芝的乳母闻讯后，在门外号啕大哭，并派人把情况告诉了高仙芝。高仙芝赶来见到封常清时，想救郑德诠却为时已晚，只得一言未发。封常清也不请求谢罪，而且是继往开来，接着又杀了两个蓄意肇事的军官，治下军纪从此肃然，成为唐朝有名的铁将军。

天宝十年（751年），高仙芝改任河西节度使，安西节度使改由王正见担任，他们共同表奏封常清为四镇支度营田副使、行军司马。

天宝十一年（752年），王正见病亡，遂以封常清为安西副大都护，摄御史中丞，持节充安西四镇节度、经略、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十二月，封常清被正式任命为安西四镇节度使，水到渠成地升为大唐帝国的封疆大吏。

封常清铁血风雨，一路走来，虽说战绩斐然，居功至伟，却并不独断专行。他善纳谏言，礼贤下士，在战场上常常是反复论证，集思广益，力求制定出最佳的战斗方案。此时，距怛罗斯高仙芝兵败已经过去了一年多，安西军镇补充了有生力量，完全恢复到了以往的实力状态。

因此，从阿拉伯人和吐蕃人手中重新夺回大唐在中亚霸权地位的使命，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封常清的肩上。天宝十二年（753年），封常清与部将段秀实等人率部从安西出发，重新踏上当年高仙芝走过的漫漫征程，经过长达数月的艰苦跋涉，兵锋直抵大勃律的边陲重镇——菩萨劳城（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市东南）。

大军进至菩萨劳城（今克什米尔中部）一带时，封常清命令大军整装待命，自己则深入敌后侦察敌情，然后针对敌方防守薄弱，率部采取奇袭战术，只用了五天时间，便一举攻克了菩萨劳城。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唐军一路势如破竹，前方不断传回捷报，封常清登高望远，只见军旗猎猎，将士肃然，正欲挥军乘胜追击时，斥侯府果毅段秀实却前来进谏，他认为：“贼兵羸，饵我也，请备左右，搜其山林。”封常清冷静思考后，果断地采纳了段秀实的建议，派兵进行搜索，果然发现周围一带布有伏兵。

封常清将计就计，派出数股精锐骑兵进行分路包抄，然后率领主力，一直向大勃律的纵深挺进，其精锐士兵就被悉数歼灭。大勃律国王走投无路，只好向封常清投降，转而重新归附唐朝。

这是继高仙芝征服小勃律之后，唐朝在中亚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尤其是在经历了怛罗斯兵败后，封常清此次远征的意义更是非同凡响。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岑参，曾满怀激情写下《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一诗：“胡地苜蓿美，轮台征马肥。大夫讨匈奴，前月西出师。甲兵未得战，降虏来如归。橐驼何连连，穹帐亦累累。阴山烽火灭，剑水羽书稀。”

岑参（约715年—770年），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县）人，10岁时父亲去世，15岁山居嵩颖遍读经史。20岁来到长安献书求仕无成遂奔走京洛（今河南洛阳）漫游河朔。

天宝三年（744年）登进士第，授右内率府兵曹参军，曾充任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掌书记。天宝十三年（754年），封常清应诏入朝，玄宗对其颁令嘉奖，封他为御史大夫，授其一子为五品官，赐第一区，去世的父母亲也皆赠衔封爵。

同年四月，北庭都护程千里入朝任职，朝廷任命封常清权知北庭都护，持节充任伊西节度使，岑参充任他的判官。从此两人同处一府，共为文臣武帅，同事相映生辉。而六年的边塞生活，使岑参的诗境界空前开阔，造诣新奇的特色进一步发展，雄奇瑰丽的浪漫色彩，成为他边塞诗的基调。

当时西北边疆一带，战事频繁，岑参怀着到塞外建功立业的志向，两度出塞，久佐戎幕，因而对鞍马风尘的征战生活，冰天雪地的塞外风光，有着长期的观察与体会。在这首《北庭》诗中，诗人既热情歌颂了唐军的勇武和战功，也委婉揭示了战争的残酷和悲惨。

可以说完全是因为安史之乱，改变了大唐王朝的命运，也改变了封常清与岑参的命运。岑参的诗歌，是否对封常清的赫赫战功起到了什么宣传效应，至今不得而知。不过按那时的信息传播效果，恐怕是不会有太大的作用。

然而谁也不会料到，他这样对边塞勇士们的赞扬竟然成为一种时代的绝响，因为在短短的两年之后，安史之乱爆发，在盛世崩坍的那一瞬间，大唐帝国延续了一百多年的对外扩张史，也随之戛然而止。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通过对外战争成长为一代名将的封常清，最终不仅在这场内乱中毁掉了一世英名，而且还枉死在了大唐天子李隆基的斩决令下。

天宝十四年（755年），岑参随封常清再次入朝时，唐王朝已进入到了一个非常时期，可谓天下狼烟四起，朝野分崩离析。

十一月十六日，即安禄山于范阳起兵的第七天，天色阴沉，朔风四起，封常清应召在华清宫拜见玄宗，此时的他，完全是作为一根救命稻草出现的。其时叛军们一路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直向唐朝的东都洛阳杀去。

直到十一月十五日，玄宗在确信叛军已渡过黄河，这才大惊失色，惊恐万分。此时朝中不但无兵可派，更无良将可遣，只有回朝的封常清是唯一合适的人选。也许正是如此，封常清才会被杨国忠看中，也甚得玄宗的首肯，便把他当成了救世菩萨。

在骊山的华清宫，玄宗急如星火地问询封常清有何良策，该如何退敌。

封常清不知是报国心切，还是急功近利，反正是看见玄宗皇帝忧心的样子，随即夸下海口，胸有成竹地说道：“圣上放心。安禄山率领十万凶徒直犯中原，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所向披靡，是因为天下长期太平，老百姓没有见过战争，所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不过叛军的将士们，也是迫不得已归顺逆贼。臣请求立刻前往东都，开府库，募骁勇，扬鞭奋马，北渡黄河，相信用不了几天，定能将逆胡首级献于阙下！”

封常清这番慷慨陈词，与杨国忠如出一辙，玄宗闻言大喜，顿时满脸残云一扫而光。次日清晨上朝，当即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兼御史大夫，令他即刻前往东都征集粮草，招募新兵，准备迎击安贼叛军。现在再看当初封常清的那一番话，虽有夸大其词的成分，但是却对稳定朝中的情绪，起了关键性的积极作用，唐朝廷也因此得以有条不紊地调兵遣将，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平叛战争。

封常清应是一位忠臣良将，他为赴国难在所不惜。此时，也许是他保驾心切，既有宰相保荐，又有圣上钦点，在他看来，安贼之辈何须虑也。这位信誓旦旦的河东猛将，不曾想虽然戎马一生，久经沙场，却在保卫东都洛阳的战役中，为自己的轻敌大话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与此同时，玄宗还安排部署了三条防线，直到这时他才松了一口气。玄宗完全有理由相信，自己这个防御计划，即使不能在短时间内消灭叛军，也足以挫其叛军锋芒，保证两京近期无虞了。可是玄宗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他这个看似严密的防御计划，很快就被所向披靡的安禄山彻底粉碎。

先说封常清，他在告别玄宗后日夜兼程赶到洛阳，十日之内便招募到新兵6万人，就地展开征剿安禄山的战斗。封常清来到前线后，当然不敢大意，他先是下令拆毁黄河上的河阳桥（今河南孟州西南），以阻止叛军从北面进攻洛阳，然后进军虎牢关（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不曾想封常清刚刚布防完毕，叛军便已大兵压境。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二月初二，安禄山大军渡过黄河，当天攻陷灵昌郡。

初五，陈留太守郭纳开门出降；

初六，叛军攻克陈留（今河南开封），刚到任没几天的张介然兵败被俘，被安禄山命令刀斩城头；

初八，叛军又相继攻陷荥阳（今河南荥阳），太守崔无波被俘后，也遭到安禄山的凶残杀害。至此，玄宗布置的第一道防线宣告瓦解。

安禄山初战告捷，好不得意，遂留下其部将武令珣镇守荥阳，然后命令田承嗣、安忠志、张孝忠等大将为前锋，兵锋直指东都。叛军浩浩荡荡地进入罂子谷，途中与封常清部于虎牢关相遇。封常清虽为当时名将，足智多谋，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他在进驻虎牢关后，准备利用地形据险而守，先挫败敌军锐气，然后再做图谋。可是令他没有预料到的是招募的这六万兵卒，都是未经过训练的新兵，形同一盘散沙。

尽管他趁叛军初来乍到，首先率骁骑出战，激战时斩敌数十将，杀死军卒数百人，暂时击退了叛军的进攻。然而乌合之众，难敌虎狼之师，而且叛军兵锋甚盛，他们的主力很快赶到，尤其是田承嗣、安忠志所率的先头部队，多是骁勇善战、训练有素的精兵劲旅，史称“禄山精兵，天下莫及”。

如此双方实力一对比，作战交锋的答案其实早已是不言而喻了。说白了，他们与身经百战的叛军铁骑交锋，无异于以卵击石，飞蛾扑火。所以再一次交战时，叛军仗着人多势众，没等封常清的部队列好阵势，铁骑便横冲直撞，官军顷刻间被厮杀得七零八落，土崩瓦解。

甚至有的编队刚刚望见敌方的旌旗，就望风披靡，自相践踏，随即溃不成军，虎牢关旋即失守。封常清终因寡不敌众，遂收拾起残部，拒战于洛阳城东葵园，结果又遭轮番攻击。

封常清依然报国心切，而且简直到了“不自量力”的地步，又收残部与叛军战于洛阳上东门内，结果再次惨败。十二月十二日，安禄山纵兵摇旗呐喊，叛军自四门入城，攻陷东都洛阳。玄宗的第二道防线，就此宣告崩溃。

封常清三战连续败北，一生从未尝此败绩，虽然是心有不甘，却也无可奈何，只得丢弃洛阳，率残部与叛军战于都亭驿，依然是不能取胜。

生来就是碰到南山不回头的封常清，决计退守宣阳门再战，结果还是一败涂地。他仰天长叹道：“天不助我也！”最后迫不得已，遂推倒禁苑西墙，率领残兵败将向西面撤走。为了防止叛军追击，他们于途中“伐大木塞道以殿后”，然后渡谷水向陕郡进军。

就在此时，曾经奉劝玄宗要提防安禄山的河南尹达奚珣不战而败，摇尾乞怜地投降了安禄山。东京留守李橙，御史中丞卢奕，采访使判官蒋清等人，皆视死如归，坚贞不屈痛遭杀害。可悲前后不到一个月，封常清招募的6万兵马全作鸟兽散，曾经被玄宗视为“救命稻草”的他，竟成了一个“光杆司令”，荥阳、洛阳及周围一大片地区，都随之被叛军占领。

悲哀的命运远不止此，等到封常清率残部退至陕郡时，陕郡太守窦廷芝已逃往河东。

无奈之下，他只好找到驻守该地的老领导高仙芝，痛心疾首陈述道：“常清累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贼豕突人关，则京师危矣。陕郡不可守，不如引兵先居潼关，以拒叛贼。”这在当时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应该说是明智之举。潼关地势险峻，与河东一河之隔，南有高山可倚，北有大河隔绝，地理位置十分险要，是拱卫都城长安的天然屏障，也是巩固大唐江山的最后一道防线。

但是按照朝廷既定的作战计划，高仙芝应该自陕郡东进，主动迎击叛军，违抗军令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面对老部下封常清的奏报，高仙芝也已经意识到，如果按原计划继续东进，唯一的结果只能是羊入虎口，自寻死路！所以他也认为固守潼关天险，是当前唯一的正确选择，只有暂时避敌锋芒，退保潼关，才能在确保京师无虞的情况下，与叛军进行持久战。

高仙芝听取封常清的汇报后，决定按照此策而行。两军交战，贵在神速，安禄山当然也知道潼关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遂命大将崔乾佑，率部尾随赶来，想乘官军败退之际，以迅速攻破潼关防线。由于军情危急，高仙芝来不及向朝廷奏报，就率部向潼关方向撤退，弘农、临汝、濮阳、济阳一带，相继陷于叛军之手。就在高仙芝与封常清带领官军，前脚刚出了陕郡西门，叛军后脚就杀到了。官军猝不及防，被叛军打得狼狈不堪，人人争相逃命。

高仙芝和封常清带着残部仓皇退入潼关，旋即命人抢修防御工事，等到叛军前锋进抵潼关时，发现官军已经严阵以待，方才悻悻屯兵陕城。然而，此时的高仙芝和封常清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就在他们进人潼关的那一刻，帐下监军宦官边令诚已悄悄离开潼关，向长安狂奔而去。

见到玄宗后，他极力夸大封常清和高仙芝的战败责任，称：“常清以贼摇众，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客观地讲，封常清确实说过“贼锋不可当”的话，可那是建立在“累日血战”基础上做出的正确判断，并非畏敌怯战、动摇军心。事实上，当时的陕郡也确实无险可守，潼关的防守又薄弱空虚，所以高、封二人才会主动放弃陕郡，退保潼关。

而此时朝廷所征集的朔方、河西、陇右诸路将士，都尚未抵达长安，幸好安禄山滞留洛阳准备称帝，才没有全力进攻。加之高仙芝、封常清的据险固守，遏制了安贼叛军的攻势，关中军民惶恐之情才得以暂时安宁。若从整体战略进程的角度来看，高、封的做法并没有错。

可若要是从政治上来讲，他们无疑已经犯下了三宗死罪。

第一宗：不战而逃，丢城弃地；

第二宗：擅自行动，目无朝廷；

第三宗：违背玄宗旨意，破坏东征计划。

总而言之，在玄宗看来，高、封二人实属罪无可赦！

作为军队统帅，封常清也自知军令状的残酷结局，尤其是东都的失守，以死谢罪是在所难免的。当时许多败将不是临阵脱逃，就是投敌邀宠，可是这个出身于忠孝为本的河东战将，虽然没有战死沙场以尽忠，却也没有放弃抵抗以逃匿罪责。洛阳的惨败，使他头脑开始清醒起来，在认真总结教训后，感到有责任向玄宗报告叛军的真实情况，纠正当前盲目轻敌思想，于是他将整个战况及战场形势、敌我力量对比，以及对整个战争的分析写成奏折，曾三次派使者入朝上表。

玄宗由于听信边令诚的谗言，始终避而不见，不料就在封常清准备亲自人朝报告行至渭南时，玄宗却下敕书剥夺了他的所有官爵，让他以白衣在高仙芝军中效力。

封常清明白自己是必死无疑了，不过他没有惶恐不安，也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在临行前草写遗表，深表对圣上玄宗的一片忠心：

“自本月七日交兵，至于十三日不已，臣所将之兵皆是乌合之徒，素未训习。率周南市人之众，当渔阳突骑之师，尚犹杀敌塞路，血流满野，臣欲挺身刃下，死节军前，恐长逆胡之威，以挫王师之势。是以驰御就日，将命归天。一期陛下斩臣于都市之下，以诫诸将；二期陛下问臣以逆贼之势，将诫诸军；三期陛下知臣非惜死之徒，许臣竭露。臣今将死抗表，陛下或以臣失律之后诳妄为辞，或以臣欲尽所忠肝胆见察。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则冀社稷复安，逆胡败覆，臣之所愿毕矣。”

从某种意义上说，宦官的产生不仅是封建社会政治兴衰的寒暑表，更是封建君主专制本身也永远无法摆脱的痼疾和赘瘤。宦官的后遗症，在于失去了阳刚之身后却不知廉耻，总去做着阴谋陷害苟且之事。其时玄宗的心腹太监边令诚，担任潼关守军监军，他素来与高仙芝不和，仗势专权，多方干扰军事，曾想假公济私，遭到高仙芝拒绝，于是记恨在心。

这一次高仙芝在陕郡不战而退守潼关，更为其提供了诬陷的口实，于是乘入朝之际，只字不提官军所杀敌之可以塞道，以及拼死坚守潼关的事实。而是在玄宗面前搬弄是非，把战败的原因归结于封常清畏敌如虎，高仙芝逃跑似兔，并且诬陷他们盗减军士钱粮，故意不战而逃，以致东京失守，云云。

有道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被满腔怒火灼烧得丧失理智的玄宗，由于战局不利，对高、封二人已是积怨已久，所以当即颁下一道敕令，命边令诚立刻前往潼关，就地处斩高仙芝和封常清。

边令诚到了潼关，引封常清于驿南西街，向他宣示了敕书。封常清说道：“常清所以不死者，不忍污国家旌麾，受戮贼手，讨逆无效，死乃甘心··仰天饮鸠，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做圣朝之鬼。若使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寇贼之戈铤。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随即将自己草写的遗表，交给边令诚请转呈给玄宗。然后横眉冷对，仰天长啸，随之饮鸠而死。就在那一刻，周边阴风四起，星光突现，后人传说是老天爷发怒，也为之报以不平。

封常清死了，自然就轮到高仙芝了。说来，边令诚对高仙芝还是有几分忌惮的，所以前去宣敕的时候，特意带了一百多名陌刀手。

高仙芝应召回到官署后，边令诚不无揄道：“大夫亦有恩命。”

高仙芝跪地听宣后，立刻被绑赴刑场。他平静地走到封常清受刑的地方，看到封常清的尸身，不由得悲从中来，慷慨陈词道：“我退兵有罪，死不敢辞，但宦贼谓我截扣军饷和恩赐之物，则分明是诬陷。”

然后指着边令诚怒斥道：“人在做，天在看，兵士皆在，足下岂不知乎！我于京中召儿郎辈，虽得少许物，装束亦未能足，方与君辈破贼，然后取高官重赏。不谓贼势凭陵，引军至此，亦欲固守潼关故也。我若实有此，君辈即言实；我若实无之，君辈当言枉。”

士兵皆呼：“将军冤枉。”

高仙芝说罢，转过身来对着封常清叹息道：“封二，你从贫贱到显赫，代我为四镇节度使，今天与我同归于尽，难道是命中注定的？”言毕亦被血溅白绫。大敌当前先斩良将，玄宗的这一错误处置，不仅是自毁长城，使朝廷丧失了两员具有作战经验的大将，而且也引起了军心的动摇，对平定安史之乱战争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后来的事实证明，封常清与高仙芝退保潼关的战略十分正确，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战争绝对不会旷日持久，拖至八年之后。但是玄宗始终执迷不悟，后来的哥舒翰、李泌、郭子仪、李光弼等将帅，都曾提出过死守潼关的战略计划，却都被玄宗先后否决了，从而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其实，从安禄山悍然发动叛乱的那一刻起，高仙芝和封常清的悲剧就已经注定。因为，在盛世迷梦中浸淫日久的玄宗君臣和大唐帝国军民，根本不具备丝毫的抗风险和抗挫折能力。所以当盛世的美丽面纱被安禄山剥落殆尽，乍然露出苍白虚胖、萎靡孱弱的真实面目时，当歌舞升平、繁华富庶的太平图景，被生灵涂炭、山河破碎的惨象彻底取代时，惊骇万分、恼羞成怒的唐玄宗，必然要抓几个人来，背这口既难堪又沉重的历史黑锅。

换言之，总有人要为此付出代价，总有人要为帝国的不幸买单！我们只能说，高仙芝和封常清，实在是时运不济。因为他们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出了一个在政治上极为错误的选择，所以注定要成为牺牲品。然而要为帝国买单的人，绝不仅仅只是高仙芝和封常清，不久以后，曾经飞扬跋扈的杨国忠，曾经集“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都将作为这场历史性灾难的牺牲品，与盛世唐朝一同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