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河东良将封常清，是因为受到乡党杨国忠的恩宠推荐，而玄宗由窃喜而盛怒，最终命丧朝廷“恩赐饮鸠”之下的话。那么另一位河东猛将，却是因为不屑门户之见而恶恼杨国忠，遭遣地方官吏若干年后，惨死在叛军的屠刀之下。他们英勇惨烈，气贯长虹，虽然就义的方法不同，但共同特点都是为了抵抗安史之乱而命归黄泉，因而应算作是殊途同归，虽死犹荣。他就是虽为文官，但精通兵法，被冠以为捍卫国家统一，拯救民族危亡而英勇献身的英雄张巡。

史书载：安史之乱时，张巡誓死守卫睢阳（今河南商丘），坚苦卓绝，屡败叛军，终因寡不敌众，慷慨就义。不知是否偶合，他殉国时也是身首支离，如同他的先祖蚩尤、关龙逢、关云长一样被血溅白绫，铸就了河东壮士视死如归的神奇。

张巡（708年~757年），字子巡，蒲州河东（今山西芮城）人。《旧唐书》介绍道：“气志高辺略细节所交必大人长者不与庸俗合时人巨知也。”

开元末年（741年），张巡中进士第三名，与其兄张晓（监察御史）名重一时，在当时很有影响。天宝年间，他以太子通事舍人出任清河（今河北清河）县令，由于他博览群书，晓通战法，在任内政绩卓著，按唐律当还京升迁。然而时值李林甫、杨国忠当政，留京待迁的官员纷纷阿谀奉承，投其所好，期望能够得到一官半职。

有人劝张巡借乡党之宜去拜见杨国忠，却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大丈夫投身报国，何须作此苟且之事。”不久被派任真源县（今河南鹿邑）县令，同僚纷纷替他惋惜，张巡却踌躇满志，彰显出一副大丈夫士不容辱的气概。

英雄不需论曲直，报国只在危难时。张巡在真源期间，为政简约，体恤民情，百姓安居乐业，世风清正廉明，被百姓奉为“张青天”。

然而就在此时，安禄山举旗作祟，祸乱四方，战火很快就波及清原县。张巡义不容辞，遂率兵勤王，以一县之兵力抵抗叛军。他智谋超群，指挥卓越，尤其是他高瞻远瞩的战略远见，善于临机应敌的军事才能，在抗击叛军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具体体现在雍丘、宁陵、睢阳三次作战中，也成就了他的一世英名。

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叛军部将张通晤攻陷宋（今河南商丘）、曹（今山东曹县）等州，谯郡（今安徽亳州）太守杨万石慑于叛军威势，举郡献城迎降，逼迫所辖真源县令张巡为他的长史（副职），并令其向西接应叛军。

迫于形势，张巡表面虚与委蛇，背地里却率属部哭祭大唐皇帝祖祠，誓师以死讨伐叛军。当时雍丘县令令狐潮已投降叛军，并且率兵向东驰援襄邑。单父（今山东单县）县尉贾贲趁机起兵拒叛，对宋、曹等地展开反攻，领兵至雍丘（今河南杞县）与张巡会合。

不久后，令狐潮引叛军复攻雍丘，贾贲出城迎战不敌而死。张巡驰骑决战，身上虽被创数处却仍然力战，击退叛军多次冲锋，累计杀伤近万人。此后身为主将的张巡，时刻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或督军守城，或出城作战，常身先士卒奋勇冲杀，因此赢得了部下的尊敬和信赖。

同年三月，令狐潮再次率众4万前来攻城，此时城内仅有守军2000人。张巡沉着冷静地对众将士分析道：“贼兵精锐，有轻我心。今出其不意击之，彼必惊溃。贼势小折，然后城可守也。”他先是部署1000人负责守城，其余则分成几个突击队，由他亲自率领向叛军发起猛烈攻击。叛军们猝不及防，纷纷大败而逃，首战便取得胜利，大大增加了军民的守城信心。

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对此张巡采取积极防御，主动出击的战略思想。在随后的守城战役中，他守中有攻，以攻代守，常常出其不意地进行反攻、偷袭，以此达到守城的目的。叛军见硬攻不行，就建造与城墙同高的木楼百余座，从四面逐渐移向城门。张巡微微一笑，“勒大将教战，各出其意”，命将士们在城头上筑起栅栏，日夜加强防守。

然后在草捆里面灌注膏油，向叛军的木楼投去，导致其遭火烧而焚毁，木楼攻城之策宣告失败。就这样，张巡带甲而食，裹伤战斗，与敌军相持60余天，大小经历三百余战，令狐潮终于被击败退去。张巡率兵乘胜追击，俘虏叛兵2000多人，几乎活捉令狐潮，雍丘守军士气大振。

堡垒往往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令狐潮也深谙其道，因为上次撤退而失利他十分愤怒，所以经过一番休整后，再次前来围攻张巡。令狐潮曾与张巡是邻县县令，素来相熟，便企图劝降张巡，这次来到城下像平时样，与张巡互相问候，然后诚恳地说道：“天下事去矣，足下坚守危城，欲谁为乎？”

张巡答曰：“足下平生以忠义自许，今日之举，忠义何在！”令狐潮羞愧而退去。

由于固守孤城，又无朝廷消息，张巡所部有六位将官认为大势已去，力逼张巡出降。张巡表面许诺同意，还与他们饮酒作乐，却在暗地里布下埋伏。次日清晨，他在府衙里设天子画像，率全军将士朝拜，借机将劝降的六人斩首示众，从而士气倍增。恰在此时，叛军数百艘运粮船从睢阳渠（沟通汴淮二河之渠）经过这里，张巡立刻组织精锐部队，连夜出发劫夺。叛军毫无准备，纷纷抛船逃命，张巡不仅缴获上千斛盐米，还追杀叛军无数。

张巡智盗敌粮，令狐潮大怒，下令全力大举进攻。连日来的抵抗战斗，城中的箭都消耗殆尽，张巡传令城中军士收集稻草，扎成数千个草人，伪装成军士模样。

等到夜深人静、月圆星高之时，命令士兵们将草人从城头放下。朦胧的月色里，敌人隐隐约约看见城头有人爬下，以为官军前来偷袭，令狐潮连忙下令放箭，一直狂射到天色大亮，才发现城墙上挂的草人身上，密密麻麻地插满了箭，大约有数十万支。令狐潮大呼上当，送给了张巡一出精彩纷呈的“草人借箭”。之后一连几天，官军照猫画虎，令狐潮也习以为常，放松了戒备。张巡却以攻为守，从城头放下500壮士，齐声呐喊着向敌营冲去。令狐潮措手不及，叛军顿时大乱，自相冲撞践踏，逃出十几里之外，才渐渐稳住阵脚。

随着令狐潮的退兵，张巡探知有叛军7000余人进驻白沙涡（今宁陵北），试图切断雍丘的退路，遂在夜间率数百骑兵突袭，将其大部歼灭。回军经过桃陵（今河南汜水县）时，又与400余名叛军救兵相遇，干脆来个热锅煮饺子，又将其全部俘虏，同时缴获了大量武器粮草。对此，史书载道，“自兴兵，器械、甲仗皆取之于敌，未尝自修”。

这种就食于敌的策略，是张巡能够长期坚守的重要原因。屈指数来，张巡率千人之众，坚守雍丘孤城4个月，大小战斗100余次，抗击敌众数万人，每战克捷，屡屡取胜，朝廷授张巡为先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张巡威名之下，百姓前来雍丘归附者多达10000余户。

八月初，叛军将领李庭望率领蕃汉兵2万余人，沿途向东袭击宁陵与襄邑，夜间宿营在雍丘城外30里处。张巡遂率3000名士兵，手持短兵器进行夜袭，使叛军死伤大半，李庭望连夜落荒而逃。半年后，令狐潮、李庭望等叛将，眼见对雍丘屡攻不下，便在雍丘北面构筑一座杞州城，以此断绝张巡的粮食补给。而与此同时，随着鲁郡（今山东兖州）、东平（今山东东平）等地也相继被叛军攻陷，济阴郡（今山东定陶）太守高承义也献郡投降，虢王李巨便决定放弃彭城（今江苏徐州），领兵退守临淮一带。

叛将杨朝宗见机，遂率步、骑兵2万余人，企图攻取宁陵（今河南宁陵）。张巡尊重朝廷命令，主动放弃雍丘，然后率马300匹、将士3千余人移师向东，与睢阳太守许远、城父令姚訚等在宁陵合兵，以图坚守。

张巡深谙兵法，他用兵主张“云合鸟散，变态百出”，深合《孙子兵法》中“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之意。他在战术上灵活多变，从不拘泥于古法，在宁陵稳住阵脚后，便派部将雷万春、南霁云领兵北上，击败叛将杨朝宗，斩将20余人，杀敌一万有余，投敌尸于睢阳渠中，渠水为之不流。因其战功显赫，肃宗敕任他为河南节度副使。

至德二年（757年）安禄山死后，其子安庆绪派部将尹子琦，率同罗、突厥、奚等部队与杨朝宗残部集结，共计13万人，浩浩荡荡进攻河南。此时周边城镇纷纷陷落，唯有军事重镇睢阳（今河南商丘市境内）还被官军坚守，苦苦地支撑着江淮流域的赋税，似有一点星星之火。

睢阳位于大运河的汴河中部，是江淮流域的重镇，位置非常重要，如果失守，运河便将阻塞，后果不堪设想。叛军当然也心知肚明，所以命令尹子琦全面攻城，力求速破。睢阳太守许远寡不敌众，眼看支撑不住，急忙向张巡告急。张巡因宁陵城小，难以抵御强敌，遂率3000将士进入睢阳，与许远合兵一起，共计6800余人。

面对数十倍强敌，他们齐心协力，顽强固守，昼夜苦战，有时一天之内，竟然打退叛军20余次进攻。他们夜以继日，连续战斗16个昼夜，共俘获叛军将领60余人，杀死士卒2万余人。许远见证了张巡智勇兼备，计多谋广，自知才能不及于他，遂谓张巡曰：“远懦，不习兵，公智勇兼济，远请为公守，请公为远战。”主动将作战指挥权交与张巡，自己担负起调运军粮、修理战具等后勤保障工作。

张巡上任后，与许远密切配合，首先清除了内部叛将田秀荣，然后主动袭击叛军。作战中，他们战术运用非常丰富，先后进行过城邑防御战、伏击战、夜袭战、反击战、追击战，什么战术合理就用什么，什么战术能消灭敌人就用什么。

五月时分，正是中原麦熟季节，叛军准备抢收麦子以充作军粮。张巡随之集结士兵，做出出城作战的样子，等叛军整装待战时，张巡却让官军作作休息。看到叛军失去警惕，他们却突然杀出城门，直捣尹子琦大营，叛军猝不及防，损伤很多人马。所以史书称其“用兵未尝依古法”，从而能够少以胜多，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报国之心，天日可昭，长期遭受叛军的围攻，又无外援而至，睢阳城已是危如累卵。到了七月，城中的守军饿殍遍城，剩余不足千人，而且粮食短缺，只好罗雀、掘鼠为食，煮弓、铠、纸浆充饥，直至弹尽粮绝。

城中将士建议弃城突围，张巡、许远则认为：睢阳是江淮地区的最后屏障，如果放弃，则江淮不保，朝廷将失去抗击叛军最重要的财赋和兵员来源。而且饥弱疲惫的将士们，即使能够突围，也断难逃不出强敌的追击围歼，因此矢志与城池共存亡。叛军得知后，更加肆无忌惮，将睢阳围得铁桶一般，每日里攻城不止，接连用云冲、木马、钩车等工具攻城，均被张巡守军化解，最后干脆坐视不理，等着唐军饿死。

万般无奈下，张巡杀爱妾煮熟后犒赏将士，许远也杀贴身奴僮，以给士兵充饥。在张巡、许远的感召下，城中将士及被策反的将领李怀忠等人，自知城破必死，却都是死心塌地坚守城池，没有一个叛敌投降的。

张巡受命于危难之时，与士兵同仇敌忾，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拼杀。两年多的艰苦守城，他们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即使在最后一刻，也宁死不屈，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张巡善于鼓舞士气，以忠义激励将士，使上下团结一心。张巡虽然官职不高，但在战争发生后，能清醒地认识到坚守雍丘的战略意义。

当雍丘已不可守时，又能做到审时度势，主动放弃雍丘，退守宁陵，变被动为主动，再败叛军。宁陵取胜后，他又主动与许远合兵，坚守战略要地睢阳，虽然自知兵微将寡，但却像钉子一样牢牢地钉在那里，使叛军始终没有染指江淮。

对于此，他曾挥笔写下《守睢阳作》一诗：“接战春来苦，孤城日渐危。合围侔月晕，分守若鱼丽。屡厌黄尘起，时将白羽挥。裹疮犹出阵，饮血更登陴。忠信应难敌，坚贞谅不移。无人报天子，心计欲何施。”表现出了忠贞不渝，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

据史料记载，睢阳城战前有户口四万，至城破时仅剩四百活人，可见战争是如何的惨烈！在两年艰苦卓绝的防御战中，张巡用兵如神，屡战屡胜，相继导演出了火烧叛军、草人取箭、出城取木、诈降借马、鸣鼓扰敌、城壕设伏、削蒿为箭、火烧蹬道等一幕幕活剧，以不足7000人的兵力，前后与叛军进行大小400余战，歼其12万余人，使敌军遭受重创。他在战争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实为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可谓是达到“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的境界，不仅将士们为其折服，连叛军也对其智谋敬佩不已。

张巡被俘后视死如归，怒发冲冠，骂不绝口。贼人用刀将他口中牙齿刮去，张巡毅然喷血斥贼，直到最后一息，致使敌人计穷无策，遂将其与南霁云、雷万春等36人杀害。

我们是否可以说，唐朝的天下得以保全，全仗着著名的睢阳城市攻坚战。虽说最终因寡不敌众，城破殉难，但是这场战役始终阻止了叛军向江淮方向的发展，阻遏了叛军南犯之势，确保了唐王朝江汉漕运的畅通，保护了唐朝的财赋和交通运输线，才使得江淮物资能源源不断地运往关中，为唐朝廷组织反攻，收复东西两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而张巡如此独特战功，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无愧于“伟大军事家”的称号。张巡英勇殉国后，被追封为“通真三太子”，肃宗诏赠其“扬州大都督”，盛棺归葬故里，墓在河东永乐（今山西芮城）县东南张村。

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对于这一段历史，史学家们叹道，取得平叛安史之乱的最后胜利，与张巡的卓越指挥是密不可分的，为此唐人杜牧曾写诗云：“坐守睢阳当豹关，江淮赖此得全安。至今青史虽零落，犹障东风半面寒。”《张中丞传·后叙》更是载道：“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

历史的怪圈，总是将厄运降临在失意人的身上。再说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二月，玄宗在洛阳失守之后，听信宦官监军边令诚的谗言，杀害了大将封常清、高仙芝后，并没有迷途知返，而是更加自以为是，一意孤行，做出种种不可思议的决策与部署。

然而朝中却也再无良将可派，使得潼关官军士气大挫，导致失去扭转整个战局的良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玄宗决定选用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

哥舒翰是胡人出身的战将，熟悉军事，智勇双全，其时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兼领西北两大军镇，威名显赫，虽因中风留有后遗症，但出谋划策犹可，且与安禄山、安思顺兄弟素有宿怨，玄宗此举也可谓是用心良苦了。不久后20万大军集结完毕，哥舒翰壮怀激烈，玄宗寄予无限希望，在兴庆宫勤政楼为之送别，百官成列排行到长安郊外为之饯行。

潼关为黄河上秦晋来往著名的关隘，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如果官军能够扼守潼关防线不破，保持相互对峙的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会对叛军不利。所以哥舒翰进驻潼关后，立即加固城防工事，决定深沟高垒，闭关固守，以逸待劳，采取倚之拒战的战略方针。

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安禄山黄袍加身后，当即命令其子安庆绪率田乾真进兵强攻潼关要塞，他们或骚扰或挑衅，哥舒翰心有定力，始终坚持不予理睬，更不出关作战，高高挂起了免战牌。这本是一条正确的战略决策，叛军的主力被阻于潼关之下，数月不能够西进。安禄山曾为此费尽周折，寝食不安，眼见强攻不行，却是一筹莫展，便命令崔乾佑将将老弱病残的士卒屯于陕郡，而将精锐部队隐蔽起来，想诱使哥舒翰弃险关而出战。

从历史的记载看来，对于玄宗决定启用哥舒翰守关，和哥舒翰守而不战的应敌之策，杨国忠最初是支持的。但是随着玄宗加哥舒翰为左仆射、同平章事后，情况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按说玄宗的加官晋爵，本意是为了笼络哥舒翰，激励他坚守潼关，保证京师的安全信念。但是杨国忠却认为，一个边镇军帅的加官入相，对自己权势地位绝对是一个极大的威胁，由此两人之间的矛盾迅速尖锐对立起来。

也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生了一件错误的事情：天宝十五年（756年）三月，哥舒翰向玄宗奏报，说是在潼关抓住了安禄山的奸细，从其身上搜出安禄山给安思顺的密信，因而指控安思顺勾结叛军，并历数其七大罪状。结果安思顺很快在长安被诛，亲朋好友通通被流放到岭南蛮地去了。

后来的事实真相证明，哥舒翰是因为素来与安思顺有隙，故意借机叫人伪造书信，嫁祸与之。但是由于玄宗对哥舒翰的过于宠信，因而不加思索，就将安思顺斩草除根，这件事对杨国忠刺激很大。有史料称，杨国忠因与安思顺关系甚密，却没有能够将其救下，自此猜忌并害怕是哥舒翰冲他而来的。

而此时的杨国忠，也是到了墙倒众人推的境地，因为安禄山的起兵叛乱，打着就是诛杀他的旗号，所以朝廷上下无不对其恨之人骨。而哥、杨之间矛盾的升级，更导致了潼关守将人心不稳，出现了要回兵讨杨的动向，副将王思礼就曾劝哥舒翰，诛杀杨国忠以谢天下，或者将杨国忠劫至潼关，以叛国罪论处。哥舒翰心有余悸地说道：“设如爱将所言，造反的就不是安禄山，而成了我哥舒翰了！”

此话渐渐传到了长安，杨国忠闻之大惊，如果真的如此，那比安禄山叛军入关还更加可怕。所以他借巩固朝廷为名，奏请玄宗选监牧3000人，在禁苑中训练，命剑南军将李福德、刘光庭等来统帅；又招募万余人驻扎灞上，由心腹杜乾运率领，暗中监控哥舒翰的动向。哥舒翰眼见形势不妙，便设计斩了杜乾运，杨国忠更加风声鹤唳。

恰在此时，郭子仪、李光弼部在河北告捷，叛军军心开始动摇，而“大燕皇帝”安禄山的光景，此时也不咋好过。于是杨国忠趁机心生诡计，想借安禄山之手除掉哥舒翰，至少是他们两败俱伤，自己好从中坐收渔翁之利。

安禄山疯狂地蹦跶了几天，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局，他西进潼关受阻，东过不去雍丘，南又兵困南阳，北路也几乎断绝，后方交通线也被切断，除了老巢范阳之外，辖区只局限于河南西部一隅，将士家在范阳者都忧虑后退无路。安禄山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恐慌，一时间心灰意冷，甚至有些悔不当初，于是招来高尚、严庄等人，歇斯底里地骂道：“汝数年教我反，以为万全。今守潼关，数月不能进，北路已绝，诸军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郑数州而已，万全何在？汝自今勿来见我！”

高尚、严庄之辈胆战心惊，束手无策，数日里不敢面上，安禄山大失所望，遂“议弃洛阳，走归范阳，计未决”。

就在安禄山进退维谷之时，长安的朝廷里却是一片混乱，昏庸的玄宗也是手足无措。杨国忠见状，遂向玄宗奏道：“限令哥部从潼关杀出，郭、李率部从北面掩杀，如此两面夹击，安禄山数日可灭！”

惶惶不可终日的玄宗，这时也接到叛将崔乾佑，在陕郡一带“兵不满四千，皆羸弱无备”的情报，当然是喜出望外，随即决定依杨国忠之计而行，遣使携诏，命令哥舒翰迅速出兵，收复陕洛。

哥舒翰身处一线，当然是心知肚明，潼关地势险要，重在守而不利于战，所以婉转提出了坚守拒战的主张。但是玄宗求胜心切，加之在杨国忠的蛊惑下，似乎平叛胜利就在朝夕之间招手就来。

然而哥舒翰却是按兵不动屡次回奏据理力争，说是安禄山长于用兵，今以屏兵示其弱者，乃是调虎离山，诱我出兵。我们如果轻易率兵出关，就正中禄山的诡计，何况叛军远来，他们利在速战；而我军凭借潼关天险，利在坚守不动，保存实力。再说安贼丧失民心，日久势必内变，我待其内变而乘之，可不战而屈其之 兵。

远在河北的郭、李二将听说后，也上奏陈述利害：“末将领兵北攻范阳，覆安贼之巢穴，擒贼党之妻卒为质，招降其爪牙，叛军必将内溃，潼关大军只宜固守，若潼关出师，有战必败，关城不守，京室有变，天下之乱何可平之？”提出了坚守潼关，挥军北上，直捣范阳的方略。

其他将领亦纷纷上奏道：“潼关乃险要之关隘，长安之屏障，应以固守为上策。贼今羸卒诱我，千万不要为其所惑。”如果朝廷采纳这个方略，平定安史之乱也许指日可待。

然而古代帝王，并不像我们想象那样循规守矩，即使有章可言，也未必能够以此为信。他们追求的乐趣，不在于能够正确地管理国事，而是无人能够阻碍他们的随心所欲。他们可以杀无罪之人，可以封无功之将，可以颠三倒四，忽发奇想，朝令夕改···结果造成潼关失守，叛军从困境中得以解脱，使战局急剧恶化。

本来安禄山称帝后，沦陷区里纷纷起兵反叛，“大燕王朝”长时间驻师不前，尤其是郭子仪、李光弼在山西、河北一带顽强抵抗，哥舒翰坚守潼关不出，使得战局呈现出暂时对峙的形势，给了唐军以喘息的机会，只要能够继续扩大战果，当会最终全歼叛军，恢复大唐王朝的统治。

但是由于玄宗心怀侥幸，再一次错误地估计形势，甚至怀疑哥舒翰有意联络众将，对抗自己的诏命。于是亲书手敕御旨，斥责哥舒翰道：“卿拥重兵，不乘诚无备，急图恢复失地。而欲待贼自溃，按兵不战，坐失事机，卿之心计，朕所未解。倘旷日持久，使无备者转为有备，我军自 降不利，国法俱在，朕自不敢拘情也！”

哥舒翰读罢玄宗手敕，知道大势所趋，必将是功败垂成，却又无可奈何，不禁抚膺恸哭。

兵法云：“将能而君不驭者胜。”现今哥舒翰处处受到朝廷掣肘，明知不胜却必须为之，何以能够高奏凯歌，得胜还朝呢？可怜的哥舒翰，被迫于六月初四领兵出关，初七在灵宝西原与崔乾佑部相遇，进入了叛军的埋伏圈里。灵宝位于峭山群峦之间，两旁悬崖峭壁高耸入云，中间蜿蜒曲折着一条70里长的狭窄山道，地势对唐军极其不利。哥舒翰清晨入涧，不敢怠慢，遂以王思礼率精兵5万为前锋，庞忠等率10万大军透迤而行，并派出3万人渡过黄河，在河北岸高处击鼓助攻。

此时的叛军将领崔乾佑，早已是以逸待劳，预先把精兵埋伏在南面山上，然后用老将弱兵装挑战。唐军见来者阵势不整，便放松警惕长驱直进，结果被诱进埋伏圈内。叛军将领一声令下，山腰里伏兵突起，周围木石滚滚而下，数万唐军拥挤于隘道，兵力难以展开，顷刻间被杀得头破血流，横尸峡谷，唐军死伤无数。哥舒翰见大事不妙，急忙下令突围，用毡车作为前驱，以堵挡飞来的箭石，企图打开了一条生路。

叛军早有防备，将装满干草的车辆纵火焚烧，直直向唐军冲来，恰逢东风忽起，漫山遍野火焰冲天，焚烧的草车将道路堵塞，整个山谷成了一片火海。唐军被烟焰迷目，看不清目标，乱发弩箭，自相残杀，直到日落矢尽，才发现中了叛军的奸计。

唐军的厄运并没有就此结束，正待他们好不容易寻了一片空地，正待稍要缓息之际，崔乾佑派出同罗数千精骑，从南面山谷里迂回到唐军背后，出其不意快速杀出。唐军遭到前后夹击，哪里还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将士们有的弃甲逃入山谷，有的被挤入黄河淹死，绝望的号叫声惊天骇地，一片惨不忍睹之状。后军此时正在行进时，看见前军被杀得落花流水，于是不战自溃。

而黄河北岸的唐军，眼见形势不利，也纷纷四处溃散，哥舒翰只带领数百名骑兵，狼狈不堪地逃回潼关。经过这一番厮杀，出发前将近20万的大军，此时只剩下8000余人了。还未等他们喘息过来，崔乾佑尾随而来，攻占了潼关，哥舒翰被部将挟持至洛阳，卑躬屈膝地投降了安禄山。

正在彷徨中的安禄山，得到如此的胜利，就仿佛奄奄一息的狂犬，被注射了一支强心针，刹那间又起死回生，随即发出了向关中进击，最终夺取长安的命令，于是唐朝京师面临陷落的危机。由于玄宗错误估计形势，拒绝采取据守险要、持久疲敌、伺机出击的方针，过早地出关反攻，结果造成人地两失，结果元气大伤，使平叛战争局势急转直下。

崔乾佑潜锋蓄锐，诱唐军弃险出战；会战时又偃旗欲遁，诱唐军进入伏击区，因而取得大胜，为叛军夺取首都长安，扫清了最后一道屏障。设若不论战争性质的正义与否，灵宝之战，留给中国战争史的，是一次伏击战的典型战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