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建立大明后的第九年，曾经下过一道著名的诏书，“诏求直言”，让天下臣民不论身份高低贵贱，尽可上书朝廷，直言不讳提出治国安民的见解主张。山西平遥的儒学训导叶伯巨，写了一道奏疏《奉诏陈言疏》，其内容尖锐大胆，震动朝野。

叶伯巨在奏疏中提了三条建议：“当今之事，所过者有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结果朱元璋才看了第一条就拍案大怒，下令把叶伯巨押解来京，关入大牢。朱元璋为何发这么大的火？

原来，叶伯巨所说“分封太侈”，是指明朝开国后把皇族子弟分封到全国各地做藩王。朱元璋的本意，是想尽可能大地扩大朱明皇族直接控制的势力范围，让这些藩王成为明朝皇帝派驻各地的代理人，成为所谓“王室屏藩”。但叶伯巨却认为，这种做法极其危险，“分封逾制，祸患立生”，各地藩王拥兵自重称霸一方，很可能反而会威胁到明朝皇室，甚至发生像汉朝“七国之乱”那样同室操戈的悲剧。

对叶伯巨的良言相劝，朱元璋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丝毫不为所动。不料叶伯巨一语成谶。朱元璋尸骨未寒，叶伯巨的预言成为现实。建文帝和各地藩王之间爆发尖锐矛盾，最终导致了“靖难之役”的爆发，燕王朱棣和建文帝叔侄二人为了皇位大打出手，新生不足50年的明王朝陷入了大规模内战之中。

朱棣以藩王身份，悍然起兵造反，明显有悖于儒家传统的“忠君之道”。但从客观实际而言，无论是朱棣个人的胆略才干，还是他继位之后的表现，都比建文帝要高明的多。对明朝江山前途起见，皇帝之位被朱棣夺走，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建文帝坐拥明朝倾国之兵，却败给朱棣，并非偶然。

在靖难之役中，朱棣多次表现出非凡的勇气与才能，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奇袭大宁城之战。大宁城，是明朝在长城之外设置的一个军事重镇，对外可以同时控扼蒙古和辽东，对内可以护翼大同、燕京，“东连辽左，西接宣府，为巨镇”，地理位置十分险要。朱元璋深知此地重要性，把十七子宁王朱权的封地也设在这里，并在此地派驻重兵，“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骑兵皆骁勇善战”，是明朝北疆最为重要的军事重地。

朱棣起兵后，马上面临与明朝倾国之兵对抗的险境，他手中的那点兵力无论数量还是战斗力，远远不敷使用。但若要想重新组建一支兵强将勇的骁勇善战之师，又绝非一朝一夕之事。朱棣思来想去，把目光盯向了塞外的大宁城，“曩余巡塞上，见大宁诸军慓悍。吾得大宁，断辽东，取精骑助战，大事济矣”。假若能把大宁拿下，把大宁八万精兵收入麾下，平定天下指日可待。

但对朱棣而言，这个目标的难度却势比登天。大宁城不仅城高池深，重兵防守，守将宁王朱权“以善谋称”，机警多谋，是个很难对付的主儿。要想强攻硬打，朱棣就是把手里的兵力倾巢出动都远远不够。万般无奈之下，朱棣想出了一个风险极大的险招。

建文元年，朱棣率兵击退建文帝的一次进攻后，带领一支部队前往大宁。大宁城守军闻讯后如临大敌，准备迎战。谁知朱棣丝毫没有打仗的样子，他单人独马来到城下，要求进城面见宁王朱权。朱权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料想朱棣一个人进城也翻不了天，就把他放了进来。朱棣这一招风险极大，他当时身份是被朝廷缉拿的谋逆要犯，而宁王朱权却是建文帝一方的干将。若宁王朱权把送上门来的朱棣当场活捉，送交朝廷治罪，朱棣就彻底完了。

朱棣见到朱权后，“执手大恸，具言不得已起兵故，求代草表谢罪”。他拉着朱权的手痛哭流涕，声称自己起兵造反实在是不得已，请求朱权给他起草谢罪奏疏，向建文帝求情。朱权信以为真，认为朱棣是诚心悔罪，于是好言抚慰，决定出面为朱棣求情，化解这一场兵灾。

朱棣在大宁小住几日，取得了宁王朱权的信任，他在城外的部下也以进城采买粮米为由，陆续进入城中，与宁王朱权的部下秘密接触，“阴结三卫部长及诸戍卒”，成功策反了一批宁王朱权的部下将士。

朱棣离开之日，宁王朱权一路送他到城外。朱棣看准时机一声令下，“伏兵起，拥权行”，宁王朱权被朱棣活捉。大宁守军顿时乱作一团，被策反的将士当即阵前投降朱棣，还有一部分一看宁王朱权成了人质，群龙无首不知所措。大宁守将朱鉴下令出兵进攻朱棣，结果当即被斩杀。朱棣胁迫朱权召集大宁守军，向他们申明利害，最终这八万人马全军归降朱棣。

朱棣的这次冒险获得了丰厚回报，一下子得到八万生力军，还都是精悍的边兵，从此才有了与建文帝角逐的资本。奇袭大宁城，尽显朱棣的大智大勇，也因此成为靖难之役的转折点。从此战可以看出，朱棣无论是胆量、勇气、智谋、冒险精神，都堪称一代雄杰，软弱怯懦的建文帝一生则从未有过类似表现，两人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他最终能击败建文帝，也就毫不奇怪了。

参考史料：《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