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先后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和南开小学，形成了一套南开教育体系。而周恩来则正是从南开中学毕业的，当年由于家境贫穷，张伯伦还免去了他的一切学杂费，他从天津南开学校毕业以后，又进入南开大学就读。由于张伯苓兴办教育，为当时的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所以被誉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张伯苓原先就读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光绪二十年（1894年）毕业以后张伯苓被分配到北洋舰队成为了一名水兵，彼时的清朝正值多事之秋，而北洋舰队又是大清帝国极为倚重的一支军事防备力量，对于张伯苓来说，成为北洋舰队的一员意义十分重大。

然而，由于北洋舰队的武器更新太慢，这是由于翁同龢的一道奏折导致的缘故。他向慈禧上了一道折子，导致北洋舰队被限制购买武器装备，结果是清朝实际上并不差钱，但是不愿意把钱花在刀刃上。日本节衣缩食壮大自己的海军，于是在甲午战争中其武器和战舰早已经落后于日本的北洋舰队覆灭于敌手。

甲午战争以后，英国趁机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约》，此时的清政府由于战争失利，威海卫之战后不仅京师告急，威海卫也落入日本手中。三年以后，英国看到俄国在东北的势力越来越大，担心俄国的壮大会侵害自己在华的利益，于是和日本进行秘密交易，以英国和日本结盟的方式换取日本同意退出威海卫，由英国租借。

在英国的威逼利诱之下，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答应了英国的要求，将威海卫租借给英国。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双方正式签订了《中英订租威海卫专约》。张伯苓则跟随清朝官员前往威海卫办理交接和转让手续，按照程序清政府需要先从日本手中将威海卫收回，随后又转让给英国。

随着交接仪式开始，先是将飘扬在威海卫之上的日本国旗降下，接着升起代表清朝的龙旗，这就表示威海卫正式从日本手中收回。但这一仪式完成后，清朝的龙旗又在第二天降下，接着又换上英国的米字旗，这就是备为耻辱的“国旗三易”。当时的情形是清兵们一个个毫无精神，仿佛病恹的公鸡似的，一个个面黄肌瘦，无精打采，而且着装十分混乱简陋。

身上挂着一件简单的坎肩，前面写着一个大大“兵”，后面写着一个大大“勇”，这些衣服既不合身，又显得十分凌乱，加之对仪态又颇不讲究，一个个蓬头垢面。反观英军方面穿着统一的制服，装备统一的枪械，一个个神采飞扬，仿佛打了一场大胜仗似的。这一幕深深地刺痛了当时随行的张伯伦，使他对清朝的海军感到十分的失望。

他一下子明白了，想要依靠这支弱旅拯救中国几乎是不切实际的梦想，他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转变，开始萌生教育救国的念头。在回程的途中，张伯伦产生了这样的结论：

要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欲培养健全的国民，必须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由于在威海卫受到刺激，愤怒的张伯伦于是毅然决然的离开海军，从此走上了教育兴国的道路。

1904年，张伯苓把一家私塾严氏家馆通过改造以后成立为南开中学，由于推行新式教育，因此在天津地区逐渐有了名气。但光有中学还不够，张伯苓又萌生了创办一所大学的念头，为了推动这所大学的创建，张伯苓亲自远赴美国学习，并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相关的教育理论。

在美国游历学习一年后，1918年张伯苓正式回国，开始筹建南开大学的工作。第一步首先要解决的是资金问题，为此张伯苓在社会上奔走，呼吁人们为创建大学而捐款，先后得到徐世昌、黎元洪以及天津地区士绅们的帮助，使得南开大学的创建资金得以筹建。

1919年正式开建南开大学校舍，到了9月正式招收新生，而周恩来则是第一批南开大学的录取生。1923年又成立南开女中，1928年成立南开小学，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南开教育升学体系，为了将学校募集到的每一分钱用到刀刃上，张伯苓自己的工资只有大学毕业生的二分之一，每次到北京办事，为了省钱，他只住在一个小胡同的旅馆里，房费每天一元。

但是这家旅馆臭虫很多，为此张伯苓只能随身携带一盒臭虫药。学校的费用支出，他让人把账簿放在图书馆供每个人都可以查阅，正是这种诚信公开的方式，为他赢得很多人的信任，也让南开教育系统得以维系下去。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张伯苓又前往重庆创办南渝中学，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南开中学。而南开教育系统发展到今天，已经拥有十一所南开系学校，它们拥有统一的校徽，校训，校歌，同时他们又都拥有同一位校长，即张伯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