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明朝以对外政策上的强硬态度著称，与中国古代各朝代相比，现代网友们如此戏称历代：“强汉、盛唐、弱宋，刚明”。一个“刚”字，可谓是道尽了明代对外政策的核心特色。可是同样是“刚”，对外扩展和被动防守自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明代初年，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刚的特点是“拓地御边”，到了明代后期，核心特点就变成了“敛兵守塞”，那么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

明代初年，朱元璋和朱棣为代表的开拓之君，一边以大军扫灭元朝残部，一边以修长城的方式“拓地御边”，施行的是让战火在敌人的土地上燃烧的积极的边疆政策

明朝初年，朱元璋在一统中原王朝后，几出塞外，将曾经不可一世的蒙古铁骑打的没有招架之力，曾经横跨大半个欧亚版图的蒙元朝廷被打的四分五裂，成吉思汗的后代黄金家族不再有曾经的荣光。

当此之时，明朝几乎是没有边疆对外政策的，因为从海路来看，当时的大明没有敌人，所有能看见的地方，皆是大明领土。从陆路来看，唯一北方的敌人就是元朝残部，与大明可谓是有血海深仇，对于这样的敌人，哪有什么边境？什么时候将对方打服了，边界线就画在哪里。

图丨明朝军队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大明有了边疆政策的概念呢？洪武年代后期，随着统一的蒙古残部被朱元璋和他的儿子们打的四分五裂，遁入北方草原深处，作为传统的农耕文明，大明朝的皇帝和将领们，也不得不面对历史上他们的前辈们曾经面对过的那个问题。

即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看，打下一大片草原对于大明朝来说，不管是从皇帝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普通百姓的角度出发，都没什么用。对于农耕文明起家的中华民族，但凡是不能耕种的土地，一律是没有用处的土地。

再加上追击遁入到大漠深处的元朝残部，对于当时百废待兴的明朝政府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经济压力，在此基础之上，明代积极的边疆政策就产生了。

那么这种积极的边疆政策具体表现为什么呢？表现为修长城。

图丨明长城遗址

伟大的农耕文明下生长起来的明朝人，想到的积极的边疆政策，竟然是修长城。看上去这仗打赢了貌似跟打输了也没什么区别，打输了修长城好理解，是为了防备人家再打进来。那么打赢了为什么还要修长城呢？

其实同样是修长城，打赢了和打输了，修长城的方法和意义还是由很大的差别的。

从当时的一段记载来看，《明史》记载，万历年间：

“兵部侍郎汪道昆阅边，成梁献议移建孤山堡于张其哈喇甸，险山堡于宽甸，移沿江新安四堡于长甸，长岭诸处，仍以孤山、险山二参将戍之，可拓地七、八百里，益收耕牧之利。道昆上于朝，报可。”

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说，万历年间一位御史巡边，发现在某段旧有的长城外面，还有一大片地方可以耕牧，于是上报将原本的长城堡垒向外挪了一段，将这七八百里的地都囊括在内。

图丨始建明洪武初年的司马台长城

由此可以观之，同样是修长城，明初乃至到了明朝中叶，整个国家在东北边疆政策上，是属于积极拓展的。

明朝中后期，随着东南沿海倭寇的肆虐，和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明朝政府不得不改变边疆政策，转而开始执行“敛兵守塞”的保守型防御政策

到了明朝中后期，国内土地兼并的严重，贪污腐败的盛行，资本主义萌芽所带来的繁荣的海外走私贸易，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倭寇的威胁，都迫使明朝政府在整个北方战线上的边防政策趋向于保守，也就是前文提到的“敛兵守塞”。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历史，除了大部分王朝的覆灭都是国内因素导致以外，对于一个王朝影响最大的外部势力，普遍都来自于北方草原。秦汉时期的匈奴，隋唐时期的突厥，宋代以后崛起的女真和蒙古，从西到东，无一例外都是北方草原上的外敌，对中原王朝的影响最为严重。

图丨北方游牧民族

在此现实基础之上，政府对于北方边境线看得再重要，也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明朝则更加突出，其王朝建立的基础，就是在恢复中华的口号之上的，所以说针对北方的游牧民族，几乎就是大明朝的政治正确。

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大名北方著名“九边十三镇”的防御制度。

《明史·李怀忠传》记载：

“从淮安侯华去龙言,自永平、蓟州、密云迄西二千余里,关隘百二十有九,皆置戍守。”

而大明朝九边十三镇的防御制度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北方军事力量的强大和南方军力的疲弱。明朝中后期，随着倭寇肆虐作为大明财税重地的东南沿海，明朝政府为了稳定大后方，不得不在北方漫长的边境线上，采取守势。

图丨描绘明朝将士的绘画

另一方面，从东北方向主要敌人的视角来看，明朝一统天下，打败元朝主力之后，剩余在东北边疆地区的，都是一些小而野的部落聚居性的势力，其对大明的威胁，也逐渐从倾覆国家的威胁，演变成了骚扰抢劫的威胁。

这个时候，再执行积极进取的边防政策，就是将百姓往强盗的嘴边放了，毕竟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

所以说，明朝中后期边防政策趋向于保守的转变，一方面是国内的现实环境决定的，另一方面也跟当时大明朝在东北边疆问题上的主要矛盾变化有关。经过几十年的打压，此时的蒙古草原朝廷对大明没有了直接的威胁，主要矛盾变成了袭扰和保民的矛盾，实行战略防守的边防政策，也是出于保民的需求。

图丨《倭寇图卷》中的明朝军队

当然从后世的角度上来看，这样做无疑是放任了东北女真民族的崛起，但当时的大明朝，根本没有将区区一个部落组织的女真或者说后金看成是威胁。

从“拓地御边”到“敛兵守塞”，明朝东北边疆政策的改变，其实是整个北方防线上边防政策的写照，反映出的是明朝内部经济实力的恶化和对威胁的麻木

明代边疆对方政策的转变，看似是在国力衰弱和东南边境遇袭之后，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实际上如果仔细研究明朝历史，就会发现，这种政策的变化几乎是必然的。

《明史》记载，明成祖也就是永乐大帝曾经说：

“我朝国势之尊，超迈前古，其驭北虏西番，无汉之和亲，无唐之结盟，无宋之纳岁薄币，亦无兄弟敌国之礼。”

看上去正是现在流行的那句“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由来，听上去自然也是荡气回肠，可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吗？刚明之所以“刚”，是因为皇族气质的影响吗？

图丨明成祖朱棣画像

当然不是，明朝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历史上，唯二皇帝被外族抢去的国家，另一个自然就是被称之为“靖康之耻”中的宋朝皇帝了。

一个王朝都混到被别人把自己的皇帝给抢走了的地步，还谈什么刚不刚呢？实际上任何政策的来源，都是国家现实的需要导致的。

明朝初期之所以执行积极的对外边疆政策，实在是不得不如此。就如同三国时期偏居一隅的蜀汉为什么总要伐魏是一样的道理，你不打人家，人家就来打你了。实际上这种积极的对外政策，是以攻为守的手段。

图丨描绘明朝将领的绘画作品

明朝建立的时候，北方草原上的蒙古势力虽然败退，但并未彻底被打散，朱元璋定都南京的时候，蒙元朝廷兵力还是上百万，而且多是骑兵。只是因为疆域太过广袤，处处都是烽火，而且作为统治中枢的朝廷被打散了，没有人统一指挥，所以才败的那么彻底。

换句话说，就是蒙元朝廷的势力还在，只是暂且退居漠北。如果让他们重新整理江山，或者再出现一个类似于成吉思汗一样的人物，大明朝怎么能够安稳下去。

正是在这威胁之下，朱元璋才不得不一次次的北伐，朱棣才不得不迁都北京，以皇帝之尊统御北方九边十三镇的防卫工作，这不是朱家人本身就刚，是你不刚就没有活路。

图丨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

同样的道理，为什么明末边疆政策转向保守了呢？因为明朝当时的经济中心在南方，但为了应对威胁，不得不把统治中心放在了北方。

如此一来在古代的经济条件下，维持这种边防体系，本身就是巨大的经济负担，再加上倭寇肆虐，国内政治局势的恶化，让万历后期的明朝君臣们，去执行积极的边疆政策，不仅是强人所难，而且毫无说服力。毕竟东南都要不保了，还谈什么东北！

说白了，大明朝没有银子去执行积极的对外政策了，只能趋向于保守。

结语

综上，明代在东北的边防政策，实际上是整个北方边境线上，九边十三镇的边防政策的写照。从最开始的拓地扩土，到中后期的敛兵守塞，从手段上来讲好像都是修长城，但从意义上来讲完全不同，一个是开疆拓土的积极边防，一个是守土安民的保守边防。

而促成这种边防政策转变的原因，实际上又是相同的。即内部的政治需要和经济实力。最初执行积极的边防政策，是因为不这么做大明朝就要亡，百姓就又得陷入战乱，所以大家来紧裤腰带也要支持政策。

但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积极边防政策的见效，很多内地百姓，包括官员皇帝在内，根本理解不了朱元璋和朱棣时代那种举国之力打蒙元的积极性。再加上国内经济局势的恶化，就彻底让积极防御政策在国内没有了生存的土壤。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个王朝的历史，和人的一生是很相似的，希望我们现代人，可以引以为戒。

参考文献：

《明史》

《明史纪事本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