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前，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为民国添加了内阁总理制。

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当上临时大总统之后，《临时约法》规定，在临时参议院成立的10个月内，临时大总统应根据临时参议院制定的国会选举法，举行国会选举，国会成立后，再进行正式总统的选举，并制定宪法来代替《临时约法》。

这样，民国元年（1912）12月，各派势力开始活跃起来，力争在新的国会中角逐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宋教仁组建的国民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

孙中山对政党制度，不如宋教仁精通，他索性离开北京，去了日本考察铁路，宋教仁便成了国民党的实际负责人。

宋教仁为了扩大国民党的影响，进而能顺利掌握内阁，奔走在南方各省，四处演说。他天生就有演讲才能，很快就能把自己的主张宣传到听众心里，因此，宋教仁每到一处，民众都是热烈欢迎；袁世凯此时却是心惊肉跳。

宋教仁喜欢批评时政。他既有文采又有口才，议论精辟，但锋芒毕露，为人张扬，这也是很多才华横溢的人的通病。

许多人劝他，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西方议会、民主思想还差得远呢，最好是谨言慎行，以免给自己惹下大祸。三十出头的小伙子宋教仁，哪里听得进去。

袁世凯既爱他的才，又恨他的不留情面，准备用他惯用的老办法，收买宋教仁。

不过，袁世凯没搞懂一个问题：真正的大才，用钱是买不到的，能用钱买到的，就不是真正的大才，这样的人历史上屡见不鲜的。

袁世凯派人送给宋教仁一张50万元的支票，并带话，如果不够，还可以再增加。宋教仁微微一笑，绝对不收，客气地归还了。

袁世凯在报纸上看到宋教仁不停地发表议论，宋教仁在国民党湖北支部演讲时，竟然说出:现在的政府"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而那个时候，正是袁世凯"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之类的话，把政府抨击得一无是处。

民谚曰：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宋教仁在街头谈得正兴的时候，袁世凯为了让他闭嘴，连发电报让他赶紧进京：你别老这么整啊，你过来咱俩交流交流。见面三分情嘛。

宋教仁感觉自己的政党目标，离实现只差一步之遥，他决定绕道沪宁返京，准备组织第一届责任内阁，仿佛总理的位置正在冲他招手微笑。

宋还联合章太炎等人，准备在1913年的正式大总统选举中，与其他各党联手，通过民主的手段，选举"最为脆弱的黎元洪"为总统，以便于控制，并抛开专横跋扈的袁世凯，使国家大权牢牢掌握在革命派手中。

革命阵营内部，许多人对宋教仁的张扬忧心忡忡。在武汉，谭人凤曾告诫他"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勿急于觊觎总理"，并劝他"稍加戒备"；在上海，陈其美也要宋教仁提防暗杀，宋笑说："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

此刻，谁都不知道，他光彩耀人的一生即将进入尾声。

1913年3月20日，上海火车站。宋教仁准备从上海启程，前往北京，届时参加国会的开幕典礼。10时40分，当进入上海车站站台时，黄兴、陈劲宣、宋教仁、廖仲恺等人鱼贯而行。一声罪恶的枪响，宋教仁腰部中弹，倒在了血泊之中。

22日凌晨，宋教仁年仅31岁的生命终结在上海。

宋教仁惨死，全国人心激愤，强烈要求查拿凶手。

袁世凯也立即下令，务必严查。

就在大家以为在人潮涌动的大上海查案，就像大海捞针、肯定没什么结果的时候，没过几天，案情居然逐渐露了出来。

可恰恰就是这么一露，使北洋民国的历史，发生了急剧的大转折。

宋案发生后，黄兴和陈其美联名致电上海的闸北警局和上海租界总巡捕，请其加紧侦探，缉捕凶手。

当时上海电报局局长吴佩璜，是陈其美的人，同是革命阵营的同志，通过详查各方来往电报，顺着蛛丝马迹，居然有意外收获。就在这时，有一个买卖古董字画的河南人王阿发前往四马路中央捕房报案，遂使这一骇人的政治谋杀案开始浮出水面。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有关破解宋案一事，大概是这样的：

据王阿发报案说，十天前他在一个老主顾——应桂馨的家里兜卖古董，有一天应桂馨拿出一张照片，说只要他能把这个人暗杀掉，就有一千块大洋的赏金。王阿发说自己只懂得做买卖，从没杀过人，因此不肯承担这件事，且当时他并不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谁。而宋教仁案发生后，报纸上登出宋的照片，这才知道，宋教仁正是应桂馨要他去杀的人。

根据这个线索，上海巡捕房的人顺利地在一个妓女家里捉到了应桂馨，通过仔细查询，顺藤摸瓜，第二天就顺利地抓住了枪击的真凶武士英。

这起案件的侦破纯属搂草打兔子，无意之中，在应桂馨和武士英的住所搜出信件与往来电报，发现了背后的惊天密谋——直接与应桂馨往来电报的，是北京方面、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而函电和密码本又涉及二号首长——国务总理赵秉钧！那么到这里，人们的头脑就不难继续推断，他们背后的人，必是袁世凯无疑，而这个逻辑链条必是这样演进的：袁世凯怕宋教仁组阁威胁他的权力，指使赵秉钧杀人，赵秉钧让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负责内外联络，洪述祖找到应桂馨，应桂馨又让失业兵痞武士英动手杀人！

既然逻辑链条对接上了，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在追悼会上，黄兴给宋教仁的挽联直接写道：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一时之间，舆论大哗。

正在日本的孙中山听说这一消息，也立即断定：这事肯定是袁世凯干的，别人干不出来。

第一种主流观点:宋教仁就是袁世凯下令杀的，因为他怕宋教仁当上内阁总理，对他独裁不利，怕控制不了，所以，先下手为强。一百年来，人们也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近年来，史学界对此案进行了大量的再研究，重新破案的时候，却怎么也找不到有力的证据表明是袁世凯指使的。

纵览袁世凯的从政生涯，袁世凯不管遇到多么厉害的政坛对手，也没怕到想杀人的程度，也从未采取过此法，一个三十岁、没有执政经验的小伙宋教仁就让宦海沉浮、纵横江湖几十年的老袁怕成这样？直接杀之？可能吗？

而且，以常理来分析，一国元首要是想杀一个人，手段肯定是相当隐蔽，知道的人越少越好，链条不会那么多而长。况且怎么会雇佣流氓地痞？且袁世凯手底下有专门的机构执行，大内高手有的是，他怎么会舍近求远，到上海用一个不知底细、信不过、不可靠的人来做这么大的事？这是其一。

杀人的手段很多，下毒啊，故意斗殴啊，交通事故啊，等等。最好的办法是杀人于无形，不会在闹市区，唯恐天下人不知道似的。这是其二。

凶手在上海闹市区杀人，又过了三天，雇凶人和枪手却都没想逃跑，而还在上海滩风月场中寻欢作乐，杀完人之后，所有杀人的证据很轻易的就找齐了，一个不少。这事太奇怪了！

迷雾重重

关于宋案的第二种观点认为，应该是国务总理赵秉钧下令杀的，袁世凯本人并不知情。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赵秉钧这么做，有两个目的：

一是取悦总统，毕竟他能看出龙头老大袁世凯对宋教仁四处演讲、抨击时政极度不满和生气，作为下属，理应为领导分忧解愁。

证据显示另一个目的，是赵秉钧的私心，也是根本目的，就是不想让别人来抢他的总理位置。

赵秉钧从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开始追随袁世凯，受到袁世凯的赏识。八国联军侵华之后，中外订立《辛丑条约》，因京津地区方圆二十里不许驻兵，袁世凯遂创办警察，钻了条约的空子，中国第一个警察局，就是这样开始的，警察是赵秉钧一手操办的，可谓是中国警察业的鼻祖人物。

自从跟了袁世凯后，他的地位水涨船高，陆征祥总理称病不上班时，总理一职就由赵秉钧代理，随后他又当上了正式的内阁总理。说他刺杀宋教仁的理由就是，怕宋教仁才能高，如果进行国民党的政党组阁，就抢了赵秉钧的饭碗，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力，于是乎，出手杀人。

可是，这一观点，今天思索的时候，仍然有些疑问：

从赵秉钧的任职经历来看，他多年把持着警务大权，杀人手法上看，也不像是熟悉警察业务的人所为。

不像，完全不像，漏洞百出，进退失据。

宋教仁遇刺后仅3天，上海警察便抓住了线人应桂馨与凶手武士英，效率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民国第一大案，侦破得如此顺利，顺利到有些不可思议，甚至不真实的程度。

关于宋案的第三种观点，说是同一战壕的陈其美主使暗杀了宋教仁。

这个观点有些耸人听闻。

把风向转到陈其美身上来，先得从应桂馨身上入手找线索。

应桂馨，字夔丞，早年混迹于上海的江湖，为青帮大佬，属"大"字辈。陈其美联合应桂馨的青帮势力进行反清革命，革命党人经常在他家避难和商讨革命机要。辛亥革命开始时，应桂馨投身同盟会，上海光复时得到陈其美的重用，是陈其美的亲信，任沪军都督府谍报科长。孙中山自海外归国至上海时，应桂馨负责接待和保卫工作。孙中山赴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应桂馨被任命为总统府卫队司令，后改调任南京总统府庶务科长。

从这一段的任职经历来看，此人应该是个精明强干之辈，担任过谍报科长和总统卫队司令的人，做事应该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考虑问题细致周全，而绝不会在宋案事发后就被一窝端起，连根拔起，整个链条一个没跑。

后来，应桂馨因为与人持枪械斗被调任到下关兵站任差，随后又被解职，重新进入了青红帮。1912年8月15日因发动武昌兵变，被黎元洪通缉。据称经多方活动，由江苏都督程德全为之转圜，注销通缉，北上加入了洪述祖一派，任江苏巡查长。

说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应桂馨，到底是陈其美的人，还是洪述祖的人？应桂馨，是个双料"间谍"吗？他到底是在为谁卖命？到底是受谁指使？在这里，有必要再简单回顾一下相关案情和顺利得不可思议的破案经过。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刺中弹就医，取出弹头，上面有毒药。

3月22日，宋教仁身亡。

3月23日，古董字画商王阿发报案，说是一周前，巡查长应桂馨拿出照片、许诺金钱，要他杀人，他不干。一个想杀人的人，遇到个商人，就把自己的底兜出来，这个故事听着就不合情理。如果应桂馨是从精神病院出来的话，就更好理解了，可他偏偏当过谍报科长和总统府的卫队司令！一个有相当素质的人。

搜查应桂馨家宅，又搜得手枪一柄，枪内余弹两枚，经检验与宋教仁体内取出的弹头匹配。普通的杀人犯，尚且知道杀人后销毁赃物，尽可能地消灭和破坏一切证据，而应桂馨和武士英，像是在家里准备好了，把证据完整地保留着，等待警察来查证。你说是不是怪事！

从应桂馨家宅搜出的信件中以及从电报局取得的应桂馨发往北京的电报中，发现国务总理赵秉钧的秘书洪述祖的致电，里面大量的隐语，都指向了赵秉钧，并让人们一下子联想到袁世凯。国家级领导人想做掉一个人，有这么麻烦？

一个大型案件，如果人证、物证、旁证，非常离奇地一应俱全的时候，这个案件，最好是往反方向思考一下。否则，必有隐情。2012年7月6日《文汇读书周报》刊载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陈其美：谋杀宋教仁的幕后主使？》，文中记载的几件事，值得人们注意：

第一，陈其美当年也成为遭受怀疑的第一对象。只是由于他过于强悍，其手段也过于恐怖，在上海滩势力过大，当年的新闻媒体一直不敢正大光明地发声质疑。1913年3月23日，《民立报》在报道"各方面之舆论"时介绍说："宋先生被刺后，上海全市为之震骇，群情愤慨……其议论中约略可分为数派：有一派谓发生于党争者，国民党于议院既占优胜，又主张政党内阁，权利关系，遂有他党生出龌龊之感想，致产生此凶残之手段者……"

四天后的3月27日，远在广东汕头的《大风日报》，用不点名的方式把幕后主凶锁定在"巍然跻要职，膺上赏"的陈其美身上："记者旅沪，久稔是邦之情状……彼辈恃租界为窟穴，复与巡捕包探等相交结，其党羽甚众，声气甚广。一案之发生，内而弥缝者有人，外而援救者有人。故杀人之事时有所闻，而杀人之案则十不一破。凡被其毒螫者，无不忍气吞声。……乃光复以还，竟至波及上流人士。陶焕卿之被刺也，黄克强之狙击不中也……"

这一段的意思是说，陈其美盘踞上海多年，党羽甚多，即使发生案件，也会有许多人会来弥缝、援救，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所以杀人之事经常听到，但杀人之案十件破不了一件。这句话里面的"陶焕卿之被刺"，指的就是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被陈其美指使的蒋介石暗杀一事。

从中人们看到，在当时的上海滩，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势力很强大。在舆论比较自由的情况下，一些报纸仍不敢直指其名。

第二，文中记述了梁启超对于宋案的只言片语：1913年3月25日，立宪派方面的民主党精神领袖梁启超，在写给女儿梁思顺（令娴）的家信中说："宋氏之死，敌党总疑是政敌之所为，声言必报复，其所指目之人第一为袁，第二则我云。此间顷加派警察，保护极周，将来入京后更加严密，吾亦倍自摄卫，可勿远念。"3月27日，梁启超又在《与娴儿书》中写道："宋氏之亡，促吾加慎……刺宋之人（真主使者陈其美也），胪列多人，我即其第二候补者，今将彼宣告文剪寄，应某谋北来刺我，二十日前蜕丈已电告矣。"5月2日，梁启超在另一封家信中依然强调"宋案确与政府无关"，"系同盟会人自屠"。

也就是说，按照"谁刺杀谁得利"的原则，当年有人也怀疑梁启超，他是另一大党的领袖。而梁启超根据多方面资料证据，已经指出了宋案主使是陈其美，与政府并无关系。

第三，该文记述了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写的一篇文章。袁克文是袁世凯与朝鲜美女生的儿子，聪明绝顶，据称有曹植之才，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袁家就是他的三儿子。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中讲述了他自己在1911辛亥年至1915丙辰年间的所见所闻。袁克文说，宋教仁被暗杀时他恰好在上海，知道父亲袁世凯几次派遣密使欢迎宋教仁（遁初）北上，宋教仁欣然启程。临行之前，陈其美（英士）、应夔丞（桂馨）等人设宴饯行。宴席进行中间，陈其美询问宋教仁组织国民党政党内阁的办法，宋教仁表示说："我只有大公无党一个办法！"宋教仁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组织政党内阁时，要按照西方式的阳光政党、民主执政、公开平等竞争等角度来用权，而不是只用某一派的人组阁，也不是某一政党的专政。

陈其美听了没有说话。应夔丞在一边骂道："你这样做简直就是叛党，我一定要给你一点颜色看看。"他一边说话，一边从怀里掏手枪。在场的其他人劝住了他。宋教仁说："死无惧，志不可夺。"大家只好不欢而散。

袁克文的老朋友沈翔云（虬斋）是陈其美的重要谋士。他私下告诉袁克文说：宋教仁要出事了！袁克文问怎么回事，沈翔云回答说："国民党内的许多人都痛恨宋教仁，陈其美、应夔丞尤其痛恨他。这几天他们两个人整天都在商议这件事情，即使像我这样的亲近之人，也不能够参与机密。偶然听到他们之间的几句议论，也是关于宋教仁的，而且他们说话的神情语气都很不好看。"

这些记述的真假程度如何，自然是存在着很大疑问，不妨再顺着这篇文章中提供的线索，仔细思考几个问题。宋案本身确实有阴谋，是某一方为了权力而造假出来的；亦或许，宋案涉案双方都感觉自己受了委屈，行凶者另有其人，而大家谁也不知道。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国家之大不幸！

文/傅华轩，编辑/玄一，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