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宋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对于提高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起了极大的作用。同时，科技的发展又促进了哲学理论与学术思想的发展，并为之奠定科学的基础。当然，宋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中，也不是没有缺陷的。

缺乏专精研究的条件

科技的发展又促进了哲学理论与学术思想的发展，如众所知，宋代科技的繁荣发展，除了一些富有聪明才智的能工巧匠革新创造处，主要是知识分子来完成的。而知识分子在宋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只有走上政治这条唯一的道路，即走入仕做官的道路。因为儒生们纵使满腹经纶，有天大的才能，不把他放在适当的位置上，也只能怀才不遇，发挥不了作用。

所以，宋代知识分子大都通过科举入仕，力图实现自己的抱负。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沈括、苏颂等等，无不如此，只不过各人的机遇不一样而已。就是那位著作很多的李觏，也不是“隐者”，而是注意政治的人物。胡适说李觏是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仅以教授“自资”。就王安石而言，他才华盖世，在仁宗时上过《万言书》不被采纳，起不了作用。只有得到神宗的赏识，擢为参知政事，当上了宰相，才能革新变法，施展自己的抱负。这是就知识份子入仕以实现“内圣外王”理想的总体情况而言。

就有志于科学技术研究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一旦入仕做官，第一位的事是做官，即使当宰相，第一位的事是上朝当班，处理繁重的政务；要从事科学研究只能是业余的搞，或奉命在其工作范围内进行。纵使很有科技天赋的学者，也根本没有专精从事研究的条件。比如，博学多才的沈括，他从主簿做起，到成为朝廷大臣，繁杂的公务就使他苦于应付，苦于不能专一从事研究工作。他的名著《梦溪笔谈》是在他罢官之后才撰成的。

宋代许多科技成果是当时的官员们完成的，这些官员们同沈括一样，有同样的“苦衷”。这是宋代科技界的普遍现象。这样，科技发展到一定高度，再要向高、精、尖方面突破就难了！

偏重于实用，忽略理论研究

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发展，要有起码的两个条件，一是人才和与之相应的科学系统；二是社会的需要。宋代火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等三大发明，无不如此。宋代科技发展注重于社会的实际需要，有务实的特点，这本来是好事，但真理超过一定的限度便成为谬误。宋代科技事业无论是官办或者民营的，有些过于偏重于实用，在当时认为需要的、有用的就发展；认为暂时不需要或者当时不实用的就不去开发。

对于具有长远意义的纯理论研究便被忽略了。用我们现代的术语来说，偏向于应用科学技术的开发研究，忽视基础理论研究，这是宋代科技发展一大弱点。这在三年五年短时间内看不出来，在几十年、上百年就会显示出它的弱点，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理论导向的制约

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除其本身体系的完善外，还深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这里讲的理论导向的制约，即指导思想理论的制约。中国古代先民发明“八卦”，创造出伟大的哲学著作《易经》，这是古代先民智慧的结晶，包含了无限的内涵，是很深奥的学问。历代以来，为其作注解者不知有多少。所以，自先秦以来，科学技术各个领域的有关研究，无不以《易经》和与之有关的阴阳五行学说作为理论指导。

例如，现存最早的炼丹术理论著作－东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即把《易》与阴阳学说作为炼丹术的理论基础。认为造化之神功，在于阴阳之变化。宋代的许多科技著述也是如此。比如，沈括在讨论历法、气象、医学、化学甚至音乐时，常用《易》理、阴阳五行来解释。儿科专家钱乙在论证儿科疾病时也用这种理论来阐述。在两宋时代，他们那样做是无可非议的。其实，中国古代土生土长的许多科技见解，都与这种理论有着血缘关系。问题是这种学说过于隐晦而深奥，理解得正确，运用得好，也许还可以有新的发现；弄得不好，却会产生偏差。

同时，这种理论因人而异，不易于传承，一步之误，差之千里。例如，北宋中期医学界盛行的运气学说即典型一例。所谓“运气说”，是把当时纪年用天干、地支（甲乙丙丁······子丑寅卯······等）和五运（金木水火土五行）、六气（太阳寒，少阳火······)联系起来，以为每年都有一个“五运”和“六气”，同时又把五运六气联系起来（金属燥，木属风，水属寒，土属湿，天气中少阳之火为向火，不阴之火为君火）。

并把它们分别于不同的阴阳，这就可根据甲子、乙丑等年岁的推移而预先判定某年某运为主运，某气为主气，然后再按五行相生相克关系，定出“运”和“气”何者为主。以此来判断某年为某气胜，易得何种疾病。很明显，这是一种类似按阴阳五行的排列作“游戏”，难说有什么科学依据。当时就有人反对，有见识的医生名义上不反对，实际上不予理会。有时则强调六气致病，发挥而成“六淫”病变说。

这就是说，以这种“隔雾看花式”的阴阳学说为理论导向，缺乏或者更确切地说没有实验实证精神和方法，对有些科技现象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又以阴阳生克关系，简单称之为“自然之理”。理学家们又强调“理”与“气”，什么事都说“只是一个理”，或说“此乃气也”，说得很玄乎，走向极端。这就制约着科技的进一步向前发展。

官本位的束缚

宋代武功不竞，科技文化却很发达，这有多种因素造成，与宋王朝开明的文化政策分不开，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宋朝推行的是中央集权、封建等级森严的官本位政治体制。在这种官本位的体制下，科举以进士为荣，当官以高品为贵，比官位高低，讲究等级。许多科技部门，诸如天文、历法、医学、农学、火药兵器、指南造船、印刷铸造、水利工程、制瓷纺织、矿冶等等，都为政府所控制，并由政府官员领衔制作或在某些官员监督下进行。

官员中不乏有开明的科技人员乃至造诣高深的科学家（如沈括、苏颂等），也有些官员不学无术、以势压人，在这些人心目中“我是官，你是民”，我的话就是法令。例如，沈括记述庆历年间，黄河在大名府（河北大名）、商胡（河南濮阳一带）决口，很久没能堵住。水工高超所献“合龙门”方案，本是可行的，但当时的监工、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锡不同意，高超的技术就无法施展。只有到了造成灾害，郭申锡因罪被贬官，并有当时大名府的最高长官贾昌朝的支持，高超的“合龙门”技术才得到实施。

高超的技术能不能得到应用是一回事，黄河决口造成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则是巨大的。这种事例，在宋代并非个别，而是普遍现象。它有力地说明官本位束缚是宋代科技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因素。以宋代“三大发明”为例，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但我们反思一下，为什么先是发明，后来又落后了呢？为什么“登堂”而不能“入室”呢？难道是中国人“江郎才尽”？这不是智慧问题，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因素的。这种官本位的束缚，不知扼杀了多少聪明才智，埋没了多少有真才实学的精英！

结语

以上是宋代科技发展中的四大遗憾，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历史经验教训。自然，这丝毫无损于宋代科技发展中光辉灿烂的成就。宋代科技事业无论是官办或者民营的，有些过于偏重于实用，在当时认为需要的、有用的就发展；认为暂时不需要或者当时不实用的就不去开发。对于具有长远意义的纯理论研究便被忽略了。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除其本身体系的完善外，还深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宋代武功不竞，科技文化却很发达，这有多种因素造成，与宋王朝开明的文化政策分不开，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