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东京却管蔡京，北宋亡了还在内斗，宋徽宗这锅背得有点冤
自从《清平乐》火了之后，连带着关于宋朝也是火了一把，很多人都感慨与北宋时期，街边上已经有了那么多好吃的，好玩的，夜生活已经如此丰富，完全不亚于现代人的生活质量。
但往往转念一想，这么好的盛事，居然没过几十年北宋就灭亡了，这全都要怪宋徽宗昏庸无度，不管是民间还是官方，似乎都宋徽宗的评价都是高度的一致，那就是正是由于他的昏庸和挥霍，最终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官方《宋史》对他的定论是，什么都会做就是不会做皇帝，民间则随着明清时代《水浒传》的普及，里面宋徽宗就是一个穷奢极欲皇帝的样子，这样一来，宋徽宗的形象，就彻底被固化了下来，昏庸奢靡成了贴在他脸上最多的标签。
但历史上的宋徽宗绝对不是这么简单坏皇帝这么简单，他之所以会成为这个样子，主要因为他的敌人，那么作为一个皇帝，他的敌人又是谁呢？
旧党的死敌
一想到宋徽宗的敌人，可能很多人会想到，会不会是金朝人，会不会是元朝人，这些都是跟宋打过仗的，想来他们故意抹黑宋徽宗也是有道理的。
但是金和元连自己的记录留下来的都很少，更不要说关于这个北宋皇帝的坏话了，所以他们尽管有一定的动机，但是还是能力上差很多。
毕竟古代能够留下来的绝大部分都是文字记录，金朝和元朝就算是想抹黑宋徽宗，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宋徽宗形象的形成，最终都跟他的死对头们有关，这些人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做旧党，正是在他们后来的不懈努力下，再加上程朱理学的推波助澜，最终让宋徽宗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为什么旧党如此讨厌宋徽宗呢？
这一切都要从宋徽宗的爷爷宋神宗变法说起，宋神宗重用王安石变法，因为比较复杂，这里就不细说，但是他造成的一个客观后果就是彻底造成了朝堂上新旧两党你死我活的斗争。
简单来说，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就是新党，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就是旧党，在王安石之前朝廷上也有激烈的斗争和争吵，但大家都有一个底线，那就是不管谁当政不会打击报复。
但是王安石打破了这种底线，神宗皇帝锐意进取，王安石一意孤行，结果两个人都有非常大的热情推行新法，对于那些反对新法的全部都贬出京城，对旧党人士实施残酷的打击报复。
幸好宋朝有祖宗家法，不杀士大夫，这虽然是个好政策，但是造成的恶果就是，新旧两党的仇怨越结越深，最终旧党等到宋神宗一死，就残酷迫害新党，把新党之前做的加倍还给他们。
如果从此就是旧党的天下也就算了，但旧党的日子没多久，支持旧党的宋哲宗和高太后都相继去世，最终由宋哲宗的弟弟赵佶做了皇帝，他就是宋徽宗。
这个时候的朝堂，早已经失去了昔年的温文尔雅，朝廷上弥漫着新旧两党不死不休的斗争氛围，太多的事情根本就不是就事论事，太多的意气之争，已经影响到朝廷的正常运转了。
宋徽宗的突然继位，让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他，如何处理新旧党争，成了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所有人都在看着他，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大家跟对方早已势同水火，就看皇帝支持那一方，就等着皇帝的支持然后狠狠的把对方踩在脚下。
但是没接受过皇帝教育的宋徽宗这一次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正是他的这个举动，显示了他初期想要治理好国家的决定。
皇帝的无奈
中国的皇帝一直被认为是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就是在生杀予夺动不动就当场打死大臣的明朝，最终崇祯皇帝还是很愤恨的说了一句，群臣误我。
道理很简单，不管你杀多少大臣，你总不能把他们都杀光，当他们的想法几乎都是一致的时候，你杀多少个都无济于事，何况宋朝还不杀士大夫，所以你看着皇帝权力很大，实际上没有了大臣他什么也做不了。
宋徽宗面临的局面有点像崇祯皇帝刚上台那会，也是党派斗争非常激烈，作为天上掉下来的皇位他之前从来没想过会有这一天，说实话如果赵佶仅仅作为一个普通的皇族，凭他在艺术上的造诣，绝对可以名垂千古。
因为皇帝做的突然，所以他的想法跟之前的掌权派不一样，他并不想拉谁打谁，他想开创一个新的局面，一个新旧两党调和的局面，朝堂上依旧是旧党做宰相，但是宋徽宗无论新党旧党都重用，并且很有深意的把年号改为建中靖国，意思很明显就是想弥合党政，结束许多无谓的争斗。
结果还是太年轻的宋徽宗根本没有想到，新旧两党人根本没想过要和平共处，尤其是旧党人士，态度非常坚决，根本不愿意跟新党这帮小人一起共事。
那么作为皇帝，究竟会支持新党还是旧党呢？
说实话，如果你是宋徽宗你大概也会喜欢新党，事实上除了像宋仁宗这样的极度能够忍耐的皇帝之外，基本上没有那么想做成事的皇帝会喜欢旧党。
旧党都是一些自以为君子的人，他们的嘴里天天都是仁义道德，全都是以正人君子自居，我们所知道的司马光程颐程颢兄弟就是代表人物，有一次皇帝咨询程颐如何治理好国家，程颐给出的建议就是君王提高自己的道德，国家自然就好了。
对于这种没有实际意义和操作指南的话，皇帝听了也是很无奈，相比于旧党人士，新党则显得非常务实，他们要做的就是出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且因为大多是新崛起的官僚阶层，只有皇帝可以依靠，所以也比价听皇帝的话。
这么一比较，宋徽宗感觉还是新党比较好，于是第二年就任用蔡京为宰相，直接把年号改为了崇宁，什么叫崇宁，神宗的年号叫做熙宁，这是明摆着要恢复到神宗时期的新法时代。
于是党争的钟摆再一次摆向了新党一方，宋徽宗耳边清净了，行政效率提高了，但由此也和旧党彻底结下了仇怨。
宋徽宗任用蔡京，在南方设立市舶司，第二年就实现了朝廷收支正常，且有结余，但这些正是旧党看不上的地方。
正如东林党人喜欢标榜自己的道德高尚一样，旧党人士也喜欢以高尚的道德来要求自己，事实上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小利益，只不过他们是不会明说而已，他们要反对你，不能说你侵占了我的利益，只会说你这个人道德有问题。
旧党都是盘根错节的大地主大官僚，新法很多地方就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比如青苗法，向农民借钱这本来是地主干的事，收取高额利润，结果这事儿被国家做了，利息还低，在地方上的地主他们的代表就是朝廷里的这些大佬，他们当然是要反对新法的。
不够他们也不能直接说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只能说追逐利益都是小人行为，国家更不应该做追逐利益的事情，这帮人明明是自己得了利，却偏偏用道德教化别人，不让别人得利，这分明不是什么腐儒，就是精明的利己主义者。
现实中尽管你需要钱，但是你挡不住道德的巨大号召里，在旧党持续的鼓吹下，有着高尚情怀的程朱理学开始逐渐占据上风，新党的人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是一副小人嘴脸。
不想东京想蔡京
君子们一直坚信，只要小人从朝堂上离开，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只要道德高尚的人聚在一起，四方仪狄就会自动归附，哪怕敌人已经兵临臣下，事都火烧眉毛了，旧党依然不着急，他们要做的头等大事竟然是要搞垮蔡京。
当金兵兵临城下的时候，旧党的君子们正好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对蔡京的弹劾，都这个时候了，心里想的居然还是内斗，完全没想过要组织军事力量抵抗，满脑子都是内斗。
南宋文人笔记里就曾很愤慨的记载到，这个时候“不管东京只管蔡京”，蔡京最终倒台了，但是这丝毫不能影响北宋灭亡的进度，当徽钦二宗被掳走之后，不知道这些臣子作何感想。
如果仔细想想，宋徽宗有多坏，做错了什么，可能还真的没有，他的错全都都是后世儒家带上有色眼镜看的，而儒家士大夫把北宋灭亡的原因都让宋徽宗来被，显然是不公平的。
宋徽宗喜欢艺术，还专门建立的画院培养画家，造就了中国历史上艺术上的鼎盛时期，但这也得罪了儒家，包括他兴建艮岳，背后的目的就是想摆脱儒家那一套对他的约束，但是儒生们怎么肯罢休让皇帝脱离他们的控制。
北宋灭亡，是士大夫们完全不懂军事，也不了解实际情况造成的，这里面士大夫们的责任显然更大一点作为一个职业皇帝，宋徽宗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作为士大夫们，对现实一点也看不透，非要把虎狼之师的金国引来，这就是他们的错了。
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了塑造自己的光辉形象，士大夫们把自己的责任全部都撇清了，错全都都在宋徽宗，而且他们撇的还非常成功，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武器，那就是程朱理学。
大臣可以死，皇帝可以换，但某种思想一旦确立，却可以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威力会超过任何当权时期的皇帝和大臣，这就是思想的力量。
程朱理学是典型的旧党思维，把道德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套理论以南宋朱熹作为集大成者，最终成为了从南宋开始之后千年思想界的唯一权威。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宋史》彻底贬低了宋徽宗，民间小说也以程朱理学为标杆，认为宋徽宗是个非常负面的人物，谁也没有想到，经过时间的沉底，对与错已经不重要了，人们需要一个背锅的来解释这段历史。
太多人的人接受了程朱理学给宋徽宗安的锅，但是当我们回到真实的历史中去，宋徽宗或许真的没有那么的不堪，士大夫们也没有他们说的那么高尚，看历史一定要知道历史是谁写的，写书的时候当时的人嗯是一种什么观念，这些无形的东西，很多时候才是我们理解一件事，评价一个人，最核心的要素。
总结：如果你跳出传统儒家的视角，重新审视一下宋徽宗，你会发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赵佶，他的生命充满了丰富多彩和对美的追求，他的遭遇足以让人叹息良久，仅仅只是一句他是个昏君，是完全不足以明白宋徽宗这个真实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