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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宗崩后,穆、敬、文、武两代四朝相继统治天下近三十年,可以说穆宗一房为皇室正脉的地位已基本上确立下来。
从帝统的角度看,会昌六年(846)三月,宣宗之立意味着宪宗以后,以宪宗朝太子、第三皇子穆宗一系四帝所延续三十年之久的帝统,被宪宗十三皇子宣宗一系取代。
1、唐宣宗的造神运动
宣宗为宦官矫立,并没有得到外朝李德裕等大臣的支持,因此“禅让”之路行不通。
在中国传统礼制中,正常的继统方式主要为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两种。宣宗叔承侄位,显然不能说自己是皇侄武宗的继承者,只有从其父亲宪宗那儿寻找皇位的正统性。
宪宗为元和中兴之主,具有很高的声望。即位伊始宣宗便在“至孝”的名义下对宪宗进行了一系列的追思推崇活动。
《唐语林校证》卷一《德行》载:
宣宗郊天前一日,谒太庙,至宪宗室,捧斝而入,涕泗交下。左右观者莫能仰视。
同卷又云:
宣宗尝出内府钱帛建报圣寺,大为堂殿,金壁圬墁之丽,近所未有。堂曰“介福之堂”,宪宗御像在焉。堂之北曰“虔思殿”,上休憩所也每由复道至寺,凡进荐于介福者,虽甚微细,必手自题缄。
从宣宗种种悲痛欲绝的表现来看,似乎宪宗不是已经亡故三十余年,而像刚刚晏驾一样。
时隔三十年后宣宗仍能对父皇之逝反应如此强烈,这一“孝行”可谓古今罕见。
宣宗以众多功臣配享,表彰元和功烈,提高了宪宗在太庙中的地位,进而也表达了对宪宗的至孝之情。
不仅如此,宣宗命相的方式也十分独特,《新唐书》卷一七七《李景让传》载:
大中中,进御史大夫…为大夫三月,蒋伸辅政,景让名素出伸右,而宣宗择宰相,尽书群臣当选者,以名内器中,祷宪宗神御前射取之,而景让名不得。
蒋伸拜相在大中末,其事或有不实,但可见大中之时有拜相前在宪宗神像前祷射之仪。宣宗对宪宗的“至孝”可谓达到极致,甚至发展到把宪宗奉为神灵的地步。
2、唐宣宗为何要把唐宪宗造神?
宣宗生于元和四年(809),宪宗遇弑时,宣宗才十一岁,元和故事最多只是残留的某些模糊印象,所谓“追感永日”之说,尤其令人生疑。
在宪宗二十多个皇子中,宣宗并不得宠,甚至幼时宫中都认为其“不慧”,宪宗、宣宗父子之间感情大概也不十分深厚。
新驾崩的是武宗皇帝,而宣宗深切哀悼的却是驾崩已三十余年的宪宗皇帝,此间必然大有文章。宣宗煞费苦心地大搞宪宗崇拜,归根结底,无非是要“借尸还魂”,即通过对宪宗的哀悼活动突出自己与宪宗的血缘关系,向世人证明自己直接继统于宪宗。
为了证明自己是宪宗朝的延续,除了“哀思”宪宗外,宣宗还大规模地寻访并重用宪宗朝功臣子弟。
除杜胜、令孤绹、韦宙外,还有很多宪宗朝重臣子弟也在同样的理由下被宣宗破格擢用。
翰林学士裴谂因其为元和名相裴度之子而授翰林承旨,元和宰相韦贯之之子韦澳、皇甫镈之子皇甫珪大中初俱入充翰林学士,成为宣宗近臣。
宪宗所幸宦官吐突承璀数误军国大事,朝野侧目,宣宗继位后连擢其子吐突士晔为右军中尉。
从南衙到北司,到处都有宪宗旧臣之子充任显职,大中朝廷几乎成了名副其实的“小宪宗朝”。
宣宗“慎重名器,未尝容易,服色之赐,一无所滥”,即位之初却主动地、有意识地寻访宪宗旧臣子弟,并一概赏以高官显爵,这其中自然有宣宗初立,需要培植亲信官僚的需要,但是政治亲信未必一定要从宪宗旧臣子弟中寻找。
宣宗有意识地网罗宪宗旧臣子孙充任朝官,堂上天子为故皇帝宪宗之子,堂下群臣为故皇帝宪宗旧臣之子,意在使朝廷看上去更像是宪宗朝廷的延续,从而表明自己是宪宗基业的真正继承者。
3、河湟之功的真相
安史之乱后,河西陇右二十余州为吐蕃侵吞。会昌中,吐蕃政权崩溃。大中三年(849),吐蕃论恐热将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归还唐朝。宣宗收复河湟,一洗朝廷百年之耻。
依惯例,“当命有司择吉日布六师,备凯乐献于九庙,陈于大社”。
但是我们找不到任何宣宗告功太庙的记载,而宣宗因河湟之功对宪宗进行追尊的记载却屡见于史端。
大中三年,群臣请宣宗加尊号,宣宗婉言谢绝,称“元和中将摅宿愤,常欲经营,属诛锄叛臣,未暇收复,今则恭行先志,克就前功”。
大中三年论恐热归还三州之地,其根据正是当年宪宗媾和时所提的条件。
宣宗正寻求统治的合法性,竭力把自己营造成宪宗的直接继承人,论恐热无疑给宣宗送了一份厚礼。
但是,执政的牛党官僚们态度则大为不同,反对收此三州。宰相周墀亦因谏止宣宗忤旨,罢为东川节度使,翰林学士郑颢面陈说“周墀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罢相”,宣宗虽然“感悟”,仍然不改初衷。
宣宗力排众议,甚至不惜背上拒谏之名仍坚持收取三州,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收此三州是宪宗夙愿,而完成宪宗夙愿是宣宗证明自己子承父志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新唐书》卷一三《礼乐志三》载:
宣宗已复河、湟三州七关,归其功顺宗、宪宗而加谥号。
博士李稠揣摩宣宗之意,提出废弃穆宗所立旧神主,重新改立新神主。
宣宗不能容忍穆宗所立宪宗神主,其不肯告功太庙的缘由亦可推知。当时太庙中宪宗神主以下,还有穆、敬、文、武两代四室神主,如果宣宗告功太庙,那么他就无法达到突出自己子承父志的政治目的。
并且,收复河湟也是武宗夙愿,武宗曾谋向黠戛斯索回安西四镇,会昌末又命刘濛巡边,侦察吐蕃虚实。宣宗若要告功太庙,恐怕只能算作继承武宗基业,这是宣宗所不能接受的。
4、对穆宗系四帝的“革命”?
宣宗既然自视为宪宗继承者,他就不能超越宪宗后穆宗系四帝统治天下三十余年的历史现实。
至于宣宗是如何处置穆宗一系诸帝势力的,由于诸史记载极为暧昧,我们无从详知。不过,政治斗争往往会首先在礼制上反映出来,当日政坛上的种种异动完全可以通过大中初礼制的变革来窥知一二。
会昌六年(846)十月,因宣宗新君登基,有司照例要告享太庙。
自东晋温峤以来,宗庙祝文子孙言“孝”,非子孙则不称,若旁亲则言“敢告”。
大和二年(828),文宗享敬宗皇帝祝文称“皇孝弟”,太常博士崔龟从等以为“上考《礼经》,无兄弟称孝之义;下征《晋史》,有不称旁亲之文”,要求除去“孝弟”二字。
会昌六年距大和不远,崔龟从本人大中初还官至宰相。此处祝文却复称“皇兄”,甚至连“孝”字也被删去,以常理推之,不当为礼官不知礼所致。
又敬、文、武三宗,仅在穆宗祝文之下附名而已,并无祝文。据是年六月定太庙之议,敬宗三兄弟共为一庙,有庙而无祝,礼官必不敢冒着“大不敬”的风险而擅作主张。
此两点足可明祝文称“皇兄”皆出自宣宗之旨。
盖宣宗自视正统,对穆宗以下均持敌视态度,故竭力回避“皇帝”这一称呼。穆宗相对于宣宗而言为兄,宣宗尚勉强以“皇兄”称之,敬、文、武三宗相对于宣宗为侄,宣宗干脆略而不提。
庙祝称皇兄不称嗣皇帝,直接折射出宣宗对穆宗以下四朝的否认态度。若结合宣宗收河湟而不肯告功太庙、不肯用穆宗所题宪宗神主等反常举动来看,宣宗拒绝承认穆宗及其三子先皇帝地位的态度是相当鲜明的。
众所周知,穆宗为宪宗亲自选立的太子,母郭太后为宪宗元妃,母仪五朝,天下人皆以郭太后所出的穆宗一房为宪宗正嫡。
而且宣宗生母郑太后与郭太后本皆宪宗嫔妃。但是郑太后入宫时是郭太后侍女,身份卑贱。如今宣宗贵为天子,郑太后好不容易做回太后了。但是郭太后自文宗朝起,已经做过三个皇帝的太皇太后,宣宗叔承侄位,仍须尊郭太后为太皇太后。
这样,郭太后仍比郑后高一辈分。对宣宗来说,郭太后的存在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于是,宣宗就想出穆宗、郭后为弑逆之党,抹黑穆宗系诸帝,使其背上弑逆恶名,从而丧失统治的合法性。
5、穆宗系四帝牌位如何处理?
宣宗既已将穆宗视为弑逆之臣,但是即便穆宗为逆臣,宣宗为宪宗十三皇子,还是没有资格以宪宗继承人自居。为了使自己名正言顺,宣宗又从元和末与宪宗一同遇弑的宪宗次子灃王身上大做文章。
《旧唐书》卷一七五《宣宗诸子传》载:
靖怀太子汉,会昌六年封雍王,大中六年薨,册赠靖怀太子。
靖怀太子汉,即为宪宗第二子灃王长子东阳郡王汉。元和七年(812),宪宗长子惠昭太子薨,宦官多支持次子澧王续立,但是以翰林承旨崔群为首的朝臣惧宦官得势,力挺郭贵妃所出第三子遂王(即穆宗)。
太子之争的最后结果是穆宗胜出,宪宗遇弑当夜,灃王一并遇害。宣宗视穆宗为弑逆之党,故将宪宗帝统归于当年争夺太子之位失败的兄长澧王。
澧王虽年长却不能守住宪宗基业,如今自己又将江山从弑逆贼子(穆宗)手中夺回,对唐室有中兴大功,那么,帝绪的正统性也就自然而然地由澧王转移到自己身上。
因澧王早年遇害,为突出这层政治含义,登基之初宣宗即封其长子东阳郡王为雍王,此举带有古代政治中“续往绝”的意味。
若非有穆宗“弑逆”之事,则雍王汉正为合法的天子,因此大中六年(852)雍王薨时,宣宗又追赠其为靖怀太子(雍王死因不详,不知是否与宣宗有关)。
宣宗诬穆宗为弑逆之党的计谋尤为阴毒,既可剥夺穆宗的正统性,又可在为宪宗复仇的旗号下大肆清洗异己势力。
特别是李德裕被贬黜以后,武宗旧臣群龙无首,宣宗得以在诛元和逆党的名义下肆意迫害清洗。史称:“上自即位以来,治弑宪宗之党,宦官、外戚乃至东宫官属,诛窜甚众。”
武宗诸子对宣宗威胁最大,“宣宗追前事,至于武宗诸子皆不保其终”。
大中元年(847)闰三月,文宗母积庆太后崩。穆宗生母郭太后母仪五朝,也在大中二年(848)“一夕而薨”。郭太后为宪宗元配,郭子仪之孙,郭太后之崩中外嘱目,在太后拊葬问题上宣宗同礼官再次发生争执。
郭太后为宪宗嫡妻,穆宗生母,依常礼,死后当拊葬宪宗。但是,若以郭太后拊葬宪宗,这就无疑向天下人宣扬穆宗一房才是宪宗正嫡。
在宦官随意废立皇帝的时代,只要获得正统性,被拥立的几率就很大,若干年后穆宗一房子孙尤其是武宗诸子年长后仍有机会把皇位拿回去。
为了彻底剥夺穆宗一房的正统地位,宣宗一改纳谏的伪面具,坚决拒绝将郭太后拊葬宪宗,甚至贬黜不肯附和自己的宰相周墀。
毫无疑问,宪宗景陵正室之位为其生母郑太后所预留,只要郑太后与宪宗拊葬在一起,宣宗一房自然而然地成为宪宗的嫡传子孙,其正统性也就不证而明了。
不仅郭太后在礼制上深为宣宗所抑,武宗母宣懿更是如此。大中初,其神主被宣宗从太庙中迁出,惟其身份不如郭太后显赫,故鲜为人知。
6、迁庙风波
宣懿神主从太庙中迁出只是宣宗密谋将穆宗系诸帝后神主,悉数从太庙迁出的探路石。
宣懿既已由庙迁出,穆、敬、文、武四宗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唐制,凡太庙中奉祀之已故皇帝,在神主被迁出之前,皆须避讳。
据《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二》所载,河南府河南县有河名瀍水,武宗朝避讳改为吉水,宣宗即位后不久即回改为旧名。瀍水之名的改易昭示出宣宗不承认武宗的正统性,只是当时立足未稳,不便明言罢了。大中后期,宣宗权力已经相当巩固,便放弃会昌六年(846)对礼官们的妥协,试图将穆宗以下四宗从太庙中彻底驱除出去,最终在大中十年(856)引发一场迁庙风波。
大中八年(854)三月李景让为吏部尚书,此后一直没有升迁,而十年(856)十一月“抗疏”请求将穆宗一房四帝从七庙中迁出后,次年正月即升迁为御史大夫。李景让“希旨”很快就得到宣宗的回报。
如果不依宗庙递毁之制,而是将穆宗系四帝强行从太庙中迁出,这意味着朝廷不再承认穆宗等四帝是唐朝正统的皇帝,宪宗崩后三十余年天下处于没有帝统的伪朝统治之下,这对政局所造成的冲击将是难以估计的。
宣宗并不隐讳自己的意图,而且希望臣下能踊跃拥护。
但是朝臣中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者实在不多,李景让本人也不敢公然以此作为理由,而是另找一个不疼不痒的理由(李景让既然认为拜兄尚可,那么何以要迁穆宗之位,希旨的理由都不圆满),此次迁庙之议在大臣们的抵制下“不定而止”,宣宗试图剥夺穆宗以下诸帝太庙神主地位的企图未能得逞。
《通鉴》卷二四九宣宗大中十二年二月条载:“甲子朔,黑公卿朝拜光陵及忌日行香,宫人悉移于诸陵。”
这是大中末宣宗贬抑穆宗系诸帝的最后一次努力。《通鉴》未载当日朝臣反应如何,但从咸通时懿宗复许以郭太后拊葬宪宗来看,此举当日也极不得人心。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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