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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武宗废佛事件的发生，从表面上看是佛道两种宗教的矛盾和斗争，也是武宗崇奉道教、抑制佛教的必然结果。

其实质在利益分配上矛盾不断尖锐化的必然结果。

1、唐武宗灭佛的必然性

唐朝中期以后，大小寺院地主争先恐后加入土地兼并狂潮，以各种方式扩大土地占有，“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凡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吏不能制。”不仅如此，寺院地主还“积聚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

经济势力不断膨胀，有人估计说：“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

更为突出的是，僧侣本已享受免役特权，而唐后期，寺院地主所占土地又不向国家缴纳赋税，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为了逃避赋税负担，又纷纷出家为僧尼，以寺院为庇护之地，所有这些，都严重危害了国家的根本利益。

会昌三年开始的讨伐昭义军刘稹叛乱的军事行动，使得本来就入不敷出的国家财政更加困难，又有宰相李德裕的支持和道士赵归真等人的鼓动，武宗下决心给佛教以沉重打击，似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其实，如果从唐朝后期说起，对佛教进行抑制，并不是从武宗开始的，而且武宗的废佛也不是突然宣布实施的，有一个酝酿准备和循序渐进的过程。

唐文宗在位之时，曾经对寺院经济势力的恶性膨胀痛心疾首，他对宰相说：

“古者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共食，其间吾民尤困于佛。”

文宗朝宰相李训也曾经以天下浮屠规避徭役，耗国衣食，上疏请求下令将其中行业不如令者还俗为民。但是，当时因佛教势力的“本牢根大”，未能办到。

2、武宗灭佛的第一阶段

武宗即位以后，随即开始实行了限制、歧视佛教的政策，对僧尼的打击迫害也在不断升级。

在会昌元年(841年)正月四日的文宗先皇帝去世一周年之际，武宗仍沿袭旧例，下令在宫中设千僧斋，行香做佛事。

至六月的武宗诞辰庆阳节上，情形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武宗在皇宫内设斋，请来僧人、道士讲法，赐给道士紫衣，同时下令僧人不得穿着，这是对僧人的歧视性政策的第一步。

接下来，便发生了棒责僧人的事件。

南天竺僧人宝月，因入朝未先谘开府而上表请求回国，以越官罪被拘禁。非但拒绝了宝月回国的请求，他的弟子三人各受棒责七下，通事僧受棒责十下。

日本僧人圆仁来唐朝求佛法，于开成三年(838年)七月在扬州海陵县登陆，辗转各地，后在开成五年(840年)八月来到长安。此时，武宗已经即位。

一年以后，武宗打击佛教势力已经开始，圆仁也上表请求回国，同样未获允准。圆仁在后来的废佛中亦被迫还俗，于宣宗大中初年回国。圆仁在唐朝经历了武宗废佛的全过程。

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四卷，为了解这一废佛事件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

会昌三年(842年)三月，武宗采纳宰相李德裕的建议，颁敕遣散保外无名僧人，不许寺院置童子沙弥。

十月，颁敕天下所有僧尼中知晓烧炼、呪术、禁气，背军身上杖痕鸟文，杂工巧，曾犯淫、养妻，不修戒行者，强制还俗。其他僧尼若个人拥有钱谷田产，由官府收纳，如惜钱财，情愿还俗者，依据所有钱财田产，承担两税徭役。

仅此一项，在长安城中按照武宗敕文，因不舍钱财而被迫还俗的僧尼，据左街功德使报告有一千二百三十二人，右街功德使报告有二千二百五十九人，合计三千四百九十一人。

后来，又把武宗的敕文颁行全国实施。僧尼们所蓄奴婢，僧许留奴一人，尼许婢二人，其余听任其本家收管，奴婢无家可归者，由官府货卖。

武宗打击佛教伊始，其经济目的就是十分明确的。

3、武宗灭佛的第二阶段

至会昌三年(843年)正月，强令僧尼还俗的第一阶段宣告结束。

在此期间，曾经发生了大宦官、神策军观军容使仇士良慰问在长安各寺院中的外国僧人的事。

正月二十七日，仇士良发帖邀请外国僧人，次日到场的有青龙寺南天竺三藏、宝月等五人，兴善寺北天竺三藏难陀，慈恩寺狮子国僧一人，资圣寺日本僧人圆仁及其弟子惟正、惟晓三人，还有各寺院中的新罗僧人、龟兹国僧人等。因仇士良是信佛之人，又于武宗有策立之功，恐怕在当时唯有他敢于出此举动，而武宗对他又无可奈何。

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对佛教打击的升级。

二月，长安功德使发布文告，已经还俗的僧尼不得再进入寺院，或居住寺中，已经被遣散的保外僧尼不准住在长安城中。

对佛教的打击还累及摩尼教，这是作为对当时回鹘乌介可汗率部众，挟太和公主抵进边塞的报复措施而出台的。

武宗为此颁制称：

“其回纥及摩尼寺庄宅、钱物等，并委功德使与御史台及京兆府各差官点检、收抽，不得容诸色人影占。如犯者并处极法，钱物纳官。摩尼寺僧委中书门下条流闻奏。”

由此可见，武宗对摩尼教的处置，也是着眼于摩尼寺所拥有的财产，是毋容置疑的。

五月，武宗令勘问长安诸寺院中外国僧人之来由，颇有“政治审查”的味道。

六月，太子詹事韦宗卿不合时宜地向武宗进《大圆伊字镜略》二十卷，其结果是理所当然地碰了一个大钉子。

武宗下诏焚毁其书稿，与此同时，武宗还下令焚毁皇宫内所藏佛经，掩埋佛像及菩萨、天王像等。

九月，长安城中有传闻说有叛将刘稹控制下的潞州奸人隐藏于寺院中，武宗下令左右街功德使清查城中僧人，对公案无名者，一律勒令还俗，强制返回家乡。并敕令天下诸道州府也准此办理。

对于住寺僧人中说不清来由者，一概捉拿按问，对裹头僧人殴打致死者有三百余人。

会昌四年(844年)正月，中书门下上奏武宗，请求修改朝廷前此依据佛教教规而制定的三长月（每年正、五、九月）断屠即不杀生制度。

对此，武宗颁敕答道：

斋月断屠，出于释氏，国家创业，犹近梁、隋，卿相大臣，或沿兹弊。鼓刀者既获厚利，纠察者潜受请求。正月以万物生植之初，宜断三日，列圣忌，断一日。仍准开元二十二年敕，三元日各断三日，余月不禁。

三月，武宗下令各地寺院不准供养佛牙，特别下令代州五台山，泗州普光王寺、终南五台、凤翔法门寺诸处不许供养佛指，僧俗人等有送一钱者，受脊杖二十，各处寺院有收一钱者，亦受脊杖二十。天下各道州县吏民有向寺院送供养者，一旦捉获，受脊杖数同前。

又下令天下寺院僧人无官府公验者，就地打杀，且具姓名闻奏朝廷。这是由于当时朝廷大军正在平定昭义军刘稹的叛乱，担心叛军中人矫作僧人隐身寺院之中的缘故。

然而，却有许多僧人因此断送了性命。原来在皇宫内的长生殿中设有道场，用于安置佛经、佛像等，由左右两街各寺院派水平较高的持念僧，轮番在道场内诵经做佛事。

至此，武宗下令将道场所存佛经付之一炬，将佛像毁折，令持念僧各归本寺。在道场之内安设太上老君像。又从本年的庆阳节起，不再召僧人进入皇宫设斋做佛事。

在赵归真等人的鼓动下，武宗又颁敕限制长安城诸寺僧人的行动，令僧人不得随意上街行走，如有外出者，必须在钟声未响前返回寺院。僧人不许在别的寺院中留宿，违者治罪。

七月，下令长安城中有以钱财入寺供养者，尽入兴唐观祭祀太上老君。

4、武宗对佛教的仇恨升级

在这一年的庆阳节上，有道士捏造谎言进奏说：

孔子言黑衣继十八子为天子。黑衣，即僧人；十八子，即李氏。

这更激起了武宗对佛教的仇恨。

七月，武宗颁敕拆毁天下的山房、招提、兰若、义井、村邑、斋堂等佛寺建筑二百间以下的，未在朝廷掌握之内的普通寺院，所在僧尼尽数勒令还俗。

据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中记载，武宗即位后，“始去山堂野邑四万所，冠其徒几至十万人。”

同时，长安城中佛堂亦被拆毁三百余所，天下各处的尊胜石幢，僧人墓塔等也被下令全部拆毁。

至十月，武宗又下令拆毁天下较小规模的寺院，其所存佛经、佛像等移入大寺，钟磬移入道观。被拆寺院中的僧尼，有不遵戒行者，不论老少全数勒令还俗，遣返家乡。能依戒行者，只有年岁较大者安置大寺，年少者虽有戒行亦被勒令还俗、还乡。

同时，又在长安城中拆毁较小规模的寺院三十三所，武宗下令在皇宫中修建的望仙台、廊舍等道教建筑也在此时完工。

进入会昌五年(845年)，武宗对僧尼的限制更加严格，按照规定，僧尼不准在午后离开寺院，又不许冒犯斋钟及留宿别寺。所以，连往年僧尼可以参加的南郊祭天典礼的资格也被取消了。

武宗更加急切地要得到道士给他炼制的丹药，多次敕令催促。

赵归真向武宗进奏说：

“有一般仙药，此国全无，但于吐蕃国有此药。臣请自向吐蕃采此药。”

然而，神策军的左、右军中尉没有批准赵归真的请求，他们向武宗进言说：“差别去，即得。然赵归真求仙之长，不合自去。”

武宗也同意两军中尉的意见，下诏寻问：“求仙用何药？具色目申奏者。”

赵归真向武宗报告了他炼制仙药所用药物的名目：“李子衣十斤，桃毛十斤，生鸡膜十斤，龟毛十斤，兔角十斤。”

武宗闻奏，遂下令赴各地购求，“尽称无。因此通状，被打，烦恼不彻。”

道士赵归真又请求与僧人以辩论，于是，武宗在麟德殿召集道士与僧人以“神仙为可学不可学”为题进行辩论，又以《老子》一书论“治大国若烹小鲜”之义。

当时僧人的代表者之一是知玄，他称神仙方术乃山林匹夫之事，不值一提，更非帝王所宜留神。

知玄不无讥讽的论点激怒了武宗，本欲严厉惩处之，因宦官、枢密使杨钦义的全力解救，知玄才免于一死，被遭返原籍了事。

5、武宗灭佛的第三阶段

在同月，宰相李德裕率文武百官给武宗上尊号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皇帝。在武宗接受尊号祭天大典后发布的赦文中，提出了限制寺院规模、淘汰僧尼的问题。

三月，武宗敕令天下寺院不许设置庄园，勘检天下寺院财物及奴婢之数，长安城中由神策军左、右军中尉负责，长安城各寺院所有奴婢将分三批遣散。各道州府由中书门下负责。

起初，武宗只下令，天下僧尼四十岁以下者全部还俗，遣返原籍。武宗因深信道教成仙之说，在一次登望仙台时责怪道士们，为什么至今还不见有一个人成为神仙。

道士们为了搪塞推诿，称不能成仙是由于道佛并行，佛教未除的缘故。

于是，武宗又下令僧人五十岁以下者全部还俗，而且在长安，依据僧人年龄、戒行状况及有无祠部牒分批还俗。

首先，是从四月一日起，办理四十岁以下僧尼还俗，至十五日结束。

四月十六日起，至五月十日，办理五十岁以下僧尼还俗。五月十一日起，至五月底，依有牒、无牒的顺序，将城中全部僧人还俗。其中包括外国僧人中未持祠部颁发文书牒的人，如天竺僧人难陀、宝月，日本僧人圆仁，均依敕令还俗。当时，官府曾经通告各寺院，如有僧尼拒不听命还俗者，科以违敕之罪，当即决杀。

在此期间，武宗为做好废佛的准备工作，曾经下诏祠部检括天下寺院及僧尼之数。

经过调查统计，五月，祠部报告天下有寺院四千六百所，兰若等小寺四万所，僧尼二十六万零五百人。

七月，武宗下诏省并天下寺院，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

上都（长安城）左街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庄严寺。

天下节度使和观察使治所，以及同、华、商、汝诸上州，各留寺一所，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僧十人，下等留僧五人。

其上州有寺破落者，亦予废毁，遇有国忌之日，官吏赴道观行香。其余所有僧尼及景教、摩尼教徒全部还俗。

紧接着，武宗又下诏削减各寺保留僧人之数，东都洛阳只留僧尼二十人，天下诸道州原准留二十人者减为十人，留十尼者减为七人，留五人者全部减去。所留僧尼不再由祠部管辖，而改由鸿胪寺收管。

天下所有非保留的寺院，限期由所在官府拆毁，朝廷派遣御史分道监督。

所有废寺中的铜像、钟、磬诸物，上缴盐铁使，用于铸钱，铁像交本州官府，用于铸造农具。衣冠士庶之家所有的金、银、铁、输石制成的佛像，限在诏令下达后的一个月之内缴纳官府，如有抗命不交者，由盐铁使依禁铜法治罪。

6、全国寺院的惨像

武宗的废佛，是唐朝佛教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被称之为“会昌法难”，又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时的废佛并称佛教“三武之祸”，在唐朝后期的政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也是武宗帝王生涯中值得大书特写的一笔。

在这一事件中，佛教势力，尤其是寺院经济势力所受到的打击十分沉重的，并使其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不仅唐朝政府从废佛中获得一笔为数可观的经济收入，在客观上对于改善劳动者的身份地位（如解放奴婢），提高他们的生产热情，推动社会生产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由于武宗是以国家政权的名义和力量打击佛教的，僧尼们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纵然有所不满，也是无济于事。

在武宗下诏废佛的前夕，长安城中的僧人灵宴、辩章等共推玄畅为代表，上表论谏，反对废佛，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在当时的朝廷大臣里，也并没有人站出来对此事表示异议。

武宗废佛敕令一出，天下大部道州府闻风而动。当时，武宗派遣御史分赶各道监督废佛情形，杜牧记述道：“御史乘驿未出关，天下寺至于屋基耕而刓之。”

这种说法虽不无夸张，但可见朝廷上下对此还保持着较高的行政效率。长安城中诸寺，因其地处辇毂之下，自然先罹其难，而各道地方寺院亦不能幸免，只不过稍晚于长安而已。

日本僧人圆仁在被勒令还俗后，离开长安辗转各地，他的亲身所历，亲眼所见，足以说明了这一点。

早在武宗下诏并寺之前的六月，圆仁来到泗州，亲眼看到普光王寺的庄园、钱物、奴婢尽被当地官府点检没收的情形。普光王寺是当时很著名的寺院，规模很大，而此时却是寺内寂寥，门可罗雀，来往之人极少。

六月底，圆仁来到扬州，他在城中所见到的僧人都是以巾裹头，正待被遣返原籍，各寺院的钱货、庄园、钟磬等也在等待官府查验收缴。

圆仁在扬州听说皇帝又颁诏令，尽毁天下寺院铜佛、铁佛，由盐铁使主持收缴。

七月，圆仁至楚州，他已不敢把佛像继续带在身上，恐被察觉，被追究违敕之罪。

八月，至登州，圆仁又听说皇帝颁布新的诏令。天下各地方官府刮削寺院内镀金佛像之金，点检缴纳。登州虽然远在海边，距京师遥远，而当地“条疏僧尼，毁拆寺舍，禁经毁像，收检寺物，与京城无异。”

圆仁至文登县，又听说武宗下诏收纳各地还俗僧尼之缁服，尽数禁毁，以切实防止被私家隐匿，如有隐匿，将严加处罚。此时，因文登县境内的寺院已经全部拆除，以致圆仁找不到住宿的地方。

在此期间，圆仁还听说皇帝颁布了全部销毁天下独轮车和黑猪、狗、驴、牛等，据说独轮车车辙在道中心，武宗恐因此引起道士不安，下令今后有再用独轮车者，“当处决杀”。绝杀黑色猪狗等，是由于道士着黄，讨厌黑色的缘故。

十一月，圆仁又听说武宗诏令各边远州县官府，报告已经还俗僧尼的行止所在。

7、佛教徒的避难所

与上述情形不同的是，在惯于与朝廷分庭抗礼的河北藩镇所割据的州县地方，武宗废佛的语令被大大打了折扣，基本上未得到贯彻。

非但如此，黄河以北藩镇所割据地区，还成为废佛以来中原僧人逃避还俗，免受打击的避难所。

武宗颁布废佛诏令后，河东境内的五台山僧人中有许多人就近逃往幽州，以求庇护。

宰相李德裕曾经就此事对河北藩镇奏事官说：

“汝趣白本使，五台僧为将，必不如幽州将，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为虚收容纳之名，染于人口？独不见近日刘从谏招聚无算闲夫，竟有何益？”

在李德裕的鼓动下，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对居庸关守将下令说：“有游僧入境，则斩之。”

当时，主客郎中韦博自废佛以来，就认为皇帝和宰相对佛教打击过分，特别是武宗诏令中把佛教之事，由主管宗庙、天地祭祀的祠部管辖，改隶主管各国及少数民族责使的鸿胪寺管辖，这实际上是把佛教徒当成外国人，是不恰当的。

如今李德裕又指使张仲武截杀逃入幽州的僧人，更令人难以接受。于是被李德裕所不容，贬官为灵武节度副使。

河东地区也是在废佛中得以侥幸保留佛经较多的地区，据《佛祖统记》一书记载，宣宗时潭州岳麓寺曾因当地在武宗废佛中，佛经被乎全部焚毁，派僧人赴太原求大藏经五千零四十八卷。

武宗之废佛，因限期急促，波及的僧尼、奴婢又有数十万之众，特别是被勒令还俗的僧尼向来游手坐食，身无谋生之技，一下子让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是不可能的，因此，曾经在短时间造成了统治秩序的动荡等社会问题。

为了解决还俗僧人的生计，安定社会秩序，李德裕上奏武宗，改原来寺院周济穷人的悲田院为养病坊，由官府拨出土地，接济贫病僧人。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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