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我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

1937年8月，日军为了实现速战速决的目的，在华北和淞沪地区同时展开战略进攻，在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战略方针指导下，国民党军队丧师失地，连连溃败。

虽然在战后分析中，日军南北两线作战，把精锐的机械化部队放在了南方河网地带，在战略上已经处于不利地位，但日军在华北的部队也异常凶悍，开战不久，北平沦陷，天津沦陷，整个华北大地陷入了日军的铁蹄之下，局势岌岌可危。

山西，表里山河，易守难攻，但由于阎锡山保守的军事思想，总是想御敌于山西之外，保住山西的坛坛罐罐，因此在北线的雁门关和东线的娘子关集结重兵，与日寇进行了反复的厮杀，虽然于敌以重创，但自身也损失惨重，郝梦龄等多位高级将领血洒疆场。

在这危急时刻，阎锡山提出，把编成的第十八集团军三个师开往前线，与日军正面对决。

这可是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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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十八集团军组建时仅有的三个师45000人来算的话，如果按照国民党军队的打法，恐怕只要两次阵地战，第十八集团军就会损失殆尽，哪还会有日后的发展呢？

其实，早在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关于整编后的第十八集团军该如何使用的问题，毛泽东主席提出：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但由于时间紧迫，洛川会议仅开了三天，对红军日后究竟该如何对日作战的问题上，在党内、军内并没有达成共识，有些分歧并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党内、军内对于究竟是以游击战为主还是以运动战为主的这个问题上，始终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对于国民党方面，巴不得第十八集团军能够打阵地战，与日军硬碰硬。既然无法在举国一致抗战的局面下消灭你，那就利用日本人之手消灭你好了。

国民党这么想没问题，这是他们一贯的作风。因此，才会出现了上文中提到的要把第十八集团军调往一线与日军进行阵地战的提议。

关于如何使用第十八集团军的问题，其实早有定论。

早在朱德、周恩来等人赴南京和国民党政府谈判改编事宜的时候，就对八路军（十八集团军）的指挥原则和使用原则与国民党方面达成过一致意见，即：

其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

其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

其三、南京只能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

其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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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四项原则中，关键词是独立自主、山地作战和不打硬仗（即打游击战），其中最精髓之处是独立自主。这四条原则充分说明了毛主席的高瞻远瞩，未战已经庙算三分，早就已经洞悉了国民党方面的阴暗心理，因此提早就树立了作战原则，以免在战时落人话柄，被别有用心之人污为不积极抗战。

这倒不是说第十八集团军畏战，而是国民党政府之所以肯于把红军编成第八路军（即十八集团军）并不是心甘情愿的，想要把我军在与日军的作战中消耗殆尽的恶毒想法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只不过畏于全国人民的要求一直抗战的呼声而暂时停止下来而已。

如果不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那么，国民党一纸调令下来，你究竟是服不服从？如果不服从，那就是违抗军令；如果服从，以我军当时的人数和武器装备是无法与武装到牙齿的日寇进行正面对决的。

客观地说，在抗战初期，华北的局势确实异常严峻，在国民党政府及阎锡山错误的指挥下，国民党部队损失严重，急需我军出兵进行援助。在这种客观的局势下，我军内有部分同志认为，第十八集团军应该以运动战为主，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抗击日寇；还有一部分同志认为，应该抛开国民党，独立自主的与日寇进行一场运动战。

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我军在抗战初期与日寇打的几次战役都是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争。虽然于日寇以大量杀伤，但自身的损失也很严重。

就以平型关为例，虽然击毙了日军千余人，但自身损失也超过千人。毛主席曾经就此事批评过对林彪，这仗可不是这么打的！要知道，第十八集团军编成内的每一个战士都是经历了长征活下来的骨干，就这样轻易损失，委实令人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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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国民党方面不知道是真的不知第十八集团军当初和蒋介石约定的几条原则还是怀有险恶的用心，1937年9月，时任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的蒋鼎文强令129师速上前线，迫使我军与日本进行正面对决。而此时的晋西北地区已经大军云集，本来已经狭小的地域根本不适合我军展开游击战，这其中虽然有国民党方面或不知情或怀有恶意的成分在内，但最主要的还是我军自身对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精神还没有吃透，还没有彻底领会毛主席对我军对日作战定位的精髓，因此才没有对国民党方面的命令予以坚决的抵制或者耐心的说服与解释，给了国民党方面钻空子的机会。

1937年9月13日，日军占领大同，并继续向山西境内大举进攻。此时的阎锡山处于一种彷徨状态，既怀有侥幸心理，想要依靠雁门关和娘子关的天险来阻挡日军前进，又深知不是日军对手太原早晚会失去。

可是，在山西不打一仗，又无法向山西父老民众交代。而且，阎锡山在山西经营多年，积攒了大量的家底，坛坛罐罐太多，如果想要放弃太原，还需要搬家不是？

为此，阎锡山决定，集中兵力保卫太原，想要在太原城下与日军来一次决战，并希望八路军参加。

为此，朱德总司令还亲赴太原与阎锡山洽谈，并强调，如果说十八集团军还有一些长处的话，那就是深入敌后，切断日军补给线，并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全民族的统一战线。

可朱德的言论却吓坏了阎锡山，如果说我军深入敌后，切断日军补给线从侧面支援正面战场还能被阎锡山接受的话，那么，朱德提出的要放手发动群众的策略就吓坏了阎锡山。因此，阎锡山拒绝了朱德的提议，仍然强烈要求第十八集团军加入到正面战场。可是在朱德提出要加强给我军一批武器弹药的时候，阎锡山这个老抠又环顾左右而言他，连最起码的山西分省地图都不肯给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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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 9月21日，毛泽东主席致电彭德怀，指出：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

9月25日，毛泽东主席针对华北工作问题明确指出：

“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

在这两封电报中，毛泽东主席再次强调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重要性，尤其是“独立自主”四个字。要想取得游击战的胜利，必须要独立自主。这不仅是体现在在军事上要有独立的指挥权，而是要独立自主的发动群众，建立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各级地方组织，只有拥有了最广泛民众的支持，游击战才会有生存的土壤和依托，才会取得胜利。

反之，如果像国民党那样，认为抗日是国家和军队的事情，与普通民众无关，那就失去了最底层的，最普遍的民众支持，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势必不能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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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16日，阎锡山再次来电，要求第十八集团军集结115师参加与日军决战，毛主席致电林彪，指出：

“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来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

果如毛主席判断的那样，11月8日，太原失陷，华北正规战争随之结束，游击战争转入主要地位。

就在太原失陷的同一天，毛泽东主席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指出，不应局限于第十八集团军的编制问题，不要依靠国民党方面的军饷，要放手发动群众，积极扩军，力争每个师扩大3个团。并从长远的战略考虑，把身处晋中地区的115师迅速移到吕梁山地区；129师进至晋东南；120师留在晋西北坚持长期游击战争。

正是因为毛泽东主席的英明决策，八路军各部队在国民党正面战场失败后，按照开展游击战争的需要进行战略展开，以山西为中心深入敌后，依托吕梁山、太行山、五台山、管涔山等山脉创建抗日根据地，把正规军打散编制变为游击队，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并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各级地方政权，积极扩军，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大量地牵制和消耗了日军。正是毛主席这一英明决策，使我国抗日武装渡过了漫长的战略相持阶段，为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积蓄了力量。

抗日战争的实践证明，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抗战的唯一正确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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