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是文史结合的典范之作，它不仅是一部伟大的纪传体通史，也是一部杰出的传记文学作品。鲁迅先生即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将司马迁与司马相如并举称“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充分肯定了司马迁的文才。对于《史记》这一伟大著作，鲁迅更是称赞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称赞的是作为史书的《史记》，“无韵之离骚”称赞的则是作为文学作品的《史记》。

《魏公子列传》是七十列传中最为精彩的篇章之一，明朝学者茅坤曾这样感叹道：信陵君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故本传亦太史公得意文。本文即从这篇“得意文”入手，通过分析其叙事方法，看司马迁是如何塑造信陵君这位“胸中得意人”的。

《魏公子列传》与其他三传最直观的区别在对传主的称谓上，其它三传都以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称呼传主，唯独《魏公子列传》通篇都以“公子”称呼信陵君。由此，不难看出司马迁对信陵君的偏爱。此外，在《魏公子列传》中，司马迁还通过与魏国国运紧密结合的叙事结构、互见法及衬托法等叙事技巧，塑造出了一位近乎完美的理想战国公子。

一、《魏公子列传》的叙事结构

信陵君和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一样，都是以“养士”而闻名于诸侯，《魏公子列传》也和其他三传一样都是以“养士”为主题的。主题虽同，但《魏公子列传》的叙事结构较其他三传有明显不同。

在《魏公子列传》的开篇，司马迁先是交代了信陵君“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的养士态度，随后便将其与魏国国运联系在了一起：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

《孟尝君列传》称孟尝君“倾天下之士”，《平原君虞卿列传》称平原君“倾以待士”，《春申君列传》称春申君“方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辅国持权”（平原春申二君之语其实是共称四公子），他们虽也像信陵君一样养士，但在叙述之时司马迁并未将他们的行为与国运结合在一起。

信陵君窃符救赵后，心知魏王不会宽恕自己，便令将领带兵回到了魏国，而自己和门客则留在了赵国。此时，司马迁又将信陵君和魏国的国运联系在了一起：公子留赵十年不归；秦闻公子在赵，日夜出兵东伐魏。信陵君在毛公和薛公的劝说之下驾归救魏，魏王授之以上将军印。随后魏国之难被解，史载：公子使使遍告诸侯。诸侯闻公子将，各遣将将兵救魏。

之后魏王中了秦国的离间计，信陵君被免将位后谢病不朝，最终病酒而卒。秦国得知信陵君逝世，当即“使蒙骜攻魏，拔二十城，初置东郡。其后秦稍蚕食魏，十八岁而虏魏王，屠大梁”。由此可见，信陵君的死即意味着魏国的衰亡。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之所以将信陵君和魏国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并非单纯为了突出信陵君的个人影响力，还为突出信陵君之养士是为了大义及国家利益。而在信陵君奔赵及归魏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侯嬴、朱亥、薛公、毛公，他们皆是站在大义及国家利益的角度为信陵君献策。

二、《魏公子列传》的叙事手法

（1）互见法

互见法是司马迁首创的一种叙事手法，这种手法的产生跟纪传体的体例密切相关。在编年体例中，每个事件都只在时间线内出现一次，但在纪传体例中同一个事件却可能出现在多篇传记中，因此司马迁便创造了“此详彼略，互为补充”的互见法。在具体运用时，互见法还受作者主观意图的干预，比如四公子传以“养士”为主题，一些跟此主题无关的事件则被放到了他传之中。

《魏公子列传》中的信陵君近乎完美，他虽有也有遇事不决的时候，不过很快就在门客的劝说之下采取了最为正确的做法。但事实上，信陵君曾因遇事不决直接导致了魏国相国魏齐的死亡，不过此事并未记载在《魏公子列传》中。

《范睢蔡泽列传》载：（魏齐）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闻之，畏秦，犹豫未肯见……魏齐闻信陵君之初难见之，怒而自刭。说的是魏齐想要投靠信陵君，但信陵君因为害怕得罪秦国而犹豫不决不肯接见魏齐，魏齐得知这个情况后一怒之下吻颈自杀。这样的事件出现在《魏公子列传》中无疑有损信陵君的理想形象，但如果不表明将其记载下来又有为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因此司马迁便采用互见法将之放到了他传之中。

此外，平原君因贪图小利而使赵国陷入长平之战的事件亦放到了《白起王翦列传》中。不过，《平原君列传》的结尾，司马迁还是提及了此事。

（2）衬托法

衬托法是一种古已有之的修辞手法，在叙事类作品中亦可视为叙事手法，其分为正衬和反衬，《魏公子列传》中主要使用的是反衬。在《魏公子列传》中，司马迁先是以魏王反衬信陵君，后又以平原君反衬信陵君。

《魏公子列传》载：

公子与魏王博，而北境传举烽，言“赵寇至，且入界”。魏王释博，欲召大臣谋。公子止王曰：“赵王田猎耳，非为寇也。”复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顷，复从北方来传言曰：“赵王猎耳，非为寇也。”

说的是信陵君和魏王在下棋之时听到赵国来袭的消息，魏王惶恐不安，而信陵君则气定神闲泰然自若，因为早有密探将赵王的动向告知信陵君。此处表面以魏王之“恐”反衬信陵君之镇定，实则以魏王之平庸反衬信陵君之非凡。

此外，司马迁还通过平原君对薛公、毛公的不屑反衬信陵君之识才与爱才。薛公和毛公为赵国境内的隐士，宾客数千人的平原君不仅对他们一无所知，在得知信陵君与他们一同出游后还笑话信陵君为“妄人”。由此不难看出，平原君并没有识才的眼光，其养士只不过是装点门面，而信陵君则有识才的眼光，亦是真心爱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