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灭亡的根本因素中几乎都有一条“宦官当政”，诸如大秦始于赵高、三国始于十常侍、大宋还有童贯等等；但在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太监，公认的则是“魏忠贤”，同时他还是最富争议的一个角色。“魏忠贤”在历史上用“臭名昭著”已经难以形容他的权势之大，但今天却有一句“魏忠贤不死，大明不亡”，这也是他的争议之处；那么问题来了，如此恶名的“大太监”为什么还有这么重要的地位？

的确，“魏忠贤”在后世看来就是个祸国殃民、结党营私、无恶不作、杀人如麻的奸宦国贼；而且在他把持朝政期间竟还自封“九千九百岁”，说白了他就是大明的二号皇帝，甚至在当时还曾流传着一句“只知魏忠贤，不知有明帝”的话。乍一看，这个“魏忠贤”绝对是导致大明灭亡的罪魁祸首；但仔细看来却又不完全是这样。

明熹宗“朱由校”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葩，因为痴迷木匠竟然将国家大事全权交给了大太监“魏忠贤”；就是临死传位给弟弟“朱由检”，也就是崇祯帝时，尚且不忘替“魏忠贤”安排后路，明确嘱咐崇祯一定不能轻动他，还夸其为“恪谨忠贞，可计大事”。从这点看，似乎朱由校与“魏忠贤”的私人关系不一般；但实际上，“朱由校”之所以力保魏忠贤，竟是出于对大明江山的安危着想。

公正的说，“崇祯”还算是一位心有抱负的皇帝，一心想中兴大明；因此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剿灭阉党，头号要消灭的人就是“魏忠贤”。按理说“魏忠贤”把持朝政数十年，所积攒下的势力足够推翻大明王朝，但是他对崇祯皇帝却并未作出多少反抗，只留下一句“我死，大明必亡！”的遗言，然后就上吊自杀了；“魏忠贤”的死震动大明，万民欢呼，百官朝贺，大有崇祯帝乃万古圣君的意思。

但出乎意料的是，就在魏忠贤死后不久，崇祯帝就密令收其尸，厚葬与香山；诛杀魏忠贤本是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崇祯皇帝为什么又做出这种表示后悔的举动呢？其实理由很简单，崇祯帝是真的后悔了，也明白了为什么皇兄“朱由校”临死不让他动魏忠贤的原因；这还要从当时大明朝岌岌可危的处境说起。

其实到了朱由校、朱由检时代，大明江山早已是千疮百孔，岌岌可危；尤其是崇祯帝时，虽有匡正朝野之心，可各地却纷纷揭竿而起，最著名的当属李自成和张献忠；但是反观“魏忠贤”当政时期，成规模的造反只发生过一次，而且很快被压制平息。这么巨大的反差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一句俗语就可概括——“官逼民反”。说白了，“魏忠贤”时代民间百姓虽然困苦尚有一线生机；可到了崇祯当政时期，民间却变成了饿殍遍野，百姓想活唯有造反一条路。

这跟国家政策有着直接关系。“魏忠贤”时代，大明江山势如累卵，国库空虚，边界战事不断；没钱怎么办？“魏忠贤”兴起了一个新税种，就是向全国商贾征收“工商税”；这项税种看似是“魏忠贤”又兴起的一项苛捐杂税。当然，“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肯定会中饱私囊一部分，但是也确确实实达到了充实国库的目的；可这也触犯了另一股势力的利益，那就是崇祯帝大力扶持的“东林党”。

为了对抗“阉党”，崇祯帝在朝中也有一股势力，名为“东林党”，这些人的主要成员以江南士大夫为骨干；为了和“魏忠贤”唱反调，东林党就力劝崇祯废止“工商税”、甚至还有“矿税”、“茶税”等。举个简单的例子，“魏忠贤”当政期间，仅是江南“茶税”一年就有二十余万两白银的进账；而到了“崇祯”时代，别说这个数目的一半，就是个零头也显得力不从心。

一个“茶税”还只是冰山一角，但也反映出一个问题，这些钱最终都到了哪里去呢？肯定没回流到百姓哪里，只有一个地方可去，那就是商绅巨贾，权臣大夫的口袋。可是此时的大明又面临着内忧外患，急需用钱，这些钱又从哪里来呢？无疑把矛头指向了贫苦老百姓，或者说是农民；且不说当时土里刨食的农民早已不堪重负，而且当时还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天灾，今天又称之为“小冰河纪”；致使全国粮食欠收，农民更加身处绝境。

“崇祯”并非不知百姓疾苦，但是为了延长大明寿限，又不得不继续加重百姓负担；“崇祯”为了表示体恤民情，还有一项开源节流的举措，那就是取消了全国各地的驿馆。可惜“崇祯”的良苦用心却办了坏事，这一举措看似为朝廷省下了不少钱，但也致使很大一部分底层公职人员的失业；这些人不仅成了困苦更胜于农民的边缘人，还成了无业游民，也为大明埋下了不稳定因素，其中代表人物就是“李自成”。

震惊世界的天灾“小冰河纪”已经致使民间百姓几无活路，崇祯和东林党却又加重税负；导致的结果自然是“官逼民反”，而此时“后金”屡犯边境再添一把火。这些因素的叠加直接后果就是，老百姓想活命就只有一条“造反”之路；可东林党为了自己的利益却丝毫没有妥协，这也是明末内忧外患的根本原因。“东林党”貌似两袖清风，显得个个正义感爆棚，那是因为有“魏忠贤”的衬托；实则在满清入关后，每一个东林党成员家中抄出的都是万贯家财，当然极少数真正清廉之人除外。

正如那句“我死，大明必亡！”这倒不是替他翻案，至少证明了魏忠贤真正看懂了局势；而反观“崇祯”吊死煤山时，身边陪伴的却不是哪位忠贞的东林党，而恰恰是一个小太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