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的郑氏家族靠的是海上活动起家，清军不擅海战，这是郑军能够长期活跃于东南沿海的重要原因。郑成功处置失当，导致施琅这样一位杰出的海军将领投入清方怀抱，使清廷能够建立一支足以同郑军相抗衡的水师，这对后来局势的发展确实是关系匪浅的。

施琅的一生证明他不愧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将领，但自古中国的士大夫就崇尚气节，如果纯粹从这个角度去评价，施琅似乎是个反复无常的例子，先为明臣后降清，尔后又为明效命，最后又再次叛明附清。

施琅忽明忽清的行为表明，虽然不能说缺乏政治主见，也许可以说是“士为知己者用”是他信奉的行为准则，总是以个人的立功扬名置于一姓王朝利益之上。

恃才傲物是施琅他性格上的弱点，无论在明朝还是在清朝他都表现出得意时踌躇满志，失意时口吐不满。然而，却从来没有看到他有非分之想的政治野心。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完全在于驾驭得当，用其所长，制其所短。

康熙皇帝是中国儒家思想的坚定维护者和执行者，从士大夫的角度康熙是无法接受施琅的行为，但康熙皇帝心里知道施琅的重要性。熟悉清史的人都知道，康熙皇帝对施琅就是恩威并用，深得御将之道。

1669年康熙八年，49岁的施琅被康熙皇帝裁其水师之职，留京宿卫，也就是被冷藏起来。这既是考验施琅，也是让施琅去除恃才傲物的弱点。同一年，45岁的姚启圣因擅自开放海禁，被弹劾罢官。

1676年康熙十五年，52岁的姚启圣帮助康亲王爱新觉罗·杰书平三藩治乱有功，被任命为福建布政使，当时郑成功之子郑经占据漳州、泉州和兴化，1677年康熙十六年，姚启圣随康亲王攻克邵武和兴化，完全收复漳州、泉州之地，郑经逃回厦门。1678年康熙十七年，康熙皇帝下诏嘉奖，晋升54岁的姚启圣为福建总督。1680年康熙十九年，56岁的姚启圣率兵攻克海澄，收复金厦，迫使郑经退兵澎湖，授兵部尚书衔、少保兼太子太保、右都御史。

姚启圣在福建已有多年，特别是在讨伐郑氏集团的过程中深知海上作战的重要性，需要一位能力出众的水师提督助他平定台湾。这里说的是“助”，说明姚启圣是希望有人来助他一臂之力，而不是替他来完成收复台湾，这个很重要，后面两人的矛盾就是因此而展开的。

姚启圣多方查探水师提督的人选，施琅进入了他的视线。早在福建布政使期间，姚启圣便向康亲王举荐施琅，随后的四五年时间里，姚启圣多次冒着很大的风险上书举荐施琅，基本上都被康熙驳回了。

那么，姚启圣是怎样推荐施琅的呢。姚启圣是以全家百口来保荐施琅。不仅保荐，姚启圣还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鉴于大清朝和郑经这个政权力量对比的变化，我们必须恢复设置水师提督这个职位，将我们沿海的水师重新建立起来，以我们的水师来对付郑家的水师，让郑家在海上飞来飞去的利刃，彻底的内卷，而这个水师提督的不二人选，就是叛将施琅。

即便在1679年康熙十八年六月，得知万正色被调任为水师提督，姚启圣第三次上疏举荐施琅替换之，认为：“如以水师提督已补万（正色），查调任水师提督王，以定海将军管提督事，即施琅曾蒙国恩授靖海将军，或命施琅以将军总统水师事务，则将军、提督可并收得人之效矣。至广东应否添立水师，万正色可否移调广东，仰祈皇上睿裁。……自去年立议，至今已经十月，茫无头绪，八月将至，若再仍前因循，则灭贼无期。臣等不得不激切冒昧亟以施为请也。”

康熙皇帝不同意，认为施琅目前不行，因为他有一个儿子在郑经哪里，谁知道，他是余则成（《潜伏》中的人物），还是王连举（《红灯记》中的人物），身份搞不清楚。

姚启圣向皇上打包票，说他肯定是余则成余副站长。“哎，你怎么能打包票啊。”康熙皇帝问。姚启圣回答：“我就能打包票。一个常识，施琅一个儿子施世泽在台湾，六个儿子在北京。从常人的角度来讲，他能为一个儿子将七个儿子及百口家眷而送掉生命吗，他脑子没有进水啊。”康熙皇帝心里当然清楚，但还是需要时间等待，做到万无一失。

原文：“施琅即有一子在海，尚有六子在京，其在京中家口数百，岂肯为一子而舍六个儿子与数百口家眷乎？”出于清廷内阁档案《清代官书记明台湾郑氏亡事》，原名《平定海寇方略》，现藏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后来的事实证明，姚启圣的观点非常精准，施琅的儿子施世泽确实是余副站长——余则成，卧底的。

（那么，施世泽是怎样卧底的，他能像余副站长那样功成名就吗？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