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末年，孔子创立儒家学说，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论，希望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让人们重新遵守一定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来维护国家的正常运转。

然而，在孔子去世，儒家成为儒教后，孔子的学说不断被后人根据时代的需要而阐释和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偏离了最初的原意。

比如上面提到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本意应是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应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遵守相应的秩序。但到汉朝时，董仲舒将其阐发为“三纲五常”，其中三纲指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将其解释为了后者对前者的绝对服从关系。而两宋理学兴起之后，儒教理学家们的观点更为偏激，将臣、子、妻完全阐述为君、父、夫的附属品。

例如理学大家朱熹认为，妻子应对丈夫保有绝对的忠诚，“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种反人道主义的思想盛行。

而且在丈夫去世后，妻子为守节而自尽殉夫的行为，也被儒教所大力推崇。但凡有以死殉夫的“烈妇”，往往会得到朝廷的公开表彰，这也使得此类行为在民间妇女中盛行。

在清朝时，满人为巩固统治，大体上接受了汉人的儒家文化，因此清政府也沿用过去做法，对殉夫的“烈妇”，以及那些为救病重父母割肉致死的“孝子”们进行表彰。

但是在具体做法上，与之前有所不同。对各省地方官上报的烈妇和孝子事迹，清政府只对其中一小部分典型案例进行旌表，大约只占上报总数的十分之一。清朝对待“烈妇”“孝子”事迹态度的转变，始于康熙时期。

对国家的统治者而言，如何把握对此类行为的表彰力度，实际上是个权衡利弊的问题。如果正面宣传力度过大，那么民间必然纷纷效仿，好处是可以让三纲五常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让百姓成为顺民，起来反抗朝廷统治的可能性减小，但会让更多的老百姓因为所谓的贞洁和愚孝而枉死。

况且这些为人妻、为人子之人，若为了自己的荣誉一死了之，还会让还活着的亲人们更加痛苦。康熙是个爱民的君主，不希望因为对烈妇的过度宣传制造更多的家庭悲剧，采取了能不表彰尽量不表彰的态度。

不过康熙也没有搞“一刀切”，虽然不一定表彰，但还是允许各地官员上报此类事迹，如果遇到确实值得宣传的典型案例，也会给予褒奖，但不鼓励百姓为了这样的荣誉而选择自尽。

康熙制定的这个规则，被清朝历代统治者们较好地传承了下来。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冬，礼部给刚登基没多久的咸丰皇帝上奏，说上年全国共有37名烈妇自尽殉夫，是否要进行表彰。当时咸丰按照祖宗过往的做法，说以仁爱为年，对此不予表彰，防止民间妇女争相效仿。

然而仅仅两个月之后，咸丰的态度突然来了180度大转弯，下令旌表前面提到的这37名贞洁烈女。而咸丰给出的理由，是“上年冬至以后，雪泽稀少，气候颇形乾暵。入春来冷暖不时，昨已节过春分，密霰凝寒，本日始于暄霁。”说是因为这一年气候反常，担心是因为自己没有表彰这37名烈女，导致上天示警的缘故。

当然，所谓天气反常，只是咸丰的托辞。真正的原因是自道光末年以来，民间叛乱迭起，咸丰主要考虑的问题已经从如何保护百姓生命，变成了如何让百姓变得更加听话，因此才加大了对烈妇等事迹的宣传力度，让百姓变得更加温驯，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