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此处讲古代使节出使，遇到问题要随机应变，合宜地使用思想资源和交涉语言，进行外事活动。近代中国是一个“变”的时代，中外关系则是最大变量之一，外交事务或更广义的交涉、交往活动对于理解“近代”意义重大，而相关交涉文书的文本样貌及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也呈现更加多元、复杂的面相。在厘清交涉文书概念、分类和基本形态的基础上，将其放回时代之中，结合制度运行、信息传播、日常政治统治、中外交往实践等因素，研讨传统惯性与近代转型诸问题，尚有许多值得着手的研究工作。如何创辟蹊径、推陈出新，以多元化的学术视野观照中外关系史研究，如何将中外关系研究主题与更广义的近代史研究结合，也都是值得学术界进一步思考和讨论的话题。

有鉴于此，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于2024年6月22日举办主题为“出使专对：近代中外关系与交涉文书”的学术工作坊，旨在从多种角度探讨近现代中外关系的制度、文书、人物、实践等议题，特别是对中外关系研究史料、方法和理论有所省察和检讨，开辟中国近代史研究新路，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机构的20余位学者参与其中。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戴海斌教授主持工作坊开幕式，历史学系副主任张仲民教授致辞。

张仲民表示，此次会议阵容鼎盛，有尊敬的前辈学者坐镇，更有活跃在研究第一线的青年学者参加，其中还包括一些优秀博士生，这给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相信这些论文经过讨论、修改、发表，会明显深化、拓展近代外交史研究的内容与路径，期待与会学者的精彩报告。

具体的学术研讨分五场依次举行，主题上各有侧重。上午第一场为外交文书专题，由复旦大学金光耀主持。

李少军（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论文《涉及民国前期欧美在华势力的部分日籍之我见》围绕这一时段日本有关欧美在华势力的资料文书激增原因、文书内涵展开论述，并提出德国在一战后如何迅速恢复在华市场、“九·一八”至“七七事变”时期日本在长江流域的经贸情况如何两个重要问题。张晓宇（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在评议中进一步指出可供思考的问题：一是日本的这些研究在什么情况下，何时以何种方式影响了日本近代对华和对欧美的政策；二是日本的研究对象，欧美国家的机构和人员，乃至于舆论，如何看待日本人对他们的研究；三是这些典籍对今天的学术研究能够提供哪些新视角，尤其是能够改写我们哪些已被固化的历史认知。

郭黎鹏（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论文题为《论清朝对外条约的形成——以清朝君臣的认知变化为线索》。他指出，康熙年间的《尼布楚条约》向来被视为清政府应用西方国际法而议订的近代范式条约，而在清朝君臣看来，这实际上是中国结盟宣誓惯例的运用。此后清朝约章又相继出现两方面变化，其一是效力来源和缔约方，在雍正、乾隆年间的对俄交往中，互换约章文本取代了宣誓，清朝君臣因而视之为议订章程，并和向准噶尔部发布的敕谕、与浩罕国达成盟约相区分；其二是约章的批准，此前的两国机构盖印在鸦片战争期间发展为君主盖印，同时期耆英等人以条约命名中英约章，这就使对外条约成为国家间的政治协议。清朝约章形态的变迁折射出主权范围的确立过程，并体现着清前期中外交往的复杂性以及与晚清的联系。侯庆斌（上海大学历史学系）认为，条约转型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一篇论文未必能完全解决，而且，文章中虽有很细致的考证，但是在一些关键环节上，还需要解释，如重视盟誓和重视文本之间的逻辑关系。同时，侯庆斌指出，从文章分析中可以看到清帝国的边境、边界意识，但是否就此能推导出向主权国家的转型，还要论证。

侯庆斌（上海大学历史学系）的论文为《〈中法简明条约〉的文本之争与中法交涉》。1884年5月11日签订的《中法简明条约》第二款规定清军“即行”撤出北圻，第五款规定“三月后”两国会商正式和约。6月23日法军接防谅山时被清军击退，史称“北黎事件”。此事暴露了中法约文的差别，即法文版第五款将正式会谈时间写作“三月内”，进而引出第二款和第五款的执行顺序之争。揆诸史料，“三月后”本系中方提出，译作法文时误作“三月内”。条约以法文版为准，造成中文版第五款的“误译”。此外，该条约是和平初约，第二款属于停战条件，应于订立正式和约前执行。清政府不了解何为和平初约，加之中文版第五款另存歧义，导致清政府坚持先订约后撤兵，法方因此质疑中方的和谈诚意和履约意愿。双方拒绝让步，战事重启，中法战争进入第二阶段。张晓川（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特别肯定文章对条约文本细节差异的深挖，同时指出，中法之间的认知歧异是否与福禄诺存在关系，与法国当时的国内环境是否有关可以再思考。此外，张晓川还提醒，总署与中枢不能等而视之。

谭皓（天津大学教育学院）的论文是《在历史的三岔河口：〈近代日本与中朝建交实录：使臣石幡贞笔记〉整理札记》，他以来华汉学家石幡贞所绘天津三岔河口的地图为引，由近及远，铺陈出石幡贞本人人生道路、汉学处境、东亚关系面临的诸种“三岔河口”。李少军（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认为，文章具有史料、史事两方面价值，同时提醒文章枝节太多，将诸多问题杂糅在一篇论文里，不易深入。李少军还指出，文章在讨论“同文同种”时，应注意“同文同种”话语的语境和发语者的目的。

刘本森（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论文《来华西人对威海卫战役的观察和参与》聚焦于威海卫战役中不同身份的来华西人，包括驻华公使、外交官、传教士、西方平民、战地记者等，整理其在威海卫战役期间的见闻与参与，分析其参与产生的影响。谭皓（天津大学教育学院）认为文章提供以往关注不足的第三方视角，很有意义，但有一些问题。一是范围可以更加聚焦；二是日方对西人是否区别对待，文中并未突出；三是文末提出西人参加战斗，可能带来其形象转变，但没过几年在山东就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如何解释这一矛盾。对第三点，刘本森回应称，义和团具体来说兴起在鲁西南，胶东地区没有义和团。胶东人对西方人、传教士较认可，在义和团运动时期，胶东反而成为这些洋人避难的地区。

上午第二场为外交体制专题，由武汉大学李少军主持。

郑泽民（山东大学历史学院）的论文《职官与层级：试论晚清上海交涉体制的嬗变》，以职官与层级为视角，梳理了上海交涉体制70余年的更易过程，由此讨论地方外交的“摒挡”理路、上海外交与晚清政局的唇齿相依、交涉体制的作用限度诸问题。李佳奇（武汉大学文学院）认为，文章为地方交涉研究提供重要参考。他同时从翻译研究的角度提供一些建议。第一，可以补充外文史料、视角，如可以明确上海道需要与在沪的哪些领事、部门打交道，有哪些外文史料可以参考。第二，对交涉人员做更具体的考察，如宫慕久精通洋务具体到什么程度，如果他不懂外语，就要考虑翻译人员及其训练背景。

李佳奇（武汉大学文学院）的论文题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