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是我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一位皇帝，但是，也不能否认，雍正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勤政的一位皇帝，这一点，是得到所有人公认的。众所周知，“康乾盛世”是清朝屈指可数的亮点之一，而雍正，在其中正是扮演了“承上启下”的角色。没有他，也就不可能有所谓的“盛世”，更不会有乾隆时期的辉煌。对大清、对历史而言，雍正都算得上是一位称职的好皇帝

当然，人无完人，雍正在“勤政”的同时，也是猜忌心最强的皇帝，这可能是他登基时所处的环境给他留下了“心理阴影”，故而，在雍正朝做官的人，包括皇子在内，都不得不万分小心，稍有不慎、触碰到雍正的忌讳，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瞬间从天堂掉入地狱，年羹尧、隆科多、岳钟琪等人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对于那些觊觎皇位的人，雍正更是“零容忍”，“九子夺嫡”时的所有对手，几乎都遭到他的打压和迫害，由此可见，雍正对权力的占有欲是十分强烈的。

可是，在这么严酷的环境下，雍正八年，竟然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弘历公然出版了自己的《乐善堂集·庚戌年原序》，并让众大臣为该文集作序！按说，古代文人出版自己的著作司空见惯，为什么弘历出一本书我们就要用“匪夷所思”来形容呢？因为弘历在当时出版的《乐善堂集·庚戌年原序》并非是一本普通的文集，而是在他的著作里有目的地筛选了一部分汇编成册，其阐述的核心不是文化，而是政治，再具体点说，就是综合了他对儒家思想的见解和对时政的一些观点，以诗歌的形式表露出来。

《乐善堂集》的背景

谁都明白，换在以前，雍正绝对会认为这是对皇位的“虎视”，分分钟就能“整死他”。可弘历为什么敢于在雍正八年做出如此“大不敬”的事呢？咱们回首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可能就会明白：

其一：储君之位

雍正皇帝继位后，为了防止出现康熙晚年“九子夺嫡”、兄弟相残的场面，独创了“秘密立储”：就是将储君的名字写下封好，放在“正大光明”的牌匾之后，待现任皇帝驾崩，大臣们便可取出遗诏、册立新君。

雍正元年八月，也就是雍正刚继位没多久，他就照此实施，定下了接班人。当时的阿哥弘时、弘历、弘昼等人皆有可能成为储君，但是，到了雍正五年，随着弘时的死，储君之位开始变得明朗：弘时被赐死，弘昼虽然没有《雍正王朝》中玩出“活出丧”那么夸张，但是，他确实有意远离政治。那就只剩下弘历了，不但雍正有意栽培弘历，连那些“眼神特好”的大臣们对此也是心照不宣，而弘历在言行举止中，也是以储君自居。

冥冥之中，一切好像都已经注定。到了雍正八年，大家也都“习惯成自然”了，这是弘历出书的第一个历史背景

其二：雍正大病

我们前面说了，雍正是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但严格来说，这只局限于雍正八年以前，因为在《雍正起居注》里，雍正八年以前写的满满的，可是雍正八年之后，很多都成了空白，说明当时雍正确实经历了什么。没错，那年他病了，而且是“命不久矣”的那种，在很多史料中都记载，当时大内已经开始为其准备后事；而且据《清世祖实录》记载，在雍正八年八月，京城还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死伤人数达到10万人左右，这个“噩耗”也间接加剧了雍正病情的恶化。为了安抚人心，虽然他本人也向天下颁诏，说明地震之时他不在京城，“并未受惊”，但是，深知他病情的人却丝毫不敢乐观，新旧交替时的动荡，谁也无法想象

在这两种条件的使然下，不光是大臣们的目光，连历史的聚光灯也都打在了弘历身上。

这就是弘历发布《乐善堂集·庚戌年原序》的历史背景！

《乐善堂集》——弘历的冲锋号

那为什么又说《乐善堂集》是弘历向皇位“发起冲锋”的号角呢？看看他让作序的都有谁：除了他自己外，还有弟弟弘昼、表兄弟福彭、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允禧、鄂尔泰、张廷玉、蒋廷锡、福敏、顾成天、朱轼等人，这些人几乎覆盖了整个朝堂，都是当时炙手可热的权臣人物。看到这里大家可能就会明白，与其说是让这些人为其作序，倒不如说是一种试探，让这些人表明对自己的忠心。

从时间上来看，最先作序的是其弟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这几位都是在雍正八年、《乐善堂集》刚一问世就“被邀”作序；雍正九年由朱轼、蔡世远等作序；雍正十年又有允禄、允礼、允禧等作序。为什么弘昼、鄂尔泰、张廷玉会排在最前面？因为当时弘昼是皇位唯一的“潜在竞争者”，而鄂尔泰和张廷玉又是最具权势的两位重臣，这三个人只要“摆平”了，其他人也就不足为惧了。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要排查一下究竟哪些人会和自己站在同一战线。先是在大臣中试探，最后扩大到几位皇叔；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乐善堂全集》是弘历登基后才问世的，弘历在雍正八年就急于让所有人表明立场、布局自己的未来，心机真可谓是“深不可测”。

作序人的忐忑

那这些人对于作序的态度又是怎样呢？很乐观、很积极吗？不，虽然弘历已经被公认为是皇位的继承人，虽然弘历的《乐善堂集》是从儒家角度很委婉地阐述了自己的执政方针和方向，但作序的这些人依然是如履薄冰，为何？

其一：

雍正虽然病危，但是还没有驾崩，用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说就是“万事皆有可能”。以雍正的性格，有人在他没死时就开始“巴结新皇”，这个人十有八九会以悲剧收场，所以，这些人就是有那“贼心”，也没那“贼胆”，这也是他们最大的顾虑；

其二：

弘历能否像《乐善堂集》中写的那样实行“仁政”？

鄂尔泰、张廷玉、包括朱轼，都是政治场上的老手，对于作序十分谨慎，但是，后来作序的大臣却都认为这是一种“殊荣”，作序时多有奉承之意；

持慎重态度的还有弘历的几位皇叔，其皇叔允禧在作序中写道：

弘历以乐善署其堂，而复以名其集，盖善即德也，德备而功与言随之，如水之有本、木之有根...自有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当止

尤其是后面两句，“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当止”，这暗指什么呢？是对时政的指责、还是对新政的期盼呢？而且，其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对“善”的推崇，这不但是希望，也是一种很隐晦的告诫。这说明允禧对弘历并不是完全相信，但是，也不敢抚了未来皇帝的面子；

这些人中，弘昼的序是最早的，为何却要放在最后来说？因为弘昼的序中揭露了一个历史谜团，我们摘要一些来分析：

吾兄随父皇在藩邸时，朝夕相处、寝食相同...而又念弟之在家不能帛常聚，虽两地，心则相通

弘历和弘昼是一年出生，都是在康熙五十年，若弘历当时也降生于雍王府，怎会有兄弟分隔两地之说？若是降生于雍王府，同龄的两个孩子怎会在家却不能常聚？这都暗指弘历不是出生在雍王府，这也揭开了乾隆的出生之谜。

尾声

雍正八年以前，弘历是断不会、也不敢公开表露自己的治国纲领和理念的，可是雍正的一场大病给了他一个天赐良机，于是，一场对于朝臣的试探就随着这本《乐善堂集》的发布而展开，并延续了数年。

虽然雍正最终熬过了雍正八年的那一劫，但自从《乐善堂集》问世开始，就不仅仅是弘历向权力发起冲锋的体现，实质上，也已经成了朝堂上的“风向标”，时刻影响着雍正晚期政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