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早的、规模最大的海上活动。

从1405—1433年，将近27年的时间里，总共发起了七次，以最后一次郑和在航行途中病死而宣告结束。

他比近代欧洲大航海时代的著名航海家哥伦布、达迦马、麦哲伦等，还要早100年左右的时间。

郑和在世界海洋发展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对于郑和航行的目的，有人认为，郑和航行是一种原始殖民主义的行为，是为了建立对目标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控制。

可实际上，不同于欧洲血腥的海洋殖民发展史，郑和下西洋，带来了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一、郑和下西洋：和平的福音

郑和下西洋的兴起，发轫于中国传统的朝贡制度，这个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商朝时期。

朝贡制度下，周边各国按照规矩向中国朝贡，以此表示臣服，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朝贡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中国居于万国之上，以宗主国、“天朝上国”自居。

其他周边各民族则“自降一等”，成为中国的藩属国，因此，朝贡体系又叫宗藩体系。在朝贡体系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了朝贡外交。

与欧洲式的物质利益驱动的血腥殖民主义不同，中国传统的朝贡外交往往根植于国家安全，趋于建立广泛的政治、文化影响力，构建以汉族文化为中心和中国“上国统治”合法性的东亚文化圈，以维护中国周边区域的和平。

明太祖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就提到：

“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

其中明确规定，这些蛮夷国家如果不主动挑衅，就不许征伐。

在《皇明祖训》中，朱元璋甚至还担心：

“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

担心中国的强大，反过来侵犯周边的小国，他专门写入《祖训》告诫子孙，规定周边的15国列为“不征之国”。

与周边各国的交往，中国并不吝啬，相反十分大方，他们遵循《礼记·中庸》：“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确定了“厚往薄来”的朝贡原则，中国送出的总要比朝贡国送来的多。

这使得各国纷纷派使节到中国朝拜，有些国王还亲自来访。

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可见朱元璋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

根据《明史》记载，郑和下西洋的目地便是永乐皇帝：

“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此外，郑和下西洋除了宣扬国威，彰显永乐帝继位的合法性等目地之外，还依旧坚持“不征之国”的宗旨，与各国的交流更多是带着和平与善意。

在航行过程中，郑和的“宝船”上除了携带必要的生活必需品之外，还携带着大量的丝绸、青花瓷器、金银器皿等珍贵物品，作为礼品赠予藩属国，表达明朝与其和平的意图。

在1409年的第三次航行中，郑和将永乐帝朱棣的信件交给沿途各国国王，传达了他的和平意图：

“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

郑和的航行以“通好他国，怀柔远人”的方式，重新建立了自元以来的新一轮的朝贡制度和中国的宗主权地位。

二、东亚诸国的宗主：帝国的稳定

作为东亚地区最强的国家，郑和舰队上带着大量军队，他们不仅清理了沿途作乱的海贼，消除了海上各国的安全隐患。

而且郑和也多次担任调停者和保护者的角色，解决一些国家间发生的争端和纠纷，维护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在第一次航行中，郑和遭遇大海盗陈祖义。据《瀛涯胜览旧港记》记载，陈祖义为人“甚是豪横，凡有经过客人船只，辙便劫夺财物”。

10数年里，陈祖义横行于太平洋海域，在日本、台湾、南海等海面上掠夺无数，手下成员超过万人，堪称海上霸主。

结果，郑和带兵将其生擒，囚于船中回京。1407年，朱棣当着各国使者的面，下令将陈祖义斩首示众，诸国为之震动。

自此，海路被肃清，各国之间的贸易畅通。

在郑和的多次航行中，对于海上的大小盗贼可谓是清理无数。

对于跟明朝建立外交关系，加入朝贡体系的藩属国，明朝承诺对其有保护义务，帮助他们免受入侵，甚至帮助其平定国内的叛乱，而弱小的藩属国也会主动寻求明朝的帮助。

1413年，满剌加国（马六甲王朝）要夺取爪哇国对旧港的控制权，爪哇国直接请求明朝出面解决这个问题。

作为仲裁者，在明朝的调节下，避免了一场将要爆发的军事纷争。

对于这些国家而言，成为藩属国，自身主权事务并不被干涉，自身也能够保持其独立的经济、政府和军队。

而且不仅朝贡贸易能够获得超过朝贡物品的赏赐，区域的安定也能促进贸易发展。

明朝的朝贡体系向其他国家提供保护，并不是控制藩属国的借口，这与西方殖民主义有本质的不同。

即便是如今被美国驻军的日本和韩国，表面上是保护，实质上是控制。看似发达国家的日本和韩国，却成为美国的新型殖民地。

以自然经济为导向的传统农业国，并不被商业经济利益驱使。在“厚往薄来”的朝贡体系下，明朝给藩属国的礼物往往比其贡品更多。

朝贡从来不是为了对藩属国实现控制，而是为了建立对某个区域的总体影响力。

总的来说，郑和航行所施行的朝贡制度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付出如此大，为何说明朝也是受益的一方呢？

朱棣通过靖安之变，在1399-1402年的斗争中成功登上帝位。这种“不正义”的形式，并非“天命所钟”，在传统儒家思想中不具备合法性。

对此，他发动郑和下西洋，试图实现万国来朝以证“天命”，确立自身皇位的合法性。

不仅如此，成为藩国意味着接受其朝贡体系，即表示愿意保持与中国的和平，不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造成损害。

伴随着郑和航行，明朝以和平的方式，建立了中国的宗主地位，再次确立了东方世界的朝贡关系体制，中国继续成为万国的中心。

大量来自诸国的使节，乘上郑和的船队来到中国朝贡，随之而来的，还有他们带来的贡品。

如当地的特产、马匹、奢侈品等等，以及各国国王给明朝天子的信件。在这场万国来朝的盛宴中，让百姓亲身体会到朝廷和皇帝的荣耀。

皇权统治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认同，同时可以增强国内民众的凝聚力。

三、航行的史诗：文明的交流与传播

郑和下西洋作为世界上最早的远洋航行，而且其规模之大，历时之久，航程之远，在世界航海史上也是空前的。

这一场开世界新风的航行史诗，在开阔了当时中国人的眼界的同时，也推动了文明的交流和传播，各式各样的海外物品被带回国内。

麒麟外交是一个经典的范例，根据明代谢肇涮的《五杂俎》记载：

“永乐中曾获麟，命工图画，传赐大臣。余常于一故家见之。其全身似鹿，但颈特长”。

海外藩国的“麒麟上贡”确实真实发生，公元1414年，郑和第四次出海，葛剌国新任国王赛勿丁向大明献上了第一头长颈鹿，引起了轩然大波。

长颈鹿被中国人误解为神话中的麒麟，麒麟在中国的文化中，被尊崇为祥瑞，与龙、凤、龟并称四灵。

在政治意义上，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81年鲁哀公“西狩获麟”事件。

在孔子看来，麒麟的出现与国家的兴衰挂钩，麒麟作为祥瑞，在太平盛世才会出现，鲁哀公射杀了一只麒麟，才导致王朝的没落。

这种麒麟现世，具有“天意”的征兆，让继位不正的朱棣大肆宣传其皇位合法性，对郑和航行更是加大支持力度。

当时跟着郑和随船出行的航海家们，根据自己所见所闻，所编撰的著作，为中国人走向世界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正如马欢在《瀛涯胜览》中提到：

“公之用心，盖欲使后之人，于千载之下，知国家道同天地，化及蛮夷，有若是之盛也。”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郑和是“华夏文明的传播者”，将中华文化传播，推动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的发展。

至今在东南亚各地都可见到纪念郑和的“三宝庙”、“三宝垄”、“三宝井”，几百年来香火不绝。

结语

明朝的郑和七下西洋，在汉朝张骞通西域后，为海路交通开辟了新时代。

它以一种非传统的外交方式，超越明朝传统的陆地边界，进入世界舞台之上，这给周边带来了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同样这也为世界各国的和平交流树立了一个正确的榜样。

对于中国与东南亚、整个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经济的体系建立，以及东西方文明交融，甚至世界一体化的进程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元史》

《皇明祖训》

《明实录》

《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