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夏天,清华大学古月堂,即将去河南安阳殷墟考察的历史系高材生夏鼐,和自己的好朋友,打算留校任教的吴晗在畅想着未来。“如果由你来选择,你打算挖什么古迹?”作为明史的研究专家,吴晗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挖十三陵。说到这里两人相对一笑,握手言别。谁也没有想到的是,20年后,这句无足轻重的玩笑话,竟然一语成谶,并引发了一场纷争。
1955年,吴晗撰写了《关于发掘长陵的请示报告》,报请国家有关部门批准,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围绕挖不挖皇陵,形成截然对立的两方,当年的同窗好友,已经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反对得最坚决,他和郑振铎一起找到吴晗要求收回报告。
吴晗坚持发掘长陵,主要还是从历史研究方面考虑的,在他看来,出土器物是最可靠的历史资料,发掘长陵之后,可以通过明成祖朱棣的随葬品,拓展对明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史实的研究工作,而且可以待文物出土后就地建设博物馆,供市民观瞻,丰富业务文化生活。
郑振铎从文物保护的角度,坚决反对发掘,他说,我们目前的考古水平还难以承担起这么规模巨大的陵墓发掘工作,而且在出土文物的复原、保存方面技术也不过关,长陵势必会有数目惊人的随葬品,如何保存这些文物,就连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也会感到头痛。
老同学夏鼐则是旁侧侧击地表达自己的反对立场:目前全国上下大搞基建,考古人员是严重不足的,今天西北告急、明天东南告急,我们的人手配合基本建设都已经捉襟见肘,又怎么能主动发掘长陵呢,老吴,你还是清华园那个老吴吗?
三人争执一下午,没有定论,但是力主发掘长陵的吴晗主意已决,就断不会改变,他找到了郭沫若等好友继续对发掘长陵进行论证。最后支持发掘的一方占了上风,国家同意了吴晗等人的请示,并成立了“长陵发掘委员会”,委员会还是郭沫若领衔。
这就有意思了,发掘长陵既然是吴晗推动的,为什么无论是请示报告,还是工作委员会,都是郭沫若排在第一呢?其实这主要是因为郭老在文化界的地位决定的,他在文学创作、历史研究上取得的成绩,不要说当时,就是放到现在来说,都无人可出其右,所以郭老领衔发掘工作,更多的是体现对郭老的尊重。
后来,由于阴差阳错,试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在万历皇帝的定陵最先找到了突破口,发掘的对象从长陵变成了定陵。万历,这个一向以消极怠工,深居后宫20多年不上朝的皇帝,在考古人员的努力下,也终于可以出来“透透气”了。定陵发掘出土了无数精美的文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正如反对者而言,相当数目的文物,如丝织品等等,因为技术的不成熟,出土时迅速风化腐烂,殊为可惜。无论作如何结论,把郭沫若说成发掘皇陵的最大推动者,是不符合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