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国民党军中黄埔名将的归宿，除了跟随蒋介石败走台湾的外，有在抗战中英勇殉国的，如杨杰、戴安澜等；有在内战中率部起义投入人民阵营的，如陈明仁、廖运洲等；有在内战中被解放军击毙的，如张灵甫、邱清泉等；有在内战中被解放军俘虏的，如王耀武、杜聿明等……

但是有一个将军很特别，他既不是被俘也不是真正的起义，而是兵败后被迫“起义”，不仅免于牢狱，去世后还受到两岸共同追悼。他就是公认的“黄埔十大名将”之一的郑洞国。

郑洞国22岁进黄埔一期，23岁就在东征淡水、棉湖的战斗中名闻全军，深受蒋介石赏识；昆仑关血战，他力挽狂澜高地仅剩30多人，团长请求撤退，郑洞国：丢了阵地我砍你的头！；缅甸征战，他功勋卓著；初战东北，他打得民主联军节节败退。可是，到了1948年，形势急转直下。

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发起了辽沈战役，锦州、塔山炮火连天，长春归路被切断，国民党10万大军被困。守不住也出不去。

郑洞国作为东北“剿总”副司令，率领国民党军第1兵团司令部驻在市中心，东城由曾泽生的60军防守，西城由李鸿的新7军防守，加上兵团直属部队、警察宪兵、自卫军等，共有十一二万人，城里的百姓也有10万左右。军民早已无粮，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难民向郊外逃难、街上处处可见被难民遗弃的儿童，终日哭爹喊娘要饭吃。

郑洞国清楚，眼下必须突围。可是打了两天的突围战，死伤不少，冲出去的希望却十分渺茫。郑洞国只能继续固守待援。

10月15日，蒋介石派飞机向困守长春达7个月的守城将士空投“总统手令”：严令长春守军抓紧突围！

10月16日上午，郑洞国召集军长和军参谋长开会，7军军长李鸿因患伤寒不能出席。郑洞国传达了“总统手令”。正在郑洞国宣布下午开会讨论突围的事后，60军军长曾泽生神情紧张地说：下午他派参谋长徐树民为代表，一切听从司令官决定。然后匆匆离去。

有人报告：60军要起义！郑洞国大惊失色，立即打电话给曾泽生，但是，线路早就截断了。郑洞国只好取消突围计划。

17日晚，曾泽生将军率3个师26000余人起义，扣押了阻挠起义的军官，并一举解决了新7军的后方部队。午夜后，解放军3个师入城接替了60军的防务。到第2日中午，解放军又一批部队开入市区，完成了对新7军的最后包围，进入待命围歼状态。

郑洞国在司令部里如坐针毡，进退两难。他赶到新7军，看到军长李鸿托病不起，话也不愿多讲。其它高级军官也都不自然地敬而远之。郑洞国感到气氛反常，慌忙回到兵团司令部。原来，新7军已派人与解放军接洽，定于18日下午全部放下武器。这一切都是瞒着郑洞国办的。

18日晚，郑洞国通宵披着大衣坐在沙发上，心绪烦乱至极。曾泽生打来电话，听筒里传来的是解放军代表的声音：“李鸿军长已率部放下武器。我们的政策是放下武器，保障一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郑司令三思，是否不必再做无谓的牺牲。”

新7军投降的消息如重磅炸弹又一次震撼了郑洞国的心，他声色俱厉地答道：”既然我的兵团失败了，我除了战死，别无可谈，放下武器绝对办不到。”

蒋介石要派飞机到他司令部所在的长春银行大楼的楼顶来接他出去。郑洞国想到10万部队都丢了，没脸回去，于是挥笔拟电：“大势已去，只有以死报命……”

为此，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文章：《郑洞国壮烈成仁，三百官兵全体殉职》。

然而，郑洞国却没有能够“成仁”。

21日凌晨，长春银行大楼外突然响起剧烈的枪声，郑洞国以为是解放军向司令部发起最后攻击，觉得该是自己“成仁”的时候了。

郑洞国身着戎装，平躺在床上，伸手往枕下取早已准备好的手枪自杀。可是，手在枕下乱摸了一阵，手枪居然不见了，原来左右早已料着此举，将手枪寻出藏起来了。

郑洞国摸枪不见，赶快跳起来，生怕再稍迟一刻便作了解放军的俘虏，慌慌张张地在室内到处搜寻任何可以了结自己生命的器械，翻箱倒柜的声音惊动了警卫，一直守候在门外的卫队长和4名卫士闻声拥进室内，呼喊着将郑洞国抱住，郑洞国气喘吁吁，恨恨地跌足叹气，颓丧地倒在床上。

稍顷，他的参谋长杨友梅带着一些幕僚匆匆走进房间，含泪道：“桂公（郑洞国字桂庭），事情已到了最后关头，请您赶快下去主持大计！”然后命令卫兵不由分说将郑洞国从床上扶起，拥向楼下。

来到一楼大厅，郑洞国猛然怔住了，大厅内外已布满了解放军。再看身边，4名卫士紧紧地环绕在他的身后，唯恐他再出意外，杨友梅和其他幕僚也团团围住他，都用满含期待的眼神注视着眼前的司令官。郑洞国一切都明白了，这些部下们不愿意自己做出极端的选择。他只好同意放下武器，听候处理。

事后郑洞国才知道，杨友梅和他的幕僚们，先已通过与解放军秘密接洽，悄悄迎来了解放军的代表和少数部队。他们计议，朝天开枪，假意抵抗造成猝不及防，兵临司令部的事实，巧妙地从死亡线上把他们的司令官救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