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4岁的周作人在监狱里待了3年，被保释出狱。51岁的丰子恺出于同情，为他提供了工作。岂料，周作人不领情，还诋毁说：“丰子恺的画，浮滑肤浅，我向来不甚赞同。”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留在北方的文人纷纷南下。胡适见周作人不为所动，就以好友和老乡的名义给他写了一封信：你名气太大，又是鲁迅先生的弟弟，我们快一起走吧。

而周作人却把胡适的一番好意当成了驴肝肺，认为他“多管闲事”，随即在回信中简单写道：我家人都走不开。

周作人早年留学日本，回来之后从事文学研究，对日本文化特别推崇，而且他还有一位日本妻子。有了这些“保护伞”，周作人认为他继续留在北平搞文学研究绝对没问题。

事实证明这些都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最开始，周作人还能搞点研究，直到后来日本人为了让他“就范”，干脆派兵把他“保护”起来。

周作人顶不住了，1940年，他出任汪伪政府华北教育督办。

当汉奸后的周作人日子好过了不少，除了能自由自在的研究文学外，他还积极帮助日本人筹集钱款治疗伤兵，当然他从中也捞了不少好处。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周作人的好日子到头了，受到国民政府审判，进了监狱。

1949年，64岁的周作人被保释出狱。出狱后的他来到上海，饿着肚子在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发现周围的一切都大不相同了，自己往日风光也已不在，成了人人唾弃的汉奸。

一个文人，失去了名声，就等于被判了死刑。正在周作人万念俱灰之时，一家出版社找到他，决定出版他在监狱中写的七十二首《儿童杂事诗》。

周作人非常高兴：“有文化就是好哇！”这时出版社主编说：“你傻乐什么呢？要不是看在这些诗能配图，谁愿意出版你的诗啊。”

“配图？”周作人很疑惑，文人那股清高劲又上来了，有点不高兴了——我的大作怎么能配图呢？但眼下没办法，填饱肚子要紧啊。

主编没理他，自顾自地说：“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上海有名的漫画家丰子恺先生，人家不介意你是汉奸，觉得这些诗还挺有趣，就答应配图了……别说了，签合同吧。”

后来，丰子恺陆续为这些杂记诗画了六十九幅配图，在报纸《亦报》上连载，新奇的小诗再配上丰子恺的画，这种新颖的形式一下子吸引了读者，报纸得以大卖。

当然，读者并不知道这些诗是周作人写的。出版社看效果不错，又把这些诗和画汇成一册，重新出版，又迎来一波抢购热潮。

实事求是的讲，周作人的文采确实不错，丰子恺的画也很精妙。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丰子恺不嫌弃周作人的过往，才有了这次“珠联璧合”。

按理说，周作人应该感谢丰子恺才是，没成想，吃饱饭的他又开始飘飘然起来，在给朋友的信中评价丰子恺的画“浮滑肤浅”、“不懂滑稽趣味”，满是对丰子恺的讽刺和挖苦。

好在丰子恺是一位心胸宽广的漫画家，知道这件事后并没有跟周作人计较。

1961年，丰子恺接到翻译日本文学《源氏物语》的任务。当时周作人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只能负责一些《源氏物语》的校对工作，他十分不甘心。

在周作人看来，丰子恺仅仅在日本呆了十个月，是无法与自己这个“日本通”相提并论的，所以他并不满意这个安排，经常对别人发牢骚：丰子恺根本不了解什么是《源氏物语》。

其实从《源氏物语》本身出发，周作人说的是对的，丰子恺的翻译是用传统话本小说的方式来翻译的，注重“韵味”的表达，忽略对日本原文的直译。

但周作人不懂读者，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的广大人民群众，都非常喜爱丰子恺翻译的这一版既有日本“神韵”又考虑了中国读者特点的《源氏物语》。

抗战时期拒绝胡适，出狱、建国后之后讽刺、看不起丰子恺。周作人虽然是个大才子，但他为人处世的作风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民族大义和大是大非面前，周作人看似是迫于无奈的低头，实则是为了一己私利，当了汉奸。而丰子恺则是宁可带着一家人出去流浪，也不愿向日本人低头。两人的胸襟与气度是比不了的。

再者，丰子恺在所有领域中，最有造诣的就是漫画。他师从李叔同大师，而后又在日本游学，回国后又深入人民群众中去，他的漫画总是幽默风趣、深刻反映社会现象，还带有一丝诗意和哲理。

反观周作人就复杂多了，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又是汉奸文人，但也保护了一些文化财产和地下党。

其实，周作人之所以这么复杂和自负，就是因为他一辈子都是为自己而活，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这大概就是对他最中肯的评价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