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世宗对伐宋没有兴趣，他致力于金国内部的调整、发展、优化，因此有意与南宋议和。绍兴三十二年（1162）二月，金世宗以自己登基为由，向南宋派出使臣。

金国递来了橄榄枝，但不代表宋朝乐意接，而且双方的观念差异仍然巨大。宋朝认为完颜亮被宋军大败，如今金世宗传递来和平信息，是有求于南宋，宋朝在有巨大武力优势的前提下走到谈判桌前，地位肯定应与之前不一样才是。

南宋主战派的臣子认为，是时候要求两边平等相处，而不是宋为金之臣子了。

高宗倒不是很在意这些，他常说的四个字就是“不以为耻”，这一次也这样，高宗道：“关键是两国和平，这点小事，朕不为耻。”

虽然宋朝的“孝”字头号招牌是下一任皇帝宋孝宗，但高宗其实也是大孝子，在这个可以跟金国要价的关键时刻，高宗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如果可以提一下条件的话，最好请金国把宋朝皇家陵寝所在之地还给宋朝。

在那里，有北宋的列祖列宗，是隆祐太后想要归葬之处，此时，隆祐太后已经过世整整三十一年了。

高宗没有勇气收回北方故土，也就没机会再去看一眼列祖列宗埋葬之地的现况。

出使金国的宋使倒有一位悄悄地去看了，但他们不敢告诉高宗，各位北宋皇帝后妃的陵寝被挖掘得千疮百孔，隆祐太后的丈夫哲宗皇帝的尸骨甚至暴露在外，无人在意。这位使臣不禁失声痛哭，脱下身上的衣袍将哲宗的遗骨包裹起来，重新放入陵寝。

金世宗对议和倒是表现出了极大的诚意，他下令金军撤退时不得骚扰百姓，不得主动挑起与宋军的战斗。

金军撤退得很快，宋军紧跟其后收复了两淮地区的失地。但是金军这种表现，并不代表他们认为宋朝以后就能和金国平起平坐了。金国的使臣到宋朝来谈恢复“绍兴和议”的条款，要求宋朝接待的官员使用臣礼。

右相陈康伯当即拒绝，虽然当时金国的使臣们没有表现强硬，接受了两方使用平等的礼节，但等到宋朝的使臣洪迈去出使金国时，一下陷于劣势。

金人让洪迈行臣礼，洪迈不肯，于是，直接被金人关了三天三夜，饭也不给吃，水也不给喝。

高宗这边，在金人撤退后，打着“御驾亲征”的名义北上转了转，当然也不敢走得太北，只是去了一下建康。

此时，坐镇建康的是张浚。

但张浚得到诏令再匆忙奔到建康的时候，宋金大战的胜负已经分出，他的才干没能有机会发挥出来，但他个人在军中的声望依然极高，将士们看到张浚都会驻足行礼。

高宗亲切地慰问了张浚，张浚感激道：“若没有陛下，浚早就没命了。”高宗勉励张浚：“有爱卿在此，朕无北忧矣。”

高宗只在建康小住十日，就急匆匆回临安去了，不过在这十天里，著名抗金英雄辛弃疾投奔南宋，也赶到了建康，高宗非常高兴，立刻接见了这位才二十三岁的年轻人。

辛弃疾在绍兴十年（1140）出生于济南府历城。此时的济南已经不属于南宋，而被纳入了金国版图。辛家是世代仕宦之家，辛弃疾的父亲早逝，他由祖父辛赞抚养长大。

辛赞考虑到家族安稳，迫于无奈在金人手下做事，还很得金人赏识，一路做到了开封知府，但是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一直和孙子讲述靖康之耻和北宋的事情，并且表示如果能有机会一定要“投衅而起”，与金人“不共 戴天”。

辛赞有段时间在毫州任职，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处于黄淮平原南端，辛弃疾随祖父在此，耳濡目染了金人对汉人的欺压，这令年幼的辛弃疾立志要成为霍去病一样的大将，将这些金人赶走，为祖国收复大好河山。

十四岁时，辛弃疾北上燕京参加科考，准备通过科考进入金国内部，获得更多的情报，伺机而动。结果，辛弃疾没考上。他还年轻，三年后又再赴考，又落榜。但是没关系，通过两次北上，辛弃疾把沿途地理山川情况研究了一遍，后来都写入他著名的《美芹十论》等军事奏论之中。

绍兴三十一年（1161），完颜亮带兵伐宋，辛弃疾的人生迎来了一个转折点。

辛弃疾自然不会袖手旁观，他散尽家财，组织了一支两千人的队伍，在金国境内起义。

当时金国还有一支起义军，人数较多，势力较大，领头人叫耿京。

辛弃疾带着队伍去投奔耿京，在路上又遇到另一个起义的小队，首领是个和尚，名叫义端。

两个人一起加入耿京的队伍后，义端却心生歹念，偷走了耿京的军印。辛弃疾受到牵连，被耿京下令抓住，要问斩。

辛弃疾道：“杀我不是问题，但请给我三天时间，让我把义端抓回来，然后再死！”

耿京也很爽快，当即同意了辛弃疾的要求。

辛弃疾立刻上马，快马加鞭追赶义端。而此时义端已经到了金营投降。

辛弃疾竟然带了身边的义士们，冲入金营内把义端抓了出来，而后手起刀落，砍了义端的脑袋回来交给耿京。

经过此事，耿京没有杀辛弃疾，反而更加欣赏他，后来辛弃疾成为耿京这支义军的核心人物。

“采石之战”之后，金世宗向宋朝提出遵循“绍兴和议”的条款，恢复和平，同时抽出兵力处理境内的各处义军。

耿京派辛弃疾南下，联络南宋，商讨南北夹击，讨伐金人之计。

辛弃疾因此南下，冲破一道道金军的封锁，抵达建康，随后被高宗召见。辛弃疾向高宗汇报了起义军在南宋境内的战果，高宗非常高兴，当即任命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

然而，此时的耿京因部下背叛，被杀害了，已经达到二十万人规模的起义军群龙无首，溃散大半。

辛弃疾在北上的途中听闻此事，没有马上掉转马头回到南宋，反而带领身边的人继续北上，直接冲入虎穴，将正在寻欢作乐的叛徒抓住，随后号召剩余的起义军与他一起南归。最后，有数千人同辛弃疾一起押着叛徒回到南 宋。如此壮举，令辛弃疾名声大振。高宗立刻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也自此开启辛弃疾在南宋的仕途。

这是发生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二月的一件大事，才二十三岁的辛弃疾意气风发，对未来充满了展望。但当时的每一个人，包括辛弃疾自己，都没有想到，展望才刚开始，其实已经落幕，他从此再没有带过一兵一卒...

五月，高宗令张浚负责两淮事务兼沿江军马，好好负责沿江安全。

话说得好听，高官也给了，但是高宗依然忌惮张浚，没有准备重用张浚，高宗的算盘是等宋金和议差不多完成，时局稳定以后，再把张浚压下去。当然，高宗没有想到自己会有个想法完全不一样的继承人，此为后话。

绍兴三十二年（1162）五月，高宗实在厌倦了当皇帝天天提心吊胆的生活，他本来不是一个应该获得皇位的人，机缘巧合走到这个位置，面临繁杂的国事，频繁的战事，每天思考这么大的家怎么当，他对金国那般卑躬屈膝除了个人和环境的主观因素外，还因为只有身在最高位的他，才知道打仗有多费钱，他是多么迫切需要给南宋安稳的大环境，让这个虚弱的国家休养生息一番。

在位三十六年，高宗认为自己呕心沥血，没有一日睡过安稳觉，刚刚在五月才安排张浚做防御工作，战局似乎真的平稳下来以后，高宗在六月就提出了禅让，而此时，距离皇太子册立才刚刚十天，可见高宗禅让的心情之迫 切。高宗唯一的子嗣赵过世后，高宗再无所出。

不过，随着岁数渐长，他对后嗣的事情倒也没看得如其他的皇帝那般急迫和在意，宋朝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因为皇帝没有后嗣而传位旁支的事，连高宗的父亲徽宗都是捡了哲宗没有儿子的漏才当上的皇帝。

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驾崩后，继位的也并非太祖的子嗣，而是太祖的弟弟宋太宗赵光义。因为当时太祖明明就有已成年的儿子，所以太宗的登基留下了许多谜团和传说，比如太祖突然驾崩那晚奇怪的“烛影斧声”，以及太宗继位是因为他和太祖的母亲杜太后留下了要求“兄终弟及”的“金匮之盟”。

可是，显然宋太宗没有堵住天下悠悠之口，这两桩悬案一直流传到千年后的今天，依然在大家的心头盘旋，更何况是在宋朝当时。

据说，安葬太祖之后，掌管天象的官员就看出，太祖这一支的龙气还没有断绝，之后便有了“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的传言。

百年后，仿佛就是要印证这传言似的，太宗一脉的后嗣除了高宗，都在靖康之变时被金人抓完了，以至于在之后的抗金战场上，继续与金人斗争的赵家人，几乎都是太祖一脉之后。

建炎四年（1130），宰相范宗尹向高宗提议寻找太祖之后，许多臣子也认为从追思宋祖的角度考虑，宽慰百姓之心，应该从太祖后代“伯”字辈中寻到合适的人，先放在高宗膝下，若将来高宗有了子嗣，可以再调整，进退都不是问题。

高宗令知西外宗正事赵令，负责寻找太祖“伯”字辈子孙。赵令是太祖次子赵德昭之玄孙，后来于绍兴十三年（1143）过世，年七十五，高宗追封他为惠王。

赵令不负众望，找到了上千个符合要求的孩子，再从其中精挑细选出两个人选，请高宗亲自选择。

这两个孩子一个叫赵伯浩，一个叫赵伯琮。

古时候的人都喜欢孩子胖一些，认为这样有福气，因此高宗本来属意胖乎乎的赵伯浩。结果忽然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一只猫，赵伯浩忍不住就伸脚想踢一下猫，而瘦瘦小小才六岁的赵伯琮目不斜视，身形不动，显示出了超越年龄的稳重。

高宗因此选择了赵伯琮，并在后宫之中寻找抚养赵伯琮的妃子。

当时，高宗的正宫邢皇后在遥远的金国，后宫地位比较高的妃子有三人，分别是生育过高宗唯一的儿子元懿太子的潘贵妃，与高宗一起经历过海上漂泊岁月的张婕妤，以及后来的吴皇后，但是此时她的身份最低，尚且只是一个才人。

高宗将赵伯琮带到三人面前，暗中观察赵伯琮与谁亲近，赵伯琮最先走向张婕妤，因此被安排由张婕妤抚养。

潘贵妃看到赵伯琮，联想到自己死去的儿子，差点哭了。

倒是吴才人后来找其他的机会，与高宗提议也想抚养孩子。高宗随后又挑选了赵伯玖放在吴才人膝下。

温柔贴心的吴才人一直深受高宗喜爱，后来又与南归的韦太后相处融洽，封位慢慢变高。张婕妤过世后，赵伯琮也被放到她的名下。南宋的皇后之位本质上空悬了十多年，不论是大臣还是韦太后都希望高宗尽快册封皇后，吴氏是众望所归，被册封为皇后。

吴皇后对两个孩子一视同仁，并没有因为赵伯琮是后来到身边的而厚此薄彼。

大家都知道，皇位继承人的竞争将在吴皇后名下的两个孩子之间展开，但是高宗并没有给予两个孩子皇子的身份，一开始，是因为高宗还抱着生养自己儿子的期待，到后来是因为难以抉择，吴皇后劝高宗立年长的赵伯琮，而韦太后更喜爱赵伯玖，当时权倾一时的秦桧可能也是认为吴皇后的心底更倾向于赵伯玖，她口中说的希望高宗立赵伯琮不过是一种故作出来的姿态，因此秦桧也坚定地支持立赵伯玖为皇位继承人。

秦桧固然会揣摩上意，可他要揣摩的人实在是太多了，皇帝、皇后、太后、利益集团，甚至连家族未来的富贵都考虑上了，只有吴皇后才是真的了解高宗。

在这几十年来对两个孩子的考察之中，高宗其实一直更加欣赏生活简朴、勤勉专注、恪尽孝道的赵伯琮。但身为君王，有时候表现出喜欢一个人，反而可能是害了这个人。

高宗很聪明地表现得对两个孩子一视同仁，没有偏好，这何尝不是对孩子们的保护，以及另一种考察方式呢？

绍兴三十年（1160），金军又有了南下意图，宋朝的神经再一次绷紧。此时，韦太后和秦桧都已过世，高宗终于下定决心，在这年二月封赵伯琮为皇子，更名赵玮，进封建王，而赵伯玖被定为皇侄，授判大宗正事，正式退出继承人之争。

次年，金军南下，两国再次开战，朝野内外求和或者再次南逃的声音不小，赵玮主动站了出来，要求与金军决战。后来高宗表示要亲征，赵玮又请命护驾，可以看出这位国家未来的继承人在对金态度上与高宗不太一样，有强烈的保家护国的意愿，而这个意愿在他登基为帝，有了主宰国家方向的权力之后，表现得更加明显。

绍兴三十二年（1162）初，金军已经明确要与宋议和，长江淮河一线的军事警报解除，高宗想要卸下重任，回归平淡生活的意愿越发强烈，他下定决心禅让，把这份肩负社稷和黎民百姓的重担交给继承人。

五月，高宗下诏立赵玮为皇太子，改名赵昚。

六月，高宗提前把赵昚叫到面前，说道：“朕决意让皇太子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吴皇后为太上皇后，退居德寿宫。”

赵昚顿时泪如雨下，坚辞不受。几日后，高宗再次叫来赵昚，表示禅让，赵昚坚决不肯，差点转身跑出门去，要回东宫。高宗一再劝说，表示这是他的真实意愿，赵昚才留了下来。而后，百官下跪，高宗下达禅诏。

礼毕，宰相陈康伯带着众臣请赵昚即位。赵昚多次推辞之后，才勉强在皇帝的位置上坐了一个边沿，等大臣们下拜行觐见新帝的礼节时，他又慌忙站起来。如此几番，即位仪式才结束，赵昚正式成为南宋的第二位皇帝，史称宋孝宗。

仪式完成之后，孝宗换上帝王的衣袍，高宗乘车前往德寿宫。孝宗冒着雨送高宗到宫门外，高宗再三让他止步，且叫左右也不用再送，他环顾众臣道：“托付得人，我没有遗憾了。”

高宗后来的退休生活非常惬意，居住的德寿宫原本是秦桧的府邸。秦桧离世后，族人回到家乡，高宗将这座府邸收回，重新扩建。后来孝宗知道高宗爱游西湖，又命人引西湖水入德寿宫，在宫内模仿西湖景致，建成小西湖，如此高宗可以随时游玩，免去舟车劳顿。

孝宗也时常带皇后、太子等，前往德寿宫陪伴太上皇高宗夫妇，一家人泛舟摘莲，垂钓野炊，其乐融融。

如此惬意的退休生活，高宗过了二十四年，于八十一岁时寿终正寝。在古代帝王之中，能如此高寿的，寥寥无几。话又说回来，孝宗非常孝顺，但并不愚孝，在国家大事上，他有自己的主张，比如对金的强硬。

坚持“和议”的高宗倒是想说儿子几句，但是，温婉明理的吴太后拉了拉丈夫，让他别去管不该管的事了，还是想想明天和孙儿吃什么吧。因此，孝宗在执行自己政治主张的时候，也没有遇到多少来自父亲的压力。

孝宗是南宋最有作为的皇帝，他有变革之志，上位之后积极整顿贪污、冗官问题，主张联合北方抗金义军，开始有计划地着手北伐，意图收回故土，一直被打压的主战派如张浚等人被大力提拔。

孝宗上位只一个月，就为岳飞平反昭雪，并削去了秦桧的王爵，岳飞是秦桧陷害致死这件事便在这个时期定调。其他被秦桧打压的忠臣也都被平反、复用，已经过世的赵鼎被追封为丰国公，赐谥号“忠简”，吕颐浩、韩世忠、张浚等也都有加封，而张浚本人更是盼来了他人生之中的最后一个高峰。

隆兴元年（1163），张浚重回两府大臣之列，任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军马，并被封为魏国公。

孝宗诚挚地和这位已经六十六岁的老臣说：“现在朝廷就依赖您了！”

张浚请求孝宗能前往建康，鼓舞宋军士气，并向孝宗提出了战略部署：“应当用兵淮壖，并请在四川的吴璘声援。”

孝宗非常认同，并道：“朕依仗爱卿犹如长城，不论外界谣言如何，都不会动摇！”

三月，金国要求宋交出海州、泗州、唐州、邓州和商州，以及宋朝当年应该上交的岁币。

孝宗已经在考虑北伐，怎么可能应允。金国也预感到宋朝的变化，很快以十万雄兵屯兵河南，声称要南下夺取两淮。

宋朝朝野为之哗然。

张浚上请孝宗，奏道：“我朝也应做好准备，屯兵在盱眙、泗州、濠州、 庐州。”

而金国也送信过来，执笔者完颜宗弼的女婿、名将纥石烈志宁表示如果不依照之前和议条款执行，金国必然南下，兵戈相见。

见金国如此强硬，主和派不断弹劾张浚的意见，请求尽快履行和议条款。同时，高宗也找孝宗长谈，孝宗道：“大宋兵强马壮，不惧一战。”随后召见张浚等人，大将李显忠、邵宏渊也献计献策，甚至刚刚南归的辛弃疾也找到张浚献策，主战派激情高昂。

五月，宋军渡过淮河，对金国主动出击，史称“隆兴北伐”。

张浚调用八万宋军，一路由李显忠带领，出濠州，取灵璧，一路由邵宏渊带领出泗州，攻虹县。很快，李显忠顺利拿下灵璧，但邵宏渊方面却没有进展，久久没能攻下虹县。李显忠随后令灵璧降兵前往虹县，帮助劝降，虹县因此才被拿下，可是这个举动却令邵宏渊心生怨恨，给隆兴北伐的失败埋下伏笔。

随后，李显忠提议一起攻打宿州，但邵宏渊故意按兵不动，过了一段时间才姗姗来迟。李显忠让士兵休息整顿，为攻宿州做准备。邵宏渊却不从。之后攻打宿州时，李显忠令麾下将领杨椿出战，很快攻破城池，邵宏渊才随后入城。

宿州捷报传到临安，孝宗大喜，跟张浚说：“近日边关捷报，中外鼓舞，十年来都没有这么欢喜的事了！”

孝宗不知道前线两名将领之间有了心结，下令升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而邵宏渊为副使，邵宏渊越发不满，甚至向张浚提出他不接受李显忠的指挥，而张浚竟然同意了，至此，北伐失败的结果已经难以避免。

很快，金国将领纥石烈志宁率兵来夺回宿州，先锋军被李显忠打败，可是随后十万主力抵达宿州城下，李显忠苦战金军，邵宏渊却在一边看戏不去援助，主将如此，宋军军心涣散，气势低迷。

入夜，金军又一次突袭攻城，宋军溃败，李显忠难以挽回溃势，只得带军后撤，史称“符离之溃”。

这场败仗给了孝宗沉重一击，孝宗不由自主陷入了当年高宗的困局，想要坚持雄心，但是现实并不允许。时任宰相陈康伯因病辞去相职，孝宗一面起用主和派的汤思退为左相，一面并没有马上放弃张浚，反而升张浚为右相，似乎想要找出一条平衡路线，又似乎是想先稳住金人，而后再动。

张浚就如当年的宗泽，太过刚烈，他没有给孝宗缓一口气的时间，坚决反对议和，同时加强江淮的防御部署，一面为再次北伐做准备，一面也考虑到金军可能会南下，准备随时应战。

此时，金人的议和条件也被送到孝宗手中：金宋关系可以改为叔侄关系（比以前的君臣好一些），宋必须归还占领的海州、泗州、唐州、邓州，归还之前降宋的金人，另外要补交一直没交的岁币。

朝野上，主和派和主战派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孝宗左右为难。再加上主和派有太上皇高宗的支持，隐隐有压倒之势。

隆兴二年（1164）三月，孝宗令张浚巡视两淮，张浚全力备战，还组织一万多人为“万弩营”，在上次“符离之溃”后，金军还有一些零星出击，实际上都在张浚的防御下没占到便宜。

这时候的宋朝还没有完全失去机会，但是汤思退等人却趁张浚不在临安，向孝宗弹劾张浚“说是准备防守，可防守也没准备好，说是要治兵，但是兵也没练成精兵”。

四月，张浚奉旨还京，随后江淮都督府被撤。他意识到孝宗已经选择了主和，顿感失望，向孝宗提出辞呈。孝宗准奏。

张浚离开临安，他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却又觉得忠魂和雄心失去了方向，于是，一下病来如山倒。之前也不是没有病，但是靠着北伐意志强撑着的张浚，当年三十岁意气风发“以文趋武”的俊朗书生，原来已经是六十八岁的老者，他最终在离京的路上病逝。

消息传到临安，孝宗震惊而悲痛，朝内主和之声也再难压制，一场隆兴北伐，最后演变为隆兴和议。

隆兴二年（1164）十二月，宋金达成和议，主要内容为：

第一，两国以叔侄相称，金为叔，宋为侄。

第二，宋每年向金缴纳岁币银、绢各减少五万，为二十万两、匹。

第三，宋割唐州、邓州、海州、泗州之外，还要再将秦州、商州给金。因双方约定，此次和议内容于次年乾道元年（1165）生效，故而也称 “乾道之盟”。

和议后，受命前往金国的宋使是陆游的好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范成大。他勇敢地在金国向金世宗提出，要拿回宋朝先祖陵寝所在之地，并久跪不起，逼金世宗给出回复。金国没有同意归还土地，但同意南宋可以将陵寝迁走，并打算归还钦宗的梓宫。

孝宗为张浚举行了国葬，这位刚刚登基不久的帝王，不光是在安葬一位“忠贯日月”的臣子，也像在埋葬彼此合作时那份挥师北上的意气风发。

但如果主和派和太上皇高宗认为孝宗就此彻底死心，那便是大错特错了，孝宗的雄心还没有死，他只是更加明白宋朝要能奋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务之急是隐忍积蓄力量，励精图治。之后宋朝在他的带领下，经济文化飞速发展，形成了真正的中兴之景，史称“乾淳之治”。

乾道三年（1167），孝宗重用有同样理念的虞允文。

孝宗跟虞允文道：“吴璘去世，其他人都不如爱卿你。军事上，还要爱卿一一亲临。”随后虞允文仍为知枢密院事，同时接替吴璘，担任四川宣抚使。

虞允文赶赴四川，临走时，孝宗将自己穿过的铠甲赐给他，可见对虞允文有多倚重。

虞允文到达四川后，立刻检阅川陕各路兵马，根据兵马能力的强弱，将之分为三等，上等作战，中下等做后勤，淘汰老弱，清算物资，为国家节约了百万军费。他重视义士，启动招募，为国家又招募两万多人。

乾道五年（1169），虞允文回到临安，拜为右相，他与左相陈俊卿和睦融洽，志同道合。在中国历史上，左右相能共同进退，是鲜少出现的情况。

当时，“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问题从北宋延续到南宋，陈俊卿和虞允文联手从负责三军统率的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入手，精简机构和人员，提高运作效率。只可惜两个人的合作到第二年便结束了，左相陈俊卿被罢，判福州，虞允文在之后的两年是唯一的宰相。

军国大事都由一人定夺，责任巨大，也深深地体会到高处不胜寒的艰难，虞允文屡次向孝宗举荐梁克家为下一任宰相。

梁克家是绍兴三十年（1160）的状元，年轻有为。虞允文非常欣赏他，在仕途上也竭尽全力提拔。

乾道八年（1172），宋孝宗将左右宰相的“左仆射”“右仆射”职务更名为“左丞相”“右丞相”，职责不变。虞允文改任左丞相。孝宗又提拔梁克家为右丞相。第二年，孝宗再令虞允文为四川宣抚使。此时的孝宗认为国家已经做好了准备，可以再次对金出战，希望虞允文从西线打响对金的第一枪，而后由他亲率主力从东线出发，两路并驾齐驱，攻打金国。

但是，虞允文抵达四川之后，认为西线军备还不够完善，要与金对战，还需要继续准备，他对孝宗直言自己的担忧。

焦急的孝宗下旨催促，但虞允文一直回复还未准备完善。虞允文人生的最后两年，一直在四川积极准备，但他的速度令孝宗不满意，就在孝宗要震怒的时候，四川传来了虞允文的死讯，这位六十四岁的老臣死在四川任上。

四年后，孝宗亲临白石检阅三军，虞允文为他打造的军队全员精壮，气势如虹，但是帝王急迫的出征之心已经被现实磨灭，能与帝王一起出征的良臣也都不在，张浚、虞允文···

孝宗呢喃着这两个人的名字，眼含热泪，时间让他明白了现实，他的心态也归于平静，出师北伐之事再未被提上日程。毫无疑问，孝宗的转变在无形之中也使得两个人的雄心无处施展，一个是辛弃疾，一个是陆游。

绍兴三十二年（1162），辛弃疾被高宗任命为江阴签判，初到江南，他意气风发，还没有体会到自己“南归人”的身份实际上很难得到重用，更不可能有领兵打仗的机会，不论是朝廷还是普通百姓的内心深处都有着一种担忧，那就是万一这个人南归是假，实际上是奸细怎么办呢？

隆兴元年（1163），张浚主持北伐，辛弃疾向朝廷上了著名的《美芹十论》，对于其中的见解，孝宗考量之后，采纳了部分。辛弃疾虽然没有得到大力提拔，但也算稳中有升，先迁广德军通判，后任建康通判。建康是军事要地，扼守江南，说明朝廷对辛弃疾的看重。

乾道六年（1170），辛弃疾建康通判的工作任满到期，有了一次面圣的机会。见到孝宗，辛弃疾赶紧向皇帝阐述自己的抗金建议，并递交了《阻江为险须藉两淮》和《议练民兵守淮》两道奏折。

孝宗显然还算欣赏辛弃疾，随后任命辛弃疾为司农主簿，这是一个掌管农事的职位，虽然距离辛弃疾期待的军事职位相去甚远，但是辛弃疾上任后依然兢兢业业。他也因此被虞允文欣赏，随后被虞允文提拔举荐到滁州做知事，这个职位就是父母官了，一个地方的事务他都要管，接下去的岁月里，他被频繁调用，一会儿在临安任大理寺少卿，一会儿下湖南担任转运使，一会儿又去江西任提点刑狱公事··他没有忘记北上收复故土的壮志，不断地奔波途中又给朝廷提出了许多抗金建议，但都没得到朝廷重视···

提到“小李白”陆游，后人经常想到的是两件事：一是他和妻子唐琬的爱情悲剧；二是他在《示儿》中叮嘱儿孙的名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 忘告乃翁”。

徽宗宣和七年（1125）陆游出生在越州，陆家是簪缨之家，高祖陆轸在仁宗朝位列太傅，祖父陆佃官至尚书右丞，父亲陆宰担任京西转运使，职位也不低。靖康之变，金人南下，陆宰力主抗金，反而被朝廷罢免，只能带着家人辗转南下，最后定居越州。

绍兴十四年（1144），陆游迎娶表妹唐琬，这门婚事在古代属于亲上加亲，二人又从小青梅竹马，感情深厚，应该是非常欢喜才是。可是据说，虽然小夫妻二人感情融洽，可是陆游的母亲却不喜欢唐琬。成婚一年后，唐琬无所出。身为孝子的陆游在母亲巨大的压力之下，只能将妻子休掉。

爱情失意，仕途也失意。

绍兴二十三年（1153），陆游参加“锁厅试”，因为文采出众，荣获第一，却因为触动了秦桧给孙子秦埙内定的第一名之位，而遭到秦桧打压。

心情低落的陆游出游沈园，在这里遇到前妻唐琬，然而此刻唐琬已经二嫁，身边站着丈夫赵士程。

仔细说来，唐琬并没有辜负陆游。二人分开之后，是陆游先娶妻王氏，很快得了一子。唐家和陆家是姻亲，本来也门当户对，是个体面人家。如此一来，唐家顿感被陆家打了脸，很快也给唐琬找了一门亲事。

唐琬二嫁的丈夫赵士程是皇族后裔、宗室子弟，虽然千年之后的名声没有陆游大，可在当时是不输陆游的名士，他温文尔雅，饱读诗书，更重要的是，他待唐琬处处体贴，治愈了唐琬的伤痛，两个人的婚姻生活非常甜蜜。唐琬温柔，也懂陆游，在沈园见到陆游，感知他的失意，后来差人送来一壶花雕和陪酒的小菜，她知道陆游此刻最需要什么。

陆游看到前妻送来的酒菜，心头更加惆怅，在沈园的墙壁上写下了千古绝唱《钗头凤》：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也许，他期许唐琬可以看到，可惜阴差阳错，唐琬看到《钗头凤》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年春天，千言万语，无从说起，也唯有寄于诗词，她在陆游的笔迹旁也和了一首《钗头凤》：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千秋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这年秋日，唐琬便离世了，这是她唯一留世的作品，也是她唯一一次公开出现在这场爱情悲曲之中。

秦桧死后，陆游在仕途上才有所起色，被任命为福州宁德县主簿。这个职位，与他的祖上比起来，确实微不足道，但陆游欣然赴任。

陆游一生的职位都不高，但是他反对与金议和，积极发声，上疏道：“江东自吴国以来都以建康为中心，临安靠近大海，运粮不便，以临安为都城本来就是权宜之策。陛下应当驻扎建康、临安两地。”他还找到张浚，提出自己的抗金建议，没有得到张浚的重用，反而在张浚北伐失败之后遭受牵连，被人弹劾说“结交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因此被罢去官职。

辛弃疾和陆游是南宋孝宗朝时期主战派的一个缩影，他们有激昂的爱国之心，却报国无门，屡遭打压，一个个爱国志士不得不在洪流之下，被时光蹉跎了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