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平元年（1234）正月，南宋联合蒙古灭金取得胜利，金国哀宗自缢而死，宣告建立了119年的金国正式走下历史舞台。

理宗在亲政后能取得如此政绩，自是非常欢喜。朝野上下也欢声一片，绷紧百年的神经得以放松。

三月，理宗祭祀先祖，告知列祖列宗靖康之耻得以洗雪之事。

等理宗回朝后，淮东制置使赵葵趁着大好局势，向其进言：“何不趁机收复三京（东京开封府、西京洛阳府、南京应天府），抚定中原？”

左相郑清之一心辅佐理宗治理天下，也支持赵葵抚定中原的意见。

朝臣们则多数以为，收复三京之事应当延后处理。金国既灭，南宋与蒙古比邻，和议是上策，当以守为主、战为辅应之。三京之地眼下虽空虚，若兵事一开，蒙古骑锐南下攻之甚易，南宋防守艰难。

主和派参知政事乔行简劝理宗道：“陛下，自古以来，明君治世，攘外必先安内。”

又道：“事有轻重缓急，当下之急非对外征战，而是内聚民心，充实国库，休养生息是要本。朝中连年征战，百姓苦不堪言，国力不丰，百姓得不到休养，朝中要出兵，若粮草不继，岂非进退两难？臣着实担心，陛下一意孤行，恐怕北方未打下来，南方反而先乱。”

理宗正是意得志满之时，自信心爆棚，仍然决定发兵洛阳。

京湖制置使史嵩之持反对意见。

理宗以兵部尚书之耿诱惑史嵩之同意，被史嵩之一口回绝。

理宗转头任命赵葵为兵部尚书，京西、河北路制置使，知应天府，南京留守兼任淮东制置使，正式出兵，欲收复三京。

六月，时值盛夏，宋军顶着烈日行军。赵葵率淮东军主力五万人先攻取泗州，再由泗州进入汴京，确实一路收复了一些城池，但连年战事，这些城池大多为空城。而这时汴河堤坝溃决，粮饷运送如乔行简所料，出现了前线粮食供给跟不上的问题。

赵葵只得临时修改作战计划，命淮西制置使徐敏子为监军先行西上，又命杨谊率强弩军万余人跟上徐敏子的队伍为其垫后，两队军士各备五日军粮。

七月，徐敏子率兵进入洛阳，军粮食尽，军士只得采蒿和面做饼充饥。南宋兴师动众地开动大军意欲拿回汴京，蒙古自然不能坐视不理。蒙古元帅塔察儿立即命手下将领刘亨安率部下南下，并于龙门伏击宋军。

这日，徐敏子的部将杨谊率兵于洛东三十里采蒿，忽然周围蒙古军旗摇动。原来蒙古伏兵于深蒿之中，趁杨谊不备发动伏击，宋军全军覆没。

蒙古军乘胜追击，攻至洛阳城下，徐敏子与蒙古兵战于一处，各有胜负。可宋军将士无粮充饥，已经到了杀马而食的地步，徐敏子无法，只得班师回朝。

而在汴京方面，蒙古军见黄河泛滥，掘开寸金淀闸，淹死众多到达汴京的宋军，赵葵只得铩羽而归。

宋军入洛行动宣告失败，赵葵班师回朝后，被理宗官降一级，改授为兵部侍郎。

理宗以为这只是一场战争的失败，却不知，正是这场战争，给了蒙古日后南下攻打宋朝的借口，就此拉开了南宋与蒙古长达四十年的战争序幕。

端平二年（1235），蒙古大汗窝阔台认为蒙古经过父亲成吉思汗的扩张，无论军事还是经济都有了稳定发展，他便想实现成吉思汗西征的梦想，进一步将蒙古帝国的版图扩大。

窝阔台召集蒙古贵族们，宣布长子西征的决定，意在扩疆拓土的同时，锻炼各宗室长子的军事能力。由术赤的长子拔都带领托雷长子蒙哥、窝阔台长子贵由等贵族宗亲及百户长以上官员长子们组成的十万蒙古西征大军很快组成，窝阔台命老将速不台随军压阵，向还未臣服蒙古的钦察和斡罗思等西亚国家出发。

窝阔台非常重视此次西征，而长子们的大军也未辜负窝阔台的期望。从火烧俄罗斯境内的不里阿耳至蒙哥带兵攻占钦察部，到弗拉基米尔大公国大公被杀，消灭了位于高加索山以北的阿索国，再到拔都占领了俄罗斯大片土地。长子们的大军所过之处，尸横遍野。

成吉思汗的子孙们以铁血手段，烧杀抢掠，攻城略地，以不到欧洲四分之一的军力，避开欧洲主力军，从侧面对欧洲军队进行袭击，最终将欧洲联军击败，取得长子西征的胜利。

蒙古大军的骁勇善战及赫赫威名使欧洲联军闻风丧胆，托雷的长子蒙哥与术赤的嫡次子拔都也在这次西征中结下了深厚友谊，为将来蒙哥取得汗位打下基础。但蒙古大军残忍杀戮酷爱屠城的行为也引发了当地百姓的强烈仇恨，为后来西征失败埋下了伏笔。

长子西征带走了蒙古国内大部分生力军，但窝阔台和剩余的蒙古军队也不容小觑。此时南宋主动撕毁宋、蒙联军和约，攻占汴京，给了窝阔台向南宋出兵的借口。

端平二年（1235），窝阔台派出还留在中原地区的蒙古军队，对南宋四川、荆襄、江淮等地区发起了进攻。命窝阔台儿子阔端与将领塔海率蒙古兵攻击四川；忒木、张柔率兵攻击荆襄；口温不花及察罕攻击江淮。

次年七月，口温不花率先在唐州取得南侵胜利。宋将全子才弃师逃走，宋将赵范不敌蒙古兵，兵败于上闸。

在四川战区，蒙古王子阔端率领骁勇的蒙古铁骑，长驱直入四川，如过无人之境，四川西部地区落人蒙古人手中。阔端取得了四川战区的胜利，一番掳掠之后，向陕西撤回主力军，并没有长久驻扎下来统治四川。

在江淮战区，端平三年（1236）正月，木与江陵统制李复明在江陵展开游击战，李复明战死，忒木得胜后离去。

而在荆襄战区，南宋襄阳制置使赵范治下松弛，醉生梦死享受荣华，时任襄阳主将是赵范的心腹王旻。

端平三年（1236）三月，蒙古军攻来，王旻不战而降蒙古。襄阳城内军粮三十万石、军事战备物资二十四库皆归于蒙古，蒙古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襄阳自岳飞收复以来，繁华富庶，百姓安居乐业的生活毁于一旦，而南宋朝廷对于应担重责的赵范的惩罚却仅仅是削去三官，仍旧担任原职。

四川、荆襄、江淮相继有战败的消息传回南宋朝堂，四川、荆襄、江淮等城局势危急，理宗悔不当初，命学士吴泳草诏罪己诏。

左相郑清之也因当初一力主战，致使国家再陷危局，颇为羞愧，自请去相。而当初劝诫理宗的主和派官员都得到了重用，乔行简取代郑清之上位为相，史嵩之升为淮西制置使。

理宗急令史嵩之去淮西前线督战。

史嵩之将督府设在鄂州，力劝皇帝和议。史嵩之之父史弥忠知道儿子的行为后，劝说史嵩之不可轻易议和。史嵩之却视若无睹。

好在史嵩之只是军事指挥官，他在军事上毫无天赋不要紧，真正手握军权的是主将孟珙。

孟珙出身将门，曾祖孟安、祖父孟林皆曾在岳飞麾下。孟珙从小随父亲在枣阳抗金，参与过联蒙抗金，是名优秀的军事人才。

端平三年（1236）十一月，史嵩之在黄州抵御口温不花率领的蒙古军。有士兵上报蒙古另一将领忒木解将进攻江陵，史嵩之立即派人传讯孟珙，增 援江陵。

孟珙派遣部将张顺先行渡江，而后亲自率领全师救援江陵。一时江面战令频传，夜以继日。孟珙亲自上阵击敌，果然不负朝廷期许，连破蒙古军二十四阵，夺回了被俘的两万人。

嘉熙元年（1237）十月，蒙古将领口温不花再攻黄州，孟珙率师营救，将口温不花打败，蒙古军退而转攻安丰。

孟珙命杜杲防守安丰，蒙古军攻占不下，以火炮攻城楼，杜杲命人哪处攻陷立即修补好哪处，随陷随补。蒙古军又诱惑死囚以攻城自赎，杜杲站在城墙上，用小箭将死囚射伤。口温不花一计不成又施一计，在护城河上填埋出了二十七道坝桥，令蒙古士兵穿上几十层牛皮制成的重甲，通过坝桥向安丰发起进攻。

杜杲分兵与蒙古兵在土坝对战，他发现披重甲的蒙古士兵只有眼睛暴露在外，于是发明了一种“袖珍箭”专门射敌人眼睛，挫败敌军进攻。蒙古军见状乘风放火，欲烧死攻坝的宋军，宋军英勇奋战，不惧生死。这时，池州都统吕文德突围入城，增援杜杲，两军一起抵御蒙古军，最终令敌人败走。

孟珙知人善用，有勇有谋，自他与部将坚守黄州起，至嘉熙三年（1239）三月，孟珙三战蒙古，尽皆胜利，继而收复了信阳、樊城、光化和襄阳等城，成功地将傲气的蒙古军阻断在长江以北。

打了胜仗的孟珙向皇帝上疏道：“夺回襄阳并不难，如何守住襄阳才是难点。襄阳自古都是兵家要地，襄阳是朝廷门户，当以重兵把守。先前失守，并非守兵不勇猛，亦非军马器械不够精良，是主将不给力。现在好容易攻下襄阳，为保胜利果实，当以十万甲兵镇守，不可分而守之，战时，便不用抽兵来援。此乃上兵伐谋，不争之争。”

孟珙认为襄樊将会成为之后宋蒙战争的焦点，于是在蔡州等地设置忠卫军，在襄阳、郢州设置先锋军，加强襄阳城周边驻防，进而保卫江南的前 哨。

嘉熙三年（1239）十二月，孟珙得知蒙古将领塔海等率八十万人南下侵宋，他预测蒙古军队必然由施州、黔州进入湖州进而攻向湖南。

孟珙下令，以十万石粟米为军粮，分兵驻扎于峡州、归州（今湖北省宜昌市）；命弟弟孟瑛率精兵五千驻扎于松滋（今湖北省荆州市），以防蒙古兵攻占夔州（今重庆市）；为防万一，还给守于归州隘口的万户谷增兵，加强防御；再命伍智思以千人屯兵施州，抵御蒙古军进攻；而孟珙则亲率兵舰于间道抵达均州（今湖北省丹江口市），掌控全局。

不久蒙古兵果然入蜀渡万州湖滩，孟珙提前屯集施州、夔州的兵力一同发动，孟珙兄长孟璟率兵于归州抵御蒙古军，巴东地区得胜，蒙古军没能进入四川。

嘉熙四年（1240）正月，蒙古将领张柔率兵分道入侵南宋，屯兵于襄樊、信阳、随州等地，召集军民，欲在顺阳建立水军，收集船材建造船只。

二月，孟珙调任四川宣抚使。有探子将蒙古军近期动向上报，孟珙派兵阻挠蒙古军，烧毁蒙古军用于建造船只的材料。他屯田于四川，自归至汉口，屯积田地十八万八千二百八十顷，备齐粮种，招募百姓务农。四川零散民众被召集加入宁武军，建筑军事防御。孟珙又给予李庭芝于施州建始县以权，李庭芝在施州训务治兵，战时为军，无战为民。

在孟珙治理下，四川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蒙古军几次三番攻宋，均被孟珙阻击。于是，蒙古方面便主动提出和谈。

嘉熙四年（1240）四月，蒙古派使者求和。

理宗想用眼前的和平来粉饰天下，同意求和。

史嵩之本就主张和谈，一见皇帝同意议和，立即竭力附和。理宗很满意史嵩之知情识趣，再加上孟珙成功阻击蒙古军的进犯，史嵩之是这场阻击蒙古军前进的最高指挥官，自然更加得到理宗嘉奖。

但日益强大的蒙古只把议和当作权宜之计，故而议和之事迟迟未能商议 成功。

嘉熙四年（1240）三月，理宗进封史嵩之为相国，史嵩之如愿以偿地实现了梦想。

当上宰相不久，史嵩之的父亲史弥忠过世，史嵩之应当回家守孝三年。可他才得到宰相之位，不舍得离开，因此以“现在是战争时期，凡事都可以破例”为由，想要继续留在任上。

一直以来，朝野内外不服史嵩之的人不在少数，他们俱认为史嵩之心术不正、结党营私，充满小人行径。如今一个“不孝”的把柄递到手中，群臣弹劾史嵩之的奏折如雪花一般飞到理宗手中。

史嵩之在高压之下，被迫回家守孝。

配合理宗一同努力议和的史嵩之离开了朝堂，而蒙古国内也发生了件大事，令两国和议陷于停顿。

淳祐元年（1241）二月，窝阔台在游猎归来后暴毙。大汗死得太突然，更没有留下遗旨，蒙古国内一时群龙无首。

窝阔台在世时，本来属意四子曲出继承汗位，但曲出年纪轻轻便已病故，窝阔台于是想让曲出的儿子失烈门继承汗位。

而窝阔台的皇妃乃马真后，更想让自己的儿子、窝阔台的长子贵由当大 汗。在窝阔台暴毙时，贵由在长子西征的途中，无法回来争夺汗位。乃马真后不甘心将汗位让于失烈门，便召见了丞相耶律楚材，询问大汗人选。

耶律楚材深受成吉思汗和窝阔台两代蒙古大汗器重，对窝阔台忠心耿耿。耶律楚材没有顺着乃马真后的意愿，支持贵由为大汗，反而耿直地说道：“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先帝遗诏，幸遵行之！”即遵照窝阔台遗愿，立失烈门为大汗。

乃马真后拉拢耶律楚材未成，将耶律楚材视为异己，在心里狠狠地记了他一笔。

这时，乃马真后的心腹奥都刺合蛮站出来为主分忧，向乃马真后进言：“不如后先临朝摄政，待贵由王子回朝后再定大汗之事。”

乃马真后认为此计可行，在与心腹们急匆匆准备了一番后，迅速夺取蒙古政权，临朝摄政，打了宗室贵族们一个措手不及。

乃马真后摄政后，立即着手排除异己，其中就包括之前坚持要尊重窝阔台遗诏的耶律楚材。为相二十年的耶律楚材最后郁郁而终，享年五十五岁。

乃马真后为了在蒙古国内站住脚跟，大力提拔支持贵由为大汗的官员，任人唯亲，毫无原则地任用拥戴自己的人，使得蒙古国朝纲混乱，法纪废弛，窝阔台时期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遭到严重破坏。在乃马真后摄政的这五年内，蒙古国由上而下陷入一片混乱，自然无暇顾及南宋。

此时的南宋王朝并不觉得安稳，虽然因为蒙古内部问题，宋、蒙议和暂时搁浅，但中原大地仍时常被驻守北方的蒙古军骚扰打压、攻城略地。

理宗只得下令，在沿江、湖南、江西、湖广、两浙加筑城寨，增加守备兵力，共同制造轻捷战船，组建游击军壮士，以防备蒙古骑兵的长驱奔袭。

在四川的孟珙也利用河流湖沼，疏通水道，修建水库，建造有利于农田的水利工程。还在治下兴建战船，训练军队进行水陆作战。

理宗淳祐三年（1243）三月，朝廷令余玠为兵部侍郎、四川制置使，接任孟珙职位。

余玠出身穷苦人家，因得淮东制置使赵葵看重，收为幕僚，后被举荐入 朝。得理宗召见时，余玠自称为粗人，向理宗进言：“望陛下能将文武一视同仁，不要有所偏颇，若文臣武将不能友好相处，不是国家之福。”

理宗有所感触，答道：“余爱卿言之有理呀，是个敢言之人，可以独当一面。”授余玠四川制置使、重庆府知府。

四川历来都是纳赋大郡，可往上十六年间，制置使九人，或各有嫌隙，或各有谋算，政绩混乱。

余玠到任后，设立招贤馆，集思广益。有忠义之士来投，余玠皆以礼相待，有才者如冉琏、冉璞兄弟来投，向余玠提出意见：“为今四川，若要抵抗外敌入侵，当迁往合州城中！”

余玠高兴地问：“正有此意，但不知该如何行事？”

冉姓两兄弟随后便提出，当采取守点控面的防御措施，修筑钓鱼城（今重庆市合川区），以重庆为中心，在嘉陵江、渠江、涪江等长江险要关隘及要道，修筑起十余座山城。而钓鱼山更是易守难攻的要地，建城之后，存积足够的粮食，足以抵挡十万大军。

城池建好之后，便可命百姓迁于城 中。有人劝余玠此事不可为，余玠怒道：“此城建成，四川便得以安全，若不成，也由我余玠一力承担后果！”

余玠力排众议，终将钓鱼城及附近城池建起，还为提出建议的冉姓两兄弟请官，皇帝批复，授二人为承事郎，协助余玠管事。

除此之外，余玠在四川囤积粮食，储备物资，训练军队。数年间，四川在余玠的治理下，百姓终于有了安身立命之所。

江淮、襄阳、四川都有了防备，蒙古国内正在内乱，南宋朝中的大小官员们觉得环境一片大好，便将心思转到了争权夺利之上。

蒙古国内也正为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

理宗淳祐六年（1246）七月，乃马真后召开了库里台大会，将她的儿子窝阔台汗长子贵由，推上了蒙古国大汗宝座。

这个决定不得宗室贵族们的支持，术赤嫡次子拔都等人更是没有参加库里台大会。

贵由当上蒙古国大汗后，乃马真后并不乐意放权，时常给贵由拿主意，直至乃马真后去世，贵由才真正掌握蒙古的军政大权。

随后，贵由为了彻底把大权收回，铁腕清洗了乃马真后众多的支持者，又将被迫害的旧臣官复原职，并下令蒙古亲王们必须严格执行窝阔台时期颁布的法令，不得擅自发布法令，对于违反规定的亲王的部下着重抽调人力去充军。

成吉思汗铁木真之孙、术赤之嫡次子拔都不支持贵由当大汗，他当初没去参加库里台大会的事让贵由耿耿于怀。贵由便发动西征，号称学习窝阔台，实则是去讨伐当年留在钦察汗国当王的拔都。但是，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

贵由的身体一向不好，加上好酒色，底子早就被掏空了。

淳祐八年（1248），西征军队到达新疆横相乙儿地区，便传来贵由过世的消息，时年四十三岁。

执政不到两年的贵由去世，令即将被讨伐的拔都头顶上悬着的剑没了。拔都对窝阔台、察合台两脉的人早没了好印象。

拔都认为自己身为术赤嫡子、成吉思汗的嫡孙，若非因为术赤可能不是成吉思汗儿子的传言，留下了血统不明的问题，自己绝对可以争夺大汗之 位。此时，拔都年事已高，于是决定将托雷长子蒙哥推上大汗之位。

拔都想召开库里台大会推选蒙哥当大汗，但这并不是件简单的事，首先召集众宗亲，便需要不少的时间。

而蒙古国的汗位不可能空悬很久，多方势力早就蠢蠢欲动。

理宗淳祐八年（1248），贵由的皇后海迷失抱着曲出之子失烈门，开始垂帘听政。

在海迷失后垂帘听政的这三年里，老天爷很不给面子，连续三年滴雨未下，牧草干枯引发了大火，河流枯竭，牲畜们纷纷死亡，牧民们生活陷入困境。但诸王及各部落贵族们仍向诸郡征求货财，索取珠玑，争权夺利。

海迷失后在蒙古贵族中并没有太高的威望，对于治理天下和带兵打仗更不精通，还沉迷于巫术，而海迷失后的两个儿子都与海迷失处于敌对关系，他们自立门户，自封为王。

一时，曾经强大的蒙古国有了三个主子，蒙古贵族们干脆有样学样，纷纷自立。

眼看着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即将分崩离析，拔都作为亲王老大哥站了出来，亲自组织了库里台大会。

在这次的库里台大会上，蒙哥如拔都所愿，被推选为新的大汗。可窝阔台与察合台两系的亲王们并未参加这次库里台大会，不承认蒙哥汗的身份。

为此，蒙哥决定到成吉思汗建大蒙古国的首都再开一次库里台大会，但问题是，窝阔台与察合台两系的亲王们根本不想承认拖雷系的子孙，又怎么会积极地来参加库里台大会呢？

蒙哥这一等，便是两年。

两年后，淳祐十一年（1251）六月，蒙哥终于在成吉思汗当年登基的斡难河源头召开的库里台大会上，被真正拥立为蒙古大汗，史称“蒙哥汗”。蒙哥汗即位代表着蒙古大汗的汗位由窝阔台系转向了拖雷系，加深了窝阔台系与托雷系之间的矛盾。

窝阔台系子孙失烈门仍有诸王拥护，蒙哥汗便将失烈门及海迷失后迁往扩端所居地之西，再将其拥护者分别迁离。蒙哥汗的驱逐之意显而易见，海迷失后想做最后的挣扎，派人刺杀蒙哥汗，蒙哥汗最终将海迷失后赐死，四禁失烈门于没脱赤。

蒙哥汗即位后，立即命其弟忽必烈总掌漠南（今蒙古大沙漠以南）地区军政大权，在金莲川（今河北省沽源县境）开府，设立指挥中心，要求凡军民在漠南，皆听令于忽必烈。

忽必烈在漠南地区掌权后，积极提拔汉族士人。

当时有“王佐略”之称的姚枢在苏门（今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市苏门山）隐居。忽必烈命幕僚赵壁请来姚枢，以宾礼相待。

五十岁的姚枢决定重新出山，他向忽必烈讲述帝王之道。

忽必烈惊讶于其才华，每每有疑问便召姚枢询问。

姚枢得到忽必烈重视，投桃报李，向忽必烈进言，当于开封置经略司，筹划军备，分兵屯田，西起襄阳、邓州，东连清口、桃源，并以列障守之。

忽必烈随即便命人安排。由于忽必烈对汉人文化的推崇，到了后期他成为大汗之后，蒙古国统治阶层逐渐重视重用汉族将领，此为后话。

忽必烈为蒙哥汗牢牢把握住漠南地区，蒙哥汗遂腾开手出征将高丽拿下，待高丽依附蒙古国后，蒙哥汗又将视线转向了南宋。

蒙哥汗吸取窝阔台攻宋失败的教训——因进攻战线拉得太长，兵力分散，难以突破长江防御。

眼下南宋已派重兵把守蜀、荆、襄、鄂、两淮等地，以抗击蒙古军从北面南下，蒙哥汗于是决定采取“绕道西南，攻其腹背”的战略方针。

忽必烈向蒙哥汗进言道：“不若利用大理国内皇权交替、政局混乱的时机，先行占领大理，蒙古军在南方便有了据点，再避开南宋主力，迂回南宋侧后，再北上进攻，接应蒙古军主力，然后合兵东下临安，一举灭宋。”

蒙哥汗深觉有理。

淳祐十二年（1252）七月，蒙哥汗命忽必烈率十万蒙古大军从陕西远征大理，并先派汪德臣率兵进攻四川。

当时南宋四川制置使余玠屯兵日久，早在淳祐十年（1250）冬十月，余玠便与蒙古将领汪德臣、郑鼎于兴元有过交锋，且余玠大胜而还。

蒙古将领汪德臣晓得余玠的厉害，蒙古国内也未有旨意出征，汪德臣也不主动挑衅余玠，老老实实屯兵于沔州（今陕西省汉中市略阳县），进而利州，且耕且战。

至淳祐十二年（1252）十月，汪德臣接蒙哥汗旨意，率兵攻略成都，迫近嘉定，四川为之大震。余玠受命率诸将夜开关与汪德臣大战，汪德臣不敌，退军而去。

余玠率兵到了嘉定后，都统王夔率二百羸弱部下出迎。

王夔此人，素来残暴悍勇，恃功骄恣，经常劫掠百姓，四川百姓有苦不敢言。

余玠对王夔深恶痛绝，欲为民除害，可因为王夔拥兵在外日久，恐牵一发而动全身，故而没有对王夔下手。

可嘉定危急之时，王夔仅领二百部下出迎，余玠不由失望：“素闻都统兵精，今日一见，大失所望啊！”

王夔装模作样道：“非王某人士兵不是精兵，实乃不敢召出来见将军哪，恐惊从人耳。”

少顷，江面声如擂鼓，旗帜鲜明，可见王夔拥兵自重非一日之功。

可留下这样一个隐患，于四川终究是祸非福。余玠谋将杨成进言：“今日不诛此人，恐将来养虎为患。王夔在蜀虽久，有威名在外，但忠心不可与吴氏族人相比。吴氏有四世之功，能百战保蜀，可王夔此人，藐视法度，纵兵残民。若将来王夔真有发达之日，再想诛之，恐难矣。”

至此，余玠终于下定决心诛杀王夔。

王夔伏诛后，余玠举荐杨成为文州刺史。

又因王夔之事，余玠欲革除军中举代之弊端，遣将代姚世安之职。可姚世安素来与宰相谢方淑子侄交好，此时被余玠打压，便求助谢方淑，一来二去闹到理宗面前。

理宗看着面前摆着的两份奏折，一份是姚世安揭露余玠阴私的奏章，一份是余玠专制四蜀，颇有言辞张狂、不够恭谨的奏章，理宗赵昀心下便对余玠有了几分不喜。

徐清叟见理宗面有不悦，向皇帝进言：“不若召余玠入朝，待余玠入朝 后，再派人取而代之。”

宝祐元年（1253）六月，理宗皇帝命余晦为四川宣谕使，取余玠而代 之。宝祐元年（1253）七月，余玠暴毙，死因众说纷纭。有人说余玠是畏罪喝药而死，有人说余玠因皇帝召见不安，一夕之间暴卒。但不论是哪一种，蜀人听闻余玠离世的消息，莫不悲伤。

南宋这边自断后路，谋杀有功之臣，而蒙古那边也在为攻下大理而努力。

宝祐元年（1253）九月，忽必烈率军攻打大理，兵分三路：中路军由忽必烈亲自率领，以兀良哈台为副将，自临洮（今甘肃省临洮县）南下，向云南进攻，十月渡大渡河到达金沙江；西路军从四川西部，行经山地两千多里；东路军则到达会里地区。

蒙古军队三路军从三个方向将大理团团围住。

大理国君段兴智选择与蒙古军对战，派高泰祥带兵出击。

面对久经沙场的忽必烈，高泰祥根本不是对手，被蒙古军打得节节败退，随后大理主力军被蒙古军全部歼灭，段兴智与高泰祥败逃。

十二月，忽必烈攻占大理，又招降吐蕃诸部，然后自率中东两路蒙古军北归，留下兀良哈台继续攻占云南各部。

后来，高泰祥被抓后斩于五华楼，而段兴智又被接回大理国。蒙哥汗施以怀柔政策，让段兴智管理大理国。

段兴智不但捡了条命，还得到蒙古大汗的赏识，继续掌管大理国，对蒙古感激不尽。

由此，段兴智尽力为蒙古讨伐西南地区的反蒙古势力，帮助蒙哥汗统治云南。

宝祐二年（1254），蒙哥汗发动蒙古第三次西征。

此次西征军由蒙哥汗六弟旭烈兀率领，旭烈兀大军经过阿力麻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城县西北方的阿脱诺克），到达土耳其斯坦。

旭烈兀率军在土耳其斯坦驻扎一年，休整及补充军力后，于宝祐四年（1256）九月，向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攻进，攻占撒麻耳干之后，大军只做短暂停留补给便接着向至铁门关（今乌兹别克斯坦）进军，三十天后，继续向木刺夷国（今伊朗）进军。

蒙古军历年来给欧洲国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此次蒙古军西征更是所向披靡。不久之后，西征军控制了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

宝祐四年（1256），蒙哥汗册封旭烈兀为伊儿汗。旭烈兀所建立的国家正式称为伊儿汗国。

宝祐四年（1256），蒙古将领兀良哈台在云南诸事告一段落后，率军北攻重庆，大败宋军。

宝祐五年（1257），兀良哈台又率军南下攻占交趾（今越南北部），完成了对南宋的战略迂回。

西南计划实施完毕，蒙哥汗决定对南宋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他计划先拿下四川、荆湖两个重点要塞，再上下两路军会师于鄂州，集结兵力后，顺江东下，夺取临安。

宝祐六年（1258）二月，蒙哥汗以七弟阿里不哥留守和林，他亲率大军南征。

南下的蒙古大军分兵三路，分别拿下荆湖、四川。

中路主力以忽必烈为主帅，张柔为副帅，进攻鄂州，直取杭州，再由中军分出一路由塔察儿率领进攻荆山（今湖北省南漳县西部）。

南路军以兀良哈台为帅，由云南、广西北上与忽必烈中路军会师鄂州。西路军由蒙哥汗亲自率领，是此行主力，由陇州向大散关逼近，然后东出夔门。

同时，以李全之子李壇率领东路攻海州（今江苏省连云港市）等地，配合各方作战。

蒙古军大军压境，而南宋的皇帝正美人在怀，宠幸宦官董宋臣之流，对于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尚未有一丁点意识。

董宋臣是理宗的近侍，以办佑圣观、造梅堂、芙蓉阁、香兰亭逢迎于理宗。董宋臣得帝王信任后，强夺百姓良田，引倡优入宫，收受贿赂，争权夺利，无所不为，时人称其为“董阎罗”。

监察御史洪天锡向理宗进言道：“自古奸人恃宠作恶，盖因主上心知肚明，却仅以训斥了事，会使得奸人更加张狂。”希望理宗远离小人，严加惩治董宋臣。

奈何理宗时边关无警，往日益骄奢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对洪天锡的进言不加理会，反而更倚重董宋臣了。

有了理宗的偏袒，董宋臣更是明目张胆地联合后妃阎贵妃勾结外臣马天骥、丁大全。不过几年时间，至宝祐六年（1258），四人便权倾朝野，丁大全甚至坐上了右丞相兼枢密使之位。

丁大全当权后，更加目空一切，有人在朝门上题写了“阎马丁当，国势将亡”八个字，丁大全都不放在心上，只因朝堂中多为丁大全党羽。

丁大全不仅把持朝纲、目中无人，最后竟然壅蔽上听，连蒙古大军南侵这等军国大事亦不向理宗皇帝上报。

宝祐六年（1258）二月，蒙哥汗先派纽璘为前锋欲与元帅阿答胡会军于成都。

纽璘率军在遂宁（今四川省遂宁市）与宋将刘整大战一天，击败刘整后，长驱直入成都。

时任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的蒲择之率军自剑门（今四川省广元市）发兵救援成都。蒙古元帅阿答胡不敌战死，纽璘率军阻击蒲择之于云顶山城，扼制蒲择之回军之路，蒲择之战败。蒲择之誓死不降蒙古军，后来一直在四川地区组织民众抗击蒙古军，直至南宋灭亡，蒲择之隐于家乡。

此时，蒙古军随即攻占成都及彭、汉、怀、绵等州。

四月，蒙哥汗亲自率军，自六盘山出发，由固原出大散关。

七月，蒙古军由宝鸡攻占重贵山。

十月，蒙哥汗渡过嘉陵江到达白水（今白龙江），并命汪德臣在白水架浮桥，进而渡江抵剑门，攻打苦竹隘（今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

宋朝守将张实拼死御敌，终因兵弱不敌。

张实被蒙古军俘虏，蒙哥汗很看重这一战，为了以后的长治久安，没有下令屠城，但斩首英勇抗蒙的几十名宋军战士，张实被施以五马分尸之刑。苦竹隘已失，四川门户洞开，蒙古军得以长驱直入。

十一月，蒙哥汗围困长宁山，宋军守将王佐战死。而后蒙古军再向鹅顶堡进攻，杨大渊不战而降，蒙哥汗以杨大渊为都元帅，随同攻战。不久，龙州、运山、青居山投降蒙古，隆州、雅州等地被蒙古攻占。

十二月，蒙哥汗率兵渡马湖入四川，南宋急派马光祖前往峡州、大将向士璧前往绍庆府支援，两军交战于房州，马光祖、向士璧战败退回。

至此，四川大部地区被蒙古军攻占，重庆、合川等军事要塞陷入蒙古军包围圈中。

蒙哥汗攻入四川后，一路高歌猛进，宋军毫无还手之力。这让蒙哥汗信心大增，企图一举拿下重庆，不料，却在合州钓鱼城遭遇了滑铁卢。

彼时，防守钓鱼城的是南宋守将王坚和张珏。

开庆元年（1259）二月，蒙哥汗派南宋降官晋国宝劝王坚投降蒙古，被王坚杀死。蒙哥汗则派纽璘于涪州造浮梁，以阻断宋军来自长江下游的物资支援；又亲率诸军渡过渠江，抵达合州，俘掠附近居民八万多人，王坚力战固守，蒙古军合围钓鱼城下。

此后数月间，蒙古军尝试各种方法连续进击钓鱼城，均无功而返。

六月，四川制置副使吕文德率战船千余只，增援四川。吕文德到达重庆后，蒙古军兵分两翼，顺流纵击，吕文德败军而还。

七月，蒙哥汗重振旗鼓，命前锋大将汪德臣挑选士卒在夜间用云梯攻城。王坚亲自率部抵御，天亮时，汪德臣又来宋军阵前劝降：“王坚，我来是为救活你一城军民，切莫多做无谓之争，当早早投降···”话未落被宋军飞石击伤，不久死去。

汪德臣的死让蒙哥汗非常愤怒，蒙哥汗誓要攻下钓鱼城，这是一代王者的固执与骄傲。

随后，蒙哥汗亲自到城下督战，不料遭到宋军炮击，蒙哥中飞石而亡。大汗身亡，蒙古军需将大汗尸体运往蒙古，随即蒙古军撤军北归。

开庆元年（1259）九月，正按照蒙哥汗的部署率中路军南取鄂州的忽必烈收到亲王莫哥加急送来的蒙哥汗死讯，莫哥通知忽必烈尽快北还。

忽必烈为增加争夺汗位的筹码，计划夺取鄂州后再北上，于是加紧对鄂州的进攻。

南宋朝堂被丁大全把持，蒙古大军攻宋的消息被丁大全隐而不报，直至鄂州地区战事实在过于猛烈，难以隐瞒，丁大全不得不上报理宗。

理宗如梦初醒，十分恐慌。面临真正的危机时，理宗赵昀首先将欺君的丁大全发配到边远之地的贵州以平众怒，再听信近侍董宋臣谗言迁都明 州。临危受命的左相兼枢密使吴潜不赞成迁都，但又无力说服慌了神的理宗，便请皇后谢道清出面劝解皇帝。

谢皇后对理宗进谏道：“陛下不可战时迁都，唯恐动摇民心。”

理宗这才打消迁都的念头，转而考虑鄂州防御蒙古军将士人选。

十月，理宗任命贾似道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发军汉阳以援鄂州。并招调四川制置副使吕文德的重庆军队、湖南制置副使向士璧的湖南军队、江西宣抚使赵葵的江西军队各路军队援鄂。

十一月，忽必烈率军渡江后，蒙古军围困鄂州城下，鄂州危在旦夕。鄂州都统张胜率军民顽强抗击，坚守城池。

蒙古军发动二次进攻时被宋军打退，蒙古军又遣人诱降，张胜斩杀使者。但是，此时鄂州城内因为冬季疫病、缺粮等原因，已经失去一半百姓，宋军的伤亡也达万余，而守将张胜在城头防御蒙古军时牺牲。

贾似道急忙率领两淮军屯驻汉阳，诸路援军也集结于鄂州附近。

蒙古军大兵由永州、全州发军至潭州，江西大震。

十一月，理宗听从左相吴潜的进言，下诏命贾似道突围至黄州，并要求贾似道在黄州组织起一道新的防线，以便更好地指挥宋军全局战斗。此去黄州实在惊险，贾似道几乎死于蒙古军之手，幸而有淮安知州孙虎

臣从旁助力，贾似道方平安抵达黄州。

正因此次险些丧命，贾似道将左相吴潜划入仇敌的阵营。

十二月，蒙古军攻城越发急切与激烈，贾似道采取了有效的防御蒙古军措施，使蒙古军队一时难以攻占鄂州。

不巧，忽必烈收到妻子察罕寄的密信称，忽必烈的七弟、留守和林的阿里不哥意欲窃取大汗之位。

此时，蒙哥汗的几个儿子刚刚成年，不具备争夺汗位的实力，所以汗位之争就在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两个人之间展开。

看准了忽必烈无心恋战，贾似道向忽必烈提出议和。他派遣密使前往蒙古军营道：“北兵若旋师，愿割江为界，且岁奉银、绢匹两各二十万。”

忽必烈的幕僚赵璧有意拒绝贾似道乞和之请，但忽必烈此时急于回蒙古争夺汗位，最后顺水推舟同意议和，南宋由此获得了十年的安稳日子。

鄂州之战结束之后，贾似道班师回朝，厚颜无耻地向理宗上表称：“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却只字不提议和之事。

理宗信以为真，赞扬贾似道：“奋不顾身，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更是下诏加封贾似道为少傅、领卫国公衔，一力将贾似道推上一条权臣之路。

贾似道当权后，禁绝宦官干政和外戚弄权，而后推行“公田法”，即限价购买土地，超额土地归国家所有，朝廷通过回收公田取得的税赋贴补军费开支。

而后，贾似道在武将中实行“打算法”，用以核实军费开销，若查出确实挪用又无法说明原因的，一律严惩。最终导致泸州将领刘整因害怕被贾似道清算，率部下军士投降蒙古。

景定元年（1260），子嗣艰难的理宗欲立太子，他膝下长成的孩子只有一位公主，便是贾似道姐姐惠顺贵妃生下的瑞国公主。

理宗只得将胞弟赵与芮的儿子，已过继到名下的皇子忠王赵禥立为太子。赵禥，实际上是赵与芮与一名小妾黄氏所生。

黄氏是赵与芮妻子李氏的陪嫁侍女，黄氏怀孕后，担心被李氏迫害，给自己喝了很多打胎药，想把孩子处理掉。谁知打胎药只起了一半效果，孩子还是生了下来，还是个男孩。

打胎药的另一半效果则是令赵禥生来比别的小孩都傻上几分。但他已经是理宗近亲血脉中唯一的男嗣，理宗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将赵禥立为太子。

左相吴潜认为一位痴呆的未来皇帝不值得拥立，向理宗上密奏说：“臣无弥远之材，忠王无陛下之福。”

这下捅了理宗的心病，毕竟理宗也是靠着宁宗朝的宰相史弥远才能被选入宫嗣位，皇位来之不正。

而贾似道作为皇帝唯一女儿的亲娘舅，认为对于立太子一事，自然是顺着理宗的心意来更妥帖。

于是，贾似道借机向理宗进言，污蔑吴潜不同意立忠王赵禥是因为吴潜“奸谋不测”。

对吴潜已心生不满的理宗，很快便罢免了吴潜的丞相之职。

景定元年（1260）六月初六，赵禥被立为皇太子。

同年，远在蒙古的忽必烈在开平即汗位，成为蒙古的新一任大汗，他将蒙古帝国的首都迁到汉人都城即原来金国的首都燕京，改名大都。

但忽必烈的汗位并不稳当。当初蒙哥汗在四川逝世后，并未立下遗诏。大汗争夺战的当事人忽必烈与七弟阿里不哥各有支持者。

忽必烈因崇尚中原文化，又常年在中原地区带兵打仗，在漠南及汉族地区拥有武装势力，而阿里不哥反对汉化，在北方蒙古族内，更多的蒙古宗亲贵族则支持阿里不哥，包括察合台和窝阔台的子孙、术赤的孙子等。

于是，在忽必烈即位后，阿里不哥勾结蒙哥汗的妻子忽都台、儿子阿速台于阿勒泰山召开库里台大会，也当上蒙古大汗。

一国不容二主，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内战就此拉开序幕。阿里不哥手中掌握的蒙古军队，首先向忽必烈发兵，久经沙场的忽必烈亲自带兵迎战。

阿里不哥天然占了蒙古贵族亲王们支持的优势，与忽必烈战得不分上下，可阿里不哥骨子里有残暴因子，在攻占察合台汗国时，阿里不哥在今天新疆的伊犁地区无所顾忌地进行烧杀抢掠，不仅激起了当地百姓的反抗，也让很多部下感到害怕，于是很多部下去投奔忽必烈。

不久，察合台汗哈剌斡忽勒也对阿里不哥用兵。

阿里不哥双拳难敌四手，终究败给了忽必烈，同时也造成了蒙古帝国的分裂。

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的后人分别建立了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儿汗国。

钦察汗国是成吉思汗大儿子术赤的辖地。

察合台汗国是成吉思汗的二儿子察合台的辖地，后来因内部斗争分裂为以畜牧业为主的东察合台汗国和以农耕经济为主的西察合台汗国。

窝阔台汗国因窝阔台系与托雷系争夺汗位的关系，后来窝阔台的孙子海都没有战胜忽必烈成为新大汗，海都死后，窝阔台汗国一部分归元朝统治，一部分归属察合台汗国。

伊儿汗国则是蒙哥汗与忽必烈的亲弟弟旭烈兀建立的国家。

忽必烈平定内乱后，投降蒙古的将领刘整对忽必烈道：“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者，不为正统。南宋主弱臣悖，正是统一天下的良机。”

又道：“蒙古精兵突骑，所当者破，唯水战不如宋，为了夺彼所长，当造战舰，习水军。”忽必烈深以为然，积极扩充军队，增修战船，使得蒙古军队逐渐向以汉族军队为主力、水陆军队齐头发展，蒙古骑兵为精锐的方向转变。

但是，基于内战刚刚结束，根基不牢，忽必烈积极发展农耕经济，设立劝农司，置劝农官，禁止以民田为牧地，奖励垦荒，实行军民屯田等，为日后吞并南宋做着积极的准备。蒙古忙于发展自己，磨刀霍霍，南宋浑然不觉，还以为能偏安一隅。

景定五年（1265）十月二十六日，理宗去世，太子赵禥继位，史称宋度宗。

次年，改元咸淳。

曾经，理宗梦里传言儿子有十年“太平天子”的时光。

但事实是，蒙古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具备南下的能力。忽必烈决定采取刘整的建言：“直先从事襄阳，如复襄阳，浮汉入江，则宋可平也。”即以主力进攻襄、樊，从中间突破，将东西交通从中截断，然后由汉入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趋临安，夺取南宋的策略。

咸淳三年（1267）十一月，忽必烈命大将阿术、刘整备师进攻襄阳。蒙古人知道：“所谓守江必守淮，守淮必死守襄阳，襄阳城破，南方无险可守。”襄阳，是南宋的最后一道门。

襄阳本身有三道防线，第一道是秦岭余脉和桐柏山余脉；第二道是襄阳三面环水，背靠大山；第三道是百米宽的护城河和五米宽、两丈高的城墙。而樊城又与襄阳是子母城，南船北马易守难攻，自古就有“铁打的襄阳”之称。

咸淳四年（1268）九月，阿术驻兵马于虎头山，驻兵白河城，以断宋军运送粮饷通道。

时任南宋京西安抚副使吕文焕见蒙古军大兵至，惊惧之下写信告知其兄吕文德。

吕文德怒骂吕文焕少见多怪，告诫吕文焕道：“你不要胡言邀功！若蒙古兵在白河城设垒，亦是假设，无用之功。襄阳、樊城城池坚深，兵备储粮足够支撑十年，有我吕氏兄弟坚守，若刘整小儿敢乱来，等来年春天，我必去 取其性命。”

吕文德对襄、樊两城有如此信心，反而认为刘整的谋略可笑。

咸淳五年（1269）三月，阿术、刘整军集结于鹿门山，蒙古军对樊城进行围困，牵制和分散宋军增援襄阳的兵力。三月十六日，京湖都统张世杰率马军、步军、水军救援襄、樊，战于赤滩圃，被阿术打败。

七月，沿江制置副使兼黄州知州夏贵率兵突袭阿术于新郢，亦被阿术打败。而后，宋将夏贵与范文虎对战阿术于灌滩，俱败于阿术。

若不是襄、樊两城阵地坚固，早就被蒙古军拿下了。

十二月，南宋荆湖制置使吕文德逝世，他临死都在后悔，不该接受贿赂同意刘整以防止盗贼、保护货物为名，要求在襄、樊外围筑造墙垒的意见。如今刘整在襄、樊周围率领蒙古军建造的堡垒越来越多，前后连接，造成了如今对襄、樊战略包围的局面。

咸淳六年（1270）正月，京湖制置使李庭芝再次受命支援襄、樊。

范文虎害怕李庭芝抢了自己的功劳，私下写信给宰相贾似道承诺道：“若我领兵数万入襄阳，一战可平。不愿受到李庭芝的掣肘，事成之后，功劳全归恩相所有。”

贾似道随即命范文虎从中掣肘李庭芝，李庭芝几次欲进兵攻打阿术，均被范文虎以上面旨意未下达而拒绝。

十二月，蒙古军久攻襄、樊不下，忽必烈派丞相史天泽南下支援。

史天泽部下张弘范献策：“襄、樊之所以久攻不下，实乃夏贵经常送衣粮入城，补给不断，外又有外援，为今之计，断其两者外援即可。”随即，刘整、史天泽调整战略，将襄、樊两地补给线切断。

咸淳七年（1271）五月，宋蒙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各地蒙古军牵制宋军，协助主力围困襄阳。

六月，阿术对南宋范文虎及两淮水师发动总攻。南宋范文虎被打败后，坐船临阵脱逃，蒙古军俘获大量战船及物资。

经此一战，襄、樊的形势陡然直下，城内粮尽援绝。

咸淳七年（1271）七月，对于忽必烈来说，是个双喜临门的时间。一则，南侵总算取得阶段性进展；一则，忽必烈宣布改国号为大元。元朝正式建立，从此，蒙古人以少数民族统治国家进入中原政治舞台。

咸淳八年（1272）七月，李庭芝派张顺、张贵率领船队救援襄阳。张顺、张贵领着三千民兵义士不畏生死，明知会有去无回，毅然踏上救援被困襄阳百姓之旅。果然，等张顺带着众人通过元兵的防线时，却发现张顺身中四枪六箭而亡。

虽然三千人带来的物资让襄阳百姓得以歇口气，但形势仍然严重。

吕文焕便与将领张贵商议，挑选五千人去联络范文虎，实施内外夹击的合作方案。

没有想到，消息被泄露，阿术、刘整知道张贵要突围，派了数万人将张贵等人堵死在江面，张贵等人为突围而出，且战且行，等待范文虎接应，结果范文虎根本没来，张贵最终被元军杀害。

元军为瓦解襄、樊城中军民意志，用张贵的尸体与吕文焕交换什么。

咸淳九年（1273），元军进攻襄、樊的第六个年头，襄、樊城中断粮已久，朝中支援迟迟不能送到城中。忽必烈又派人将新研发出来的“回回炮”运至襄、樊前线。

一声炮响后，元军便将襄、樊城墙轰开一个缺口，刘整亲自率兵攻入樊城，而张弘范则烧毁了襄阳与樊城的浮桥，樊城守将范天顺城破后自杀身亡；守将牛富率军巷战，寡不敌众，投火殉职。

樊城陷落，吕文焕坚守襄、樊六年，已无力再战，终于接受元朝降书，开城门降元。

襄阳失守，南宋门户已无，正式改朝换代的乐曲就此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