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刘伯承元帅重病卧床，华国锋同志前来探望，当时刘伯承元帅已经气息微弱，他让华国锋同志俯下头来，在他的耳边交代了一个特别任务。

后来华国锋同志将这番话告知了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听后泪流满面，感慨不已。

那么刘伯承元帅交代的特殊任务是什么？刘邓二人为何有着如此深厚的友情？

殊途同归的革命者

刘伯承元帅比邓小平同志大十二岁，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却比他晚了两年，这与二人的经历息息相关。

1911年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刚满19岁的刘伯承元帅在经过一番思索后，决定入伍，用行动改变中国。

对于他的举动，亲友多不赞同，他却慨然地表示，

“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一身之富贵？”

家人拦不住他，便只能由他剪去辫子、投身部队，而刘伯承元帅数十年的军旅生涯也由此开始。

此后十年间，刘伯承元帅先是参加蜀军的军事学堂，练就了一身好本领，毕业后他投身讨伐袁世凯的战役，虽然失败了，但他从此结识孙中山先生，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在军队中的地位开始不断晋升。

在此期间，刘伯承元帅还遭遇了人生第一个重大挫折，在攻打丰都县城时，他的右眼不幸被击中，从此视力受到了极大影响，不过，这并没有动摇他的革命信念。

1926年，刘伯承元帅担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一职，在他的带领下，川军大破四川军阀，阻止了敌军攻下武汉的企图。在战争时期，刘伯承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经吴玉章介绍，他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27年，刘伯承元帅与周总理等人共同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在打响第一枪后，中国武装革命进入到崭新的阶段。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次起义以失败告终。

此后，刘伯承元帅被中央派往苏联学习深造，同年，邓小平同志也离开法国，踏上莫斯科中山大学，在这里，两人有了深入的交流，对彼此的革命信念都钦佩不已。

由于邓小平同志的年龄较小，刘伯承元帅经常在生活和学习上充当大哥的身份，三年的苏联之旅，让两人的友谊逐渐加深。

1931年，刘邓二人先后来到了中央苏区。

当时，党内发生了严重的“左倾”错误，毛主席针对“反围剿”的理论被少数反对派推翻，对此，刘伯承元帅和邓小平同志仗义执言，坚决支持毛主席的正确决定。

然而，在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和王明等人的坚持下，刘伯承元帅失去了中央军委总参谋职务，而邓小平同志也被撤销中心县委书记一职，两人的合作其实是从“共患难”开始的。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了迎击日军，刘伯承元帅作为第一二九师师长，负责太行山区的抗战工作。

次年，邓小平同志被调任为第一二九师政委，刘邓二人长达13年的合作，便从此开始。

听刘师长的，听邓政委的

在太行山期间，刘伯承元帅和邓小平同志性格上的互补让第一二九师如虎添翼，当时“举轻若重”和“举重若轻”的说法一度广为流传。

所谓举轻若重指的是刘伯承元帅，他在接到上级任务时，必定会认真研究，反复阅读，争取领会到上级的真正意图，而在下发命令时，则会清楚地告知部下指示的重点，让下面的人知道如何下手。

刘伯承元帅这种事无巨细的性格，为第一二九师带去了严谨的治军态度，正因如此，在抗日战争进行到最艰难的时期，太行山区仍然坚持了下去，没有被汹涌而来的日军击垮。

而邓小平同志则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他的特点被称为“举重若轻”，因为他虽然对干部要求同样严格，但在行动时，他往往能实事求是，从大局出发，制定出最详细的战斗策略，从不慌乱，更不会小题大做，这让第一二九师历经考验，却越战越勇，不断壮大。

两人的性格各有特点，但对革命的坚定，却让彼此之间有着难以磨灭的信任。

每当下属拿着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询问刘伯承元帅时，他总说，“按邓政委说的办”，同样，当邓小平同志被问及对刘伯承元帅指示的看法时，他也毫不犹豫地说，“按刘师长说的办”。

正如时任第二野战军新华分社社长的李普所言：“在刘邓之间，是很难放进一个顿号的”，两人关系之紧密，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在工作中有不分你我的合作，刘邓二人在生活中也互相关心，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时期，他们之间的友情感动过很多人。

生活上的好搭档

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刘伯承元帅右眼曾经中弹，视力较差，尤其在黑暗的环境里，甚至看不清东西。

邓小平同志很快便觉察到这点，所以在审阅文件、查看地图等工作上，他都抢着完成，为刘伯承元帅减轻了大量的负担。

在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一个“名场面”让第一二九师的很多同志铭记了数十年。

当时军队指挥部被日军轰炸而停电，众人只能在蜡烛和火把的微光下一起研究战术，但刘伯承元帅因视力问题，没办法观察到地图上的细节。

因此，邓小平同志将火把移到哪里，便大声说出所指的地名，会议持续了近三个小时，邓小平同志一边做战略部署，一边为刘伯承元帅播报地图，说到后来，嗓子都有些沙哑。

同样，刘伯承元帅对邓小平同志的关怀也让人敬佩不已。

一次，邓小平同志需要前往太岳地区检查工作，刘伯承元帅收到沿途有日军踪迹的消息，他很不放心，虽然送了一程又一程，但还是记挂着邓小平同志的安全。

为了等候邓小平同志顺利到达的传真，他当晚让两个参谋先睡，而自己则穿上大衣，一边翻阅文件，一边默默等待，等到了凌晨两点钟，终于收到了邓小平同志发来的消息，这时他才安心地睡下。

刘邓两人的关系是有目共睹的，而他们背后的家庭也同样亲密无间。

在第一二九师师部的后院里，至今保留了两家人谈天说地的一张旧石桌。同处的十多年里，两家人留下了诸多佳话，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抗战前夕的“改名事件”。

1945年，邓小平同志两岁的长子“胖胖”被接到了军部，当时，邓小平同志的夫人卓琳表示，孩子都两岁多了，还用小名恐怕不太合适，希望能给他取个正式的名字。

邓小平同志听后思索了一番，然后说，

“我们在太行山呆了这么多年，不如就叫太行吧”

但话刚说出口，邓小平同志马上意识到了不对劲，旁边的刘伯承元帅也笑了起来。

原来，刘伯承元帅的孩子于1939年出生，取的名字就是“刘太行”，邓小平同志此举虽然印证了两人的默契，但孩子叫同一个名字还是有些不妥，于是邓小平同志笑着说，

“师长，你家抢走了我儿子的名字，你得负责给胖胖改一个”。

刘伯承元帅忙挥手说，“这是政委的事，我不好插手”

邓小平同志则爽朗地笑道，“谁都知道刘邓不分家，你就别推辞了”。

说到这里，刘伯承元帅自然也不好再拒绝，他考虑了一下，在石桌上一笔一划地下写了“朴实方正”，为他取名“朴方”，众人听后都拍手叫绝，邓小平同志也欣然接受，后来每当邓朴方回到革命老区，都要提起这个故事。

特殊的任务，庄严的葬礼

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磨砺，刘邓二人的友谊变得纯粹而深刻，建国后，两人都曾遭遇过一些挫折，但一直相互支持。

1969年，刘伯承元帅新伤旧病一起发作，病重时一度卧床不起，当时邓小平同志的经历也是一波三折。

但刘伯承元帅在华国锋前来探望时，却主动提起了邓小平，他在华国锋同志耳边轻声表示，

“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让邓小平主持追悼会，否则我绝不去八宝山，让我儿子把我丢到荒郊野外算了”。

华国锋同志听后便将这番话原封不动地转告给了邓小平同志，彼时的邓小平同志经历命运的跌宕，早已看清人情世故，但刘伯承元帅的这番话让他的热泪止不住流了下来。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元帅因病在北京逝世，得到消息的邓小平同志伤心不已，随后更是亲自主持了他的追悼会，完成了他的遗愿。

在追悼会上，除了邓小平同志之外，他的家人也悉数到场，尤其是邓朴方，他坐着轮椅来到了灵堂，在众人搀扶下站了起来，恭敬地向这个为自己取名的伯伯鞠了三个躬。

在追悼会的最后，邓小平同志动情地说道，

“人们习惯把刘邓放在一起，其实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他一起共事，我的心情是十分愉快的”。

就这样，刘邓这对黄金搭档，由此画下了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