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建国伊始，全国被划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六个大行政区。

大行政区的党务机构是大局（又称中央局），行政机构是大行政区人民政府，编制为副国级。

比如华东人民政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其级别即对应中央政府的副部级，1952年调任一机部副部长。

五六十年代，大行政区的概念曾经历过多次撤销和建立：1952年底“五马进京”撤销，1961年八届九中全会重新设立，1966年又陆续被撤销。

干部定级是在建国初期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

1949年11月23日，西南局在湖南常德成立。

大局是中央派驻机关，级别非常高，西南局的辖区包括云南、贵州、西康三省，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行政区，重庆直辖市以及西藏，局机关驻地在重庆。

与今天地方政府权限仅限于行政不同，大局的职权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

尤其是“军政合一”的模式，这是区别于一般机构的重要标志。

毛泽东亲笔书写的任命文件

经中央任命，小平同志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刘伯承和贺龙分别任第二和第三书记，另有宋任穷、张际春、李井泉、陈赓、王维舟等21名委员。

三位主要领导中，刘伯承1892年出生，比小平同志大“一旬”，二人同属龙；再加上贺龙的名字中本身带“龙”字，故又被称为“三龙际会”。

在研究“刘邓贺”三位首长的排名问题时，刘伯承说：小平同志是西南局第一书记，理所当然应该排第一。

邓小平却说：伯承同志是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应该排第一。

话毕，小平同志非常机敏地征求贺龙的意见，贺龙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小平同志借机果断地说：好！就这样决定。

值得一提的是，革命年代小平同志曾先后担任过四个中央局的第一书记，绝无仅有。

1943年10月，小平同志以一二九师政委的身份兼任北方局代理书记，主持晋冀鲁豫地区党政军工作（1945年后称“晋冀鲁豫中央局”）。

1947年千里跃进大别山后，小平同志又被任命为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暨中原野战军政委。

1949年渡江战役后，小平同志曾短暂担任华东局第一书记。

此番又出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直到1952年入京。

1950年初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开会现场

刘邓率二野解放大西南，这段历史大家一般都清楚，贺龙又是如何来到西南地区的呢？

这便要从当时进军西南的大战略说起了。

解放军渡过长江后，蒋介石苦心在重庆、四川一带构筑“西南防线”。

11月底，刘伯承和邓小平收到中央的电报，要求二野缓进重庆，“缓进”的目的是吸引更多的敌军据守重庆，然后聚而歼之。

不过刘邓根据战场实际情况，认为应尽快攻取重庆，他们当即给中央回电，提出尽可能提前渡江攻占重庆，得到毛泽东同意。

11月30日，重庆解放。

由于解放军攻势凌厉，使得国民党破坏重庆的计划来不及实施，重庆的主要工业设施得以保存。

此后重庆成为二野解放大西南的后勤基地，形成了“依托重庆，经营全川”战略态势。

为支援刘邓大军、分散国民党部队精力，同一时期贺龙率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等部由陕入川。

十八兵团前身是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为徐向前。

1947年，晋冀鲁豫军区领导合影，左起为徐向前、周士第、王世英、滕代远

话说1947年夏天，在延安赋闲整整七年的徐向前被任命为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负责自己家乡山西的解放作战。

当时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主力十二万人已由刘邓率领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次一等的西路兵团由陈赓、谢富治率领挺进河南西部，留守晋冀鲁豫军区的部队只剩下五万余地方武装。

徐帅就以晋冀鲁豫军区留守的第8、第13、第14纵队为班底，编成了华北军区第1兵团，归华北野战军下属。

他们先后组织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前期和中期），在几乎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解放了山西省除太原以外的绝大部分地区。

太原战役总攻前，身体每况愈下的徐向前把指挥权交给了前来探望的彭德怀。

城破后，徐向前遵医嘱赴青岛养病，在病床上与十八兵团的将领们告别。

接着十八兵团被转隶到第一野战军建制，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作战。

兰州战役结束后，十八兵团又由时任西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率领，从陕南进入四川，转隶第二野战军建制，这样便有了“三龙际会”。

西南局缙云山办公旧址。西南局正式驻地是重庆市中山四路中段36号，今重庆市委所在地。因重庆夏日炎热，故在嘉陵江温塘峡畔的缙云山上安排了一处夏季办公地

之所以花了一整段的篇幅来介绍十八兵团的渊源，除了让三人会面的脉络更清晰外，也是因为一位出自该兵团的大人物。

入川的十八兵团里有一位年仅35岁的政治部主任（副兵团级），在平定四川后，西南局成立川北工作委员会（省级行政区、公署驻南充），由他担任书记。

解放初的川北历经战火沧桑，百废待兴，长期从事军队工作的他迅速转变思路，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安定社会、巩固新政的执政方针

凭借在川北的突出业绩，他受到了西南局主要领导小平同志的高度赞赏。

西南局是党组织机关，与之对应的军事行政机关是西南军政委员会，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是刘伯承元帅。

刘伯承是四川开县（今重庆市开州区）人，1912年，二十岁的刘伯承考入蜀军政府陆军将校学堂，后被分派到川军第五师。

在“讨袁战争”中，年轻的刘伯承异军突起，成为川军名将。

几十年后，当再次回到故乡时，曾经的青年将领已经年近花甲。

与搭档小平同志不同，刘伯承在建国后迅速转变角色，走功成身退的路线。

1950年下半年，五十八岁的刘伯承赴南京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院长兼政治委员。

从此他交出军权，退出一线，重回自己喜爱的军事教育工作。

军事学院期间，刘伯承从最基础的培训师资、撰写教材开始，陆续创立了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防化兵、情报等系专业。

我们看电视剧《亮剑》，最后几集讲李云龙在军事学院进修，挨批评时一口一个“老师长”。

可见院长的原型就是刘伯承元帅，而李云龙是“红四方面军-129师386旅”一脉。

在刘伯承离开后的两年多里，西南局的工作主要由小平同志和贺龙推动展开。

概括来说，这一时期西南局的重点工作有以下几项：

1、政权接收和建设

2、解放西藏（《入藏往事》）

3、剿匪

4、土改

5、修建成渝铁路

下面重点介绍第一条——政权接收和建设。

西南地区的云贵等省份因地理关系历史上一向较为封闭，这里山多林密、坡陡沟深，长期保存着传统社会形态特征，众多少数民族在此杂居，地方势力盘根错节。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云贵两省的政府渗透力相对较弱，民变迭出。

以1942年冬爆发的“黔东事变”为例：

反叛者号召“抗粮、抗兵、抗税、护烟，推翻国民政府”，参加武装暴动的有数万人，席卷黔东二十四县。

武装民众全歼国民党两个保安大队，半省的国民党基层政权被摧毁。

熟悉解放战争历史的朋友一般都清楚，渡江战役后，我党北方解放区一半的基层干部随军南下，补充到南方各省中。

由于西南地区解放地比较晚，待到二野大军挺进云贵时，随军南下的基层干部基本已经“分配完毕”。

以贵州为例，整个贵州省负责接管的各级干部一共只有7000多人，其中还以二野军队干部为主。

具体到一个县，通常只能分配到十几人，这还是连刚参加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也算上。

在这种形势下，西南局不得不继续委用原旧政权人物和乡保甲长临时组成“解放委员会”、“治安支前委员会”等组织，暂时维持地方秩序。

这种大量沿用旧人的接收方式，虽然减少了新政权入驻的阻力，但也埋下了很多祸根。

五十年代贵阳

之所以当时西南局大批沿用旧政府官僚系统，除人手不够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清除的机会。

二野大军解放重庆后，西南地区的国民党专员、县长等头面人物均主动向新政权投诚。

经历了民国几十年的乱局，在他们眼中，共产党的到来无非是又一次“城头变幻大王旗”。

有的人前一天还在组织抵抗，后一天马上加入“解放委员会”，帮助解放军筹粮办差去了。

提到筹粮，这其实是当时西南局乃至全国都面临的一个头等大问题。

新中国刚成立时，由于军政开支浩大，入不敷出，财政形势十分严峻。

在准备进军西南时，邓小平就已经提出了粮食问题的重要性，1949年9月20日，邓小平对去接管西南的干部讲话说：

“我们去西南，头一个遇到的困难是部队的供应问题，是吃饭问题。”

按照当时西南局的估计，整个西南局“吃皇粮”的人数将达到120万以上，这120万人中有20万是国民党旧政府人员，40万是国军降兵。

旧政府人员要用来“办差”，保留下来可以理解，那么为什么不能把40万降兵全部解散呢？

因为解散即成“匪”。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西南局不得已开启了大规模的筹粮运动。

令人头疼的是，国民党在1949年战败之际已经在西南大部分地区强征过数轮粮食了，一旦重复征收势必官逼民反，于是大部分征粮的负担都落在了地主身上……

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1950年7月

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

之后一段时间，小平同志陆续兼任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部长等要职。

从1949年12月率部进驻重庆至1952年7月调离，小平同志在西南主政了两年多的时间。

这段时期是他从战争年代走向和平建设时期的重要过渡，也是走上中央领导岗位的起点。

虽然西南片区的接管困难重重，但小平同志成功稳固住了局面，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新政权将毛细血管布到了云贵黔川的每一个山沟角落里。

卓琳与人民小学教职工合影，后排左一为卓琳

西南局时期，小平同志的夫人卓琳女士曾担任重庆市人民小学校长。

这所小学于1945年创建，原名晋冀鲁豫军区干部子弟校，后随刘邓大军南下重庆，改名为中共中央西南局人民小学。

小学的创始阵容极为豪华，刘伯承元帅为学校命名并题写校训，贺龙元帅任学校首任董事长，卓琳女士任首任校长，二野和西南局的干部子女几乎都在这里念书。

这群在部队长大的孩子个个娇野，不好调教，卓琳就拿自己的孩子开刀，以儆效尤。

那个年代教师一时不好找，卓琳便主动担当起讲课的工作，语文、数学，连音乐都教。

直到1952年小平同志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她才带着孩子们一同回到北京。

1986年2月邓小平卓琳回成都过春节，时任广安县委书记的罗国兴带小平的舅父舅母一起赶往成都，小平在金牛宾馆接见了他们。

时间回到1920年8月28日。

这一天，搭载八十多名学生的“吉庆”号客轮从重庆启航，沿长江东下。

两个星期后，这些年轻人在上海登上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经过四十天的颠簸抵达法国马赛。

邓小平就是这八十多人中的一个，那时他还叫邓希贤，名字寓意是“希望与贤人看齐”。

“小平”的名字是在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为了不牵连家人改的。

二十九年后，当邓小平再次回到曾经起航的重庆时，早已物是人非——父母离世，日月换新天。

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都知道项羽在定都彭城时有一句名言：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

可小平同志丝毫没有这种情节，在西南局执政的几年里，他始终没有回过广安老家。

实际上，自十六岁离开广安赴法留学算起，他终生再未踏足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