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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3月，斯大林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时坦言：

“大家都在赞扬我们的红军，是的，它理应得到这些赞扬。但问题在于，红军现在有将近1200万人，这些人远远不是天使。战争已经使得很多人的心肠变硬了，他们从斯大林格勒到捷克斯洛伐克中部，一路见证了太多悲剧和暴行。

因此，如果我们的人在你们的国家行为不当，不要感到奇怪。我们知道，有些士兵的形式是丢人，他们纠缠并侮辱姑娘和妇女。我现在就告诉你们这一点，这样你们现在对红军的赞扬就不会变成日后的失望了。”

斯大林的这番话证明，他已经预见到了在红军去往柏林的路上，他们会干些什么。既然如此，斯大林就应该作出一些预防性的措施，但事实上，他并没有这么做。

相反，他认为提前预告了一些红军的错误行为，就可以让他们免受谴责了。这番话看似坦诚，但其中包含着隐秘的纵容。红军固然不是天使，他们的心肠固然变硬了，但这依然不是他们犯错的理由。斯大林巧言善辩，看似真诚，其实是在推卸责任。

就在苏联红军向西欧前进时，45年8月，苏联红军同样南下进入了我国东北，在他们入驻东北的那段时间里，他们也给中国这个国家和其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损害。

我军进军东北后，刘顺元同志被分配到旅大地委担任副书记，在赴任的路上，刘顺元惊讶地看到，原来是双轨的的南满铁路，正在被苏联红军一段段地拆掉，一列列载满铁轨、机器、各种物资的火车呼啸着向北方驶去……

一些苏联红军士兵的纪律之差，品德之低，让刘顺元忍不住骂出了口：“这是什么红军？是混蛋！”

刘顺元来到旅大后了解到，红军来到旅大时，旅大市民曾万人空巷地欢迎他们，为他们的到来欢呼，但这种欢乐的情绪很快就彻底转变，苏联红军侮辱妇女、抢劫财物的情况时有发生，苏军大批大批地拆走当地工厂的精密机器，连码头的那座百吨吊塔也拆掉运走了。

刘顺元立刻就向苏军司令部反映了这个问题，苏军为此也进行过一些整顿，但实际上收效甚微。刘顺元不卑不亢、坚守底线的态度，最终惹怒了苏军，苏军一直把这个问题上报到斯大林那里。

新中国成立后，刘顺元已经调任济南市委书记，参加完开国大典后，苏共代表法捷列夫一行专门来到了济南，逼着刘顺元辞了职。

53年斯大林病逝后，刘顺元才重新分配工作，出任了江苏省委副书记兼中央上海局委员。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后，刘顺元被陈毅元帅赞为“党内敢于公开抵制苏联打过沙文主义的第一人。”

我军的高级将领卢冬生将军就是在1945年的哈尔滨，遭到了两名拦路抢劫的苏联红军枪杀，作为红二军团的代表人物之一，抗战后的120师358旅旅长，卢冬生本是将来的开国上将，乃至开国大将。

49年7月，我方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时，高岗曾当面向斯大林介绍苏联红军在我国东北的一系列劣迹，斯大林对此表示了歉意。

但是的代表团翻译师哲后来回忆说：“作为事后诸葛亮，我认为我们当时太傻了，苏军在东北对我国人民（尤其是妇女）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东北所有工厂的机器设备几乎全部被运到苏联去了，他们还赶走了我们的大量牛羊牲畜。

斯大林既然承认了苏联红军的劣迹，并向我们道了歉，如果我们趁机提出索赔，是完全可以办到的，然而我们总是以中国人的邻里关系想问题。我们想着别人会主动给我们，却不知道别人拿到的都是自己的民族利益，岂会拱手让人。而到了斯大林时期，我们反而偿还了很多冤枉债。”（《我的一生——师哲自述》）

中国社科院研究院李建军认为，斯大林之所以纵容苏联红军，和他本人对女性的态度是分不开的。斯大林本人就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他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生前曾饱受斯大林的侮辱和谩骂，他们的女儿后来回忆，自己的母亲之所以选择自杀，最重要而原因就是来自父亲的威压和欺凌。

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改变“轴心国代表邪恶，同盟国代表正义”这一历史基本结论，无数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基本结论是不容颠覆的。但在坚持这一结论的前提下，我们对某些战胜国中的某些人违背文明和尊严的丑恶现象，也不应该刻意回避，而是应该好好地进行反思和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