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湖南维新派人士江标在长沙的湘水校经堂设立“实学会”，聘请专人为会员讲解数学、英文、地理等学问。

在当时，要想实学会入会却有个规矩，要求学生交1万枚铜钱作为入会费，等学完毕业后再退还会费。

“实学会”开学之日，众多交不起会费的人都在教室外隔着门窗看热闹。

当时正值数学教习在讲授开方术，外面一个围观的小孩子却笑着对旁人说： “这里讲的开方也太容易了些。”

此话正好被江标听到，他有心要考考这个小孩子，便让教习给他出了几道开方题计算，不料却都被其一一破解。

江标见他年纪轻轻却在算学上颇有天赋，不禁起了爱才之心，当即批示免了对方的入会费，准许他免费入会学习。

在场众人谁也没想到，这个小小年纪却在算学上有天赋的孩子，却在后来成为了一代国学大师，而他的名字叫杨树达！

一、走向学术之路

杨树达，出生于长沙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世家，其祖父醉心于科举功名，而父亲则是一名文史学者。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成长，杨树达在未来走向学术之路也并不令人意外。不过，对杨树达来说，真正指引他人生道路的人是他的父亲。父亲给了他文史知识的启蒙， 使他对国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更难得的是，杨树达的父亲并非传统知识分子，而是更加注重经世致用。因此，他在教杨树达写文章时，还特别注重培养杨树达辨析和表达的能力。后来，在听闻甲午战争战败的消息后，更是要求儿子学习算学这等实学。

不久，维新派在长沙设立了时务学堂。杨树达闻讯前去应考，并得以成为第一批录取的四十人之一。

时务学堂的教资力量在后世看来堪称豪华，总教习是梁启超，而谭嗣同、熊希龄等维新派知名人士也在学堂任教。

梁启超在当时把时务学堂看作宣传变法和培养维新人才的主阵地，因此他在讲授传统的经史子集之余，还讲授西方先进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以变法图强作为自己教学的重点。

这样的教学虽不得湖南那些经史名宿的欢心，却深受广大年轻学子的欢迎。杨树达在充满朝气的学堂上不但习得了各科知识，更受到了救国图强思想的熏陶。

梁启超自然也成为了年少时杨树达的偶像，他的一句“救国在学”也被杨树达终身奉为至理名言，从此，使杨树达立下了终生致力于学术事业的雄心壮志。

可惜，时务学堂在戊戍政变后就被解散，杨树达也被迫转入了求实书院学习。

1904年，杨树达被祖父逼迫，不得不参加了科举考试。凭借深厚的文史底蕴，他第一次参加科举就被录取为长沙童生第一名。

即便如此，杨树达却不愿像祖父一样走上科举的道路，此时的他更渴望赴海外留学。次年，他考取了公派学生赴日留学的名额，前往日本度过了整整六年的求学生涯，眼界大开。

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后，失去了官费来源的杨树达才从日本回到了长沙。

回国后的他以考取教职为生，先后在长沙各高校任教，也正是因此而结识了他最好的学生毛泽东。

二、为国为民的文人风骨

毛泽东和杨树达的相识源于1913年秋的一节国文课，彼时的他还在湖南第四师范（后并入一师）念书。

虽然只是短暂的学习，旁听的毛泽东却在杨树达这里收获颇多，因此视其为自己的恩师。从此，毛泽东与杨树达相识相交。而二人因志趣相投，联系也愈发密切，逐渐形成了一种介乎亦师亦友之间的关系。

杨树达虽然醉心于学术，不喜政事，但其实内心深处也关心时局、心系国家和人民。

1918年，军阀张敬尧在湖南无恶不作，令各界人士苦不堪言。

12月上旬，毛泽东被推为公民代表，而杨树达则被推为教员代表，共同率领代表团前往北京请愿，请求将张敬尧赶出湖南。

当时的北京正值隆冬时节，毛泽东、杨树达等代表团一干成员却冒着严寒和风雪在中南海颐年堂外苦苦等候当局的回复。

在等候良久还没有任何回复后，毛泽东和杨树达等人愤而带头冲破卫兵的阻拦，强行闯了进去。面对颐年堂里一脸震惊的政府高层要员，杨树达和毛泽东当着他们的面痛斥了北洋政府对请愿人员的漠视，并强烈要求驱逐张敬尧。

事后，北洋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派兵将张敬尧赶出了湖南。

杨树达在国家大事面前却和毛泽东这种年轻人一般冲在最前面，事事据理力争，这是极为难得的。

这种事并非个例，杨树达面对日本人也表现出了嫉恶如仇的一面。

七七事变前夕，日本人派遣“学者”借学术交流之名来中国收集情报和收买走卒。

杨树达这样的著名学者自然成为了日本人的重点关注对象，引得许多日本“学者”前来拜访。而杨树达也深知这些日本人的来意，一概不予接见。

面对日本著名汉学家桥川时雄的来访，杨树达虽然接见了这位旧友，却当面痛斥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令对方不敢再多加言语。

而面对后来的国共两党之争，从不介入政治的杨树达心里也有了自己的判断。

得知自己的子女从事地下党工作后，他不但没有反对，甚至心中还感到欣慰。

1949年8月长沙解放前夕，向来不愿参与政事的他也破例出山，作为湖南学界教授代表劝说国民党将领陈明仁率部起义，从而促成长沙的和平解放。

1949年9月，在听闻商讨开国大计的政协召开的消息之后，杨树达激动地在日记中写道：“衰暮之年，或可及见升平，是余之幸也！”

在他看来，未来的新中国将升起一轮希望的红日。

三、毛主席看望重病的恩师

新中国成立后，杨树达被聘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

由于有毛主席这一层特殊的关系在，杨树达在学术方面得到了极大的照顾。他不需要参与繁杂的政务，且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继续从事古文字学和经史群书的研究与教学。为此，在建国后撰写了大量的论文，还出版了十余部专著。

在文史研究上，他更是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解决了许多前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为后人整理古文献扫除了许多障碍。

1955年6月，毛主席回到长沙后听闻恩师重病，急忙前来看望。

杨树达常年患有哮喘，但这次却犯病比较严重，躺在床上喘得厉害，还时不时地往外大口咳痰。

毛主席不忍看见老师这副模样，就自掏腰包为他买些药品，还拿出自己的500元稿费私底下交给了师母。

彼时的500元可以说是一笔巨款，这么大的事情也自然瞒不住杨树达。他知道后当着毛主席的面勃然大怒道：“咳咳……润之，你哪来的大笔钱？据我所知，你一个月工资也不过如此吧？更何况你还有一大家子要养，哪有余钱？还记得我当年怎么教导你们的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怎么，现在是一国主席了就可以忘了老师当年的话吗？”

杨树达此言一出，屋里顿时一片寂静。

虽说对方是毛主席的恩师，但是，这样当面指责毛主席这一行为，实在是太过了。当时，随行的周世钊既是毛主席的同窗好友，也是杨树达的学生。见状急忙站出来解释道：“先生，这是个误会！请听我解释！主席平时的收入开支都列的有账目表，生活朴素，甚至入不敷出，他怎么可能忘了您的教导。”

刚才一直沉默不语的毛主席这时也开口道：“先生，这些钱来的干净，都是这些年来学生的稿费所得。我作的文章都是先生悉心教导的，如今文章所得用于先生身上，也并无不妥。”

随后，毛主席又补充说：“学生知先生素来痛恨贪官污吏，但请先生放心，学生身为国家主席，绝不会让这人民江山变了颜色！”

杨树达听完后面带愧色地说道：“咳……润之啊，是我错怪你了。你能有此觉悟实乃国之大幸！”

也许是杨树达刚才情绪过于激动，说完话后一时间又陷入了剧烈的咳嗽中。

毛主席心头一紧，亲自上前为恩师端痰盂。

杨树达顿时被这一举动弄得不知所措，他一边咳嗽一边用手拉住毛主席的手，反复示意他放下痰盂。

可是，毛主席却不肯松手，杨树达见状也只好无奈地默许了。

“润之啊，你好不容易来一趟，还得为我一介老朽端痰盂，真是难为你了。”杨树达吐完后，心里五味杂陈。

毛主席摆了摆手说：“先生言重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学生为您端下痰盂，这是应该的。”

临走时，毛主席还不放心地帮老师把被子盖好，而后才悄悄离去。

此后，杨树达的病时好时坏。但他却笔不停挥地继续着自己的古文事业。在人生的最后一年，他还忙着撰写《盐铁论要释》一书。本来要一年才完成的任务，他笔耕不辍，仅用50天就完成了初稿。

去世前两天，他还时常挂念着《盐铁论要释》撰写和出版事宜。

1956年2月，杨树达在长沙病逝，享年71岁。毛主席闻此噩耗后叹惜道：“先生的逝世是我国社会科学界的巨大损失。”

随后，毛主席亲自草拟了电报，并发给了湖南省政协和杨树达的亲属以示哀悼。

斯人已逝，毛主席与杨树达的师生佳话却一直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