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6日,莫斯科雅罗斯拉夫斯基车站人影攒动,大批苏联政府官员正齐刷刷的站在机场等候一个重要人物的到来,这个人就是应邀出访苏联的毛主席。
这是我国领导人第一次出访苏联,由于毛主席访问苏联时正值斯大林70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所以出发前,毛主席准备了很多贺礼,包括一车皮江西蜜橘和一车皮山东大葱等,并在历经10天的车程后顺利抵达莫斯科。
毛主席在建国不到3个月的时候首访苏联,其实是希望能与苏联协商废除旧约,重新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然而,让人意外的是,毛主席与斯大林见面后,斯大林却当众向毛主席告起了状,并说道:“你手下有个东北人挺牛的嘛,他对苏联很有意见啊。”
斯大林口中的这个人名叫黄逸峰,是我党一位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只不过当时毛主席并不知道黄逸峰如何得罪了苏联,只好笑着向斯大林表示回国后会去了解清楚此事的来龙去脉,然后再给苏联答复。
那么,黄逸峰究竟做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让斯大林如此重视呢?毛主席又是如何处理这件事的呢?黄逸峰最后又怎样了呢?
和我党很多革命先辈不同的是,黄逸峰出生商人家庭,自小家境殷实、衣食无忧,黄逸峰也得以接受良好的教育,不过安稳的生活并没有磨灭黄逸峰想要救国救民的斗志,生逢乱世,黄逸峰也和很多有志青年一样,在救国的道路上不断摸索。
1925年5月30日,由我党领导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随后快速席卷全国,在这场爱国运动中,黄逸峰看到我党无数同胞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这激起了黄逸峰更加强烈的反抗精神,同年10月正式加入我党后,黄逸峰便开始带领工人进行游行和演讲,在他的鼓舞下,越来越多的爱国人士加入了斗争行列。
但是,黄逸峰很快就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1927年,蒋介石突然将枪口对准我党进步人士,并密令国民党26军2师扣留了正在上海开展革命工作的周总理,得知消息后,黄逸峰立即开展营救行动,并成功从国民党26军2师司令部救走了周总理。
不幸的是,几个月后当黄逸峰到南京开展工作时,由于先前有与蒋介石对抗的经历,而且在此期间黄逸峰多次与国民党执法人员对抗,最终导致黄逸峰被国民党军抓捕,所幸当时黄逸峰被捕造成的社会舆论巨大,蒋介石迫于压力,只好在两个月后释放黄逸峰。
出狱之后,黄逸峰回到了老家休养,不过黄逸峰仍没有放弃自己心心念念的革命事业,在老家,黄逸峰一边筹备党建工作,一边组织农民运动,为我党的宣传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但黄逸峰也因此再次被捕。
这次被捕入狱,黄逸峰可谓是受尽了折磨,甚至还一度被判刑,不过好在黄逸峰的父亲花重金托人,这才让黄逸峰在九个月后成功被释放,此后由于身体原因,黄逸峰就留在了当地当起了教书先生,不过这些苦难仍未能磨灭黄逸峰的革命斗志。
不久之后,黄逸峰又以教师的身体远赴南洋,在曼谷的一家华侨学校任职,虽然表面上黄逸峰只是一名普通的教书匠,但他却借此机会大力宣扬我党的革命理念,在国外招揽一大批爱国人士,扩大了革命队伍,但因为黄逸峰的动作太大,引起了曼谷警方的注意,此后黄逸峰又在曼谷两度入狱,所幸不是什么大事,黄逸峰很快被释放。
抗日战争爆发后,黄逸峰依然没有闲着,1939年,我军挺进苏北遭遇巨大阻碍,当时正在苏北开展敌后抗战工作的黄逸峰听闻后,主动站出来献计,并成功利用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江苏省税警团总团长陈泰运和韩德勤的矛盾,帮助我军打开了苏北局面,为抗战的进一步推进贡献了巨大作用。
1940年10月,由黄逸峰担任司令员的“联合抗日司令部”成立,对于黄逸峰来说,职位越高,身上挑起的担子也就更重,为了协助我军打开抗日局面,黄逸峰奔走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并主持召开了著名的“曲塘和会”。
而到了1945年,“联抗”正式加入我军后,黄逸峰仅在宝应一战就率部全歼了守城日、伪军,让宝应成为抗战胜利后苏中收复的首座县城,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称赞。
解放战争爆发后,黄逸峰的身份再次发生变化,由于当时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开战在即,我军的后勤补给线尚不完善,于是我党决定指派黄逸峰率部开赴东北,在东北协助铁路局和援华的苏联同志尽快完善我军的后勤补给线。
这是一项艰难且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当时敌人的飞机和大炮时刻紧盯着各铁路线,但黄逸峰并没有退缩,接下任务后,黄逸峰立即组织技术人员奔赴铁路线,冒着敌人的炮火和枪林弹雨抢修铁路,最终在黄逸峰的不懈努力下,东北铁路工作得以圆满解决。
在东北工作的那段时间,黄逸峰结交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战友,黄逸峰工作能力强,组织能力出众,而且对我党的事业极为忠诚,所以受到了战友们的普遍爱戴,即使是苏联的同志也被黄逸峰身上的那股不屈的精神所折服,并主动与之结交。
不过,也并不是所有的苏联同志对黄逸峰都有好感,尽管大部分苏联同志对援华工作都尽职尽责,但仍有一小部分人懈怠懒惰,而黄逸峰又是一个对工作极其负责的人,看到这种事总会忍不住批评几句,久而久之,这些人就对黄逸峰生出了不愉快的情绪。
一开始黄逸峰也不想把事态扩大,毕竟来者是客,这些援华的苏联同志是为我国的解放事业而来,但一次聚餐时,几名苏联同志醉酒后公然对我国在场的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动手动脚,这引起了黄逸峰极大的反感,黄逸峰当即呵斥了这些人的行为,丝毫不留情面。
黄逸峰的呵斥让这几人顿时觉得颜面尽失,援华结束回到苏联后,他们将此事上报给了斯大林,并指责黄逸峰不尊重苏联,牛得很,不过这几人犯的错倒是在汇报的时候尽数被抹去,远在万里之外的斯大林不了解内情,这才会在见到毛主席后发出质问。
对此,一向坚信我党工作人员政治操守的毛主席并没有立即表态,而是告知斯大林回国后查明真相,然后再做处理,后来经过了解,毛主席得知黄逸峰的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不仅没有怪罪黄逸峰,反而还对他委以重任,而斯大林显然是被蒙蔽了。
在苏联的那段时间,毛主席与斯大林就很多问题进行了协商,对于毛主席来说,这次的苏联之行异常坎坷,早在1947年,毛主席就已经有了访问苏联的想法,当时苏联甚至已经同意派飞机到哈尔滨来接毛主席,但就在即将动身之际,斯大林突然以毛主席离开国内对作战不利为由,推掉了这次见面。
1948年4月,毛主席再次致电斯大林说道:
我决定提早动身赴苏联。拟于月初从河北省石家庄北100公里处阜平县出发,在军队掩护下过平张铁路……可能于6月初或中旬到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到贵国……我将就政治、军事、经济和其他重要问题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商谈和请教……此外,如果可能,我还想往东欧和东南欧国家一行,考察人民阵线工作和其他工作形式。
斯大林同意了毛主席的建议,并表示行程的各项事宜均由毛主席自行安排,然而,就在我党积极研究行动路线,准备动身时,斯大林又找了一个借口将毛主席的行程推到了11月底,毛主席虽然心有不悦,但当时并未说什么。
直到1949年1月,斯大林仍对毛主席的来访顾虑重重,虽然当时淮海战役的巨大胜利让斯大林看到了我党的力量和胜利的曙光,但斯大林却非常担心中苏关系会被西方误解和利用,一直到1949年年末,借着给斯大林庆祝70岁诞辰之际,毛主席才终于得以访问苏联。
此次出访,毛主席在苏联停留了两个多月,经过多次努力争取,毛主席最终代表新中国在莫斯科与苏联代表签下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为我国的外交事业翻开了崭新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