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演义》中,刘备和曹操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通过塑造曹操这一残暴的奸雄形象,展现了他心灵深处的人生哲学:“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曹操对待吕伯奢一家的方式暴露了他冷酷无情的一面,竟然心狠手辣地将他们全部杀害。在报父仇的道路上,曹操走得更是毫不留情,所到之处,“尽杀百姓”,“鸡犬不留”。他对待部下更是阴险残忍,例如在与袁绍相持时,因缺粮而“借”仓官的头来安抚军心。割发代首、梦中杀人等行为都展现了他工于权谋、奸诈残忍,毫无爱民之心。其他类似董卓、袁绍、袁术、曹睿、孙皓、刘禅等人,虽然缺乏曹操的雄才大略,却也同样轻视民众,对无辜百姓采取残酷手段,因此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灭亡。这种对蔑视黎元、残杀无辜的乱臣贼子的愤恨,正反映了广大民众对“仁政”的渴望。
《三国演义》在人格构建上坚守以“忠义”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全书在写人论事时明确以此来区分善恶,评判高下,而不论身处何集团,也不顾出身贵贱和性别,只要“义不负心,忠不顾死”,都受到赞美。特别是对诸葛亮的忠诚和关羽的义气,作者赋予了全部的感情,将他们塑造成理想人格的化身。诸葛亮一生竭尽忠诚,连他的敌人都对他“竭尽忠诚,至死方休”佩服不已。关羽死守下邳,身陷绝境时,决心为义而死。后来,他从大义出发,身在曹营心系汉,不为曹操的金钱美女所动心。一旦得知刘备的消息,他便挂印封金,夺关斩将而去。尽管他们的忠义观念和道德品格属于封建性质,但小说通过赵云投刘备、徐晃归曹操、田丰为袁绍所忌等故事,反复强调“良禽相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思想,说明这种“忠”并不是忠于一姓之天下,也不是仅忠于“正统”的刘蜀,具有一定的开放性、灵活性。因此,《三国演义》中以“忠义”为核心的道德标准与渗透着民间理想的政治标准紧密相连,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社会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