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们现在所形容的“旧社会”，一般是指清朝末期、民国时期，是20世纪40年代末之前的社会。

在一些影视作品中，民国期间我们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男士们一个个西装革履，女士们都穿金戴银。诚然，这的确反映了一些租界内的情况，但当时能够享受这种生活的，几乎全都是外国人，哪怕有中国人也是极少数的。

在那时候，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仍然是生活在贫穷和困苦中，哪怕没有被战争的阴霾所笼罩，哪怕心向阳光，但是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客观情况是无法避免的。

下面，我们就用一些民国时期的真实照片来看一看，当时的老百姓到底在过怎样的生活。上海

1945年10月，抗日战争结束后，一艘美国海军战舰登陆上海，一位爱好摄影的美国士兵沃特·阿拉法特在上海街头拍下了一组照片。

一个小孩子带着另一个小孩子街头谋生，这在现代社会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在旧社会却屡见不鲜。抗日战争虽然胜利了，但是战争的余韵却久久不曾消散。

这两个孩子可能是战场的遗孤，可能是逃荒路上的“累赘”，年龄较小的孩子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吸引了注意力，没有看向镜头；而年龄较大的孩子面对镜头也没有好奇的表情，眼神里流露出的只有漠然。

大一点的孩子可能有六七岁，小一点的两三岁——之前说的完全是我们的猜测，毕竟那位美国士兵也没有留下什么描述性的语言来解释他照片的含义。这两个孩子也可能是单纯在路边玩耍的两个孩子，并没有我们刚才想象的那些悲惨身世。当然，那样的孩子必然会有，只是未曾被我们所知。

这位刚刚退下战场不久的沃特•阿拉法特，当他面对一个孩子毫无情绪波动的眼睛时，不知道内心有何感想。

上海街头卖烧饼的老板，看他的穿着服饰，想必日子是过得不差的。不过想想也有道理，毕竟民以食为天，老百姓只要活着就肯定得吃东西。而且上海租界众多，日本人的战火也不敢轻易燃烧到这里来。从物质角度来说，上海的百姓应该算是过得相对比较好的那一部分人了。

当然，从精神角度来看，这位摊主和他后面应该是伙计的人看上去也不错。两个人都面带笑容，看上去也不像是勉强的。就是老板的帽子不知道是不是临时戴上的，还有就是要注意烟灰，小心掉到烧饼里了客人不给钱。

这是一位没有门脸的小摊贩，看上去卖的应该是油炸食品。他手里的筷子很长，以防被滚油烫伤；挑担另一边应该是放着案板似的东西，方便把食品给顾客切成小块；底下的竹篾子放的是未炸的或者炸好的食品，而油锅底下应该是放燃具和干柴的地方。

这位小哥看上去比刚才那位要局促一些，脸上的笑容没有那么自然，没有拿着筷子的左手也有点无处安放。或许是没有店面就没有足够的安全感，需要小心被“城管”到处追着跑。

相比之下，这位卖肉的摊主脸上就要严肃很多。可能是因为抗战刚刚胜利，能吃得起肉的人并不多，所以他的生意就显得有些惨淡。而且这位摊主虽然自己就是卖肉的，但是很明显他自己都不怎么舍得吃肉，虽然黑白照片看不出脸色，但是只看面相就知道他营养不良。

或许是被惨淡的生活所逼迫，这位摊主除了生猪肉，还兼职卖起了鸭子、熏鸡等熟食，不知道他有没有做到把生熟肉的案板和菜刀分开，我赌两根棒棒糖，他没有。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在40年代竟然已经普及了电灯泡，要知道国内很多农村地区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全面通电的，全国范围内的电力普及更是要到了21世纪国家电网正式成立之后。这样纵向一对比，这位摊主应该开心一点才对。

这位卖花的大哥很明显不懂得包装，那么大一束花放在花盆里边，不如多分成几束用塑料纸包起来，让顾客可以轻松拿在手里。毕竟，这花接过来之后还得让人看见才能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谁好人家里放这么多花啊？

这位有些拘谨的大哥看着镜头，他后边的小朋友则歪头看着他。大概是卖花大哥笑出了声或者是说了什么，让那位小朋友感到有些奇怪把。小朋友身后，石门，但墙体是藤条缠起来的院子应该就是这些花卉、绿植种植的场所，要不然也不好在人家门口做生意。

大家知道这几个人是在做什么吗？他们在“自制香烟”。不过他们的香烟也算不上是假冒伪劣，因为都是捡的真香烟的烟屁股。他们把烟屁股上剩下的那一点烟丝小心搓出来，积少成多，然后用纸卷起来、装盒，就可以拿出去卖了。这跟之前的几位朋友相比，才称得上是真正底层的、讨生活的人过的日子。

可以看出来，左侧看向镜头那位和中间侧过头去的那位年龄相差不大，可能是两兄弟，而右边坐在地上的那个小孩子应该是前面两者之一的孩子，这还称得上是一个“家族产业”。

中间坐着的那位上衣虽然穿的还算体面，不过鞋子彻底暴露了他的窘迫——破破烂烂的鞋子，根本跟他的上衣不配套。

但是这样的人，难道就是真正底层的老百姓吗？

并不是。大家都知道，西方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贫富差距过大。不是现在有的人下了班后，抽着烟、喝着酒，抱怨自己没钱；资本主义的穷，是真真切切只能流落街头，依靠施舍或者非法行为才能维持生存状态的贫穷。

这不是影视剧或者现实里一两个“好人”或者一两个政党团体可以解决的问题。大家别忘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本就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当那些通过掠夺他人而成就自身的人得到话语权后，他们变得斯文起来，但是骨子里的血腥味仍然掩盖不住。

提到民国时期的上海男性，大家可能会想到很多人、很多职业；但是如果提到那时候的上海女性，恐怕选择范围就十分有限了：交际花、舞女，当然，本质上都是一类人。而这，也就是当年外国人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给人留下的印象。我们不必听他们说什么，我们只需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当初上海一些比较偏僻的弄堂里，依靠这种职业谋生的女性并不少见。当然，那些明亮的、干净的大型娱乐场所中的女性大多也是扮演这类角色，只不过各自的“主顾”不同。大多数的女性在他们眼中，只能从事这种行业。

有些人鼓吹外国的女性独立自由，殊不知，解放后的我国才是全球妇女权益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家。不是因为别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只有两个：一是允许女性接受跟男性一样的教育，二是允许女性从事绝大多数社会劳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地位不是谁给的，而是千千万万的女性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奉献挣出来的。

上海最底层的那些老百姓，是被鸦片毒品控制了的那些人。

那些人一边用鸦片将中国人改变成“东亚病夫”，一边嘲笑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表面上对部分中国人表示出礼貌和友好，暗地里却在破坏中国人的根基命脉。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之后，曾让至少十五万的上海人强制戒毒。这也就意味着，至少有十五万的上海人曾是“东亚病夫”的样子。十五万躺在床上瘦骨嶙峋的鸦片患者，是旧社会最真实的模样之一。这种模样没有照片，没有影像资料，只能在自己脑海里想象，慢慢让它燃烧到心里。

河南

这里显然是一处热闹的场所，人们大多是坐着或者站着，穿着上的区别比较大，喻示着身份地位有差异，而且还有一位兜售花生的大叔。没有意外的话，这儿应该是一处听戏或者听评书的地方。只有这种地方，才能让人们不顾身份地聚在一起。

看衣着和脸色，人们的物质生活应该并不算太好。但多数人面对镜头都带着笑容，或者露出了惊奇的神色，这表明人们的精神状态其实还可以。毕竟生活在旧社会的人们，一辈子的生活恐怕也不会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而且个人的身份地位在生下来之后基本上就确定了，也不会有什么多余的念想。

再转过头来看这位大爷，大家能不能猜到他是做什么行当的？大爷这一堆一块，可以算作是一个“二手物品交易平台”了，简单来说，就是旧货交易摊位。

面前桌子上摆的茶壶、茶杯、摆件，身后的柜子、毯子，都是大爷的“家当”。不过别看东西多，真算下来的其实值不了多少钱。不过看大爷笑得这么灿烂，手上还摆了个手势，想必是有了“管他天下千万事，闲来轻笑两三声”的心境。

而这张图上的大爷，就明显跟刚才那位大爷不一样了。刚才那位虽然也是生活在旧社会，家境也并不富裕，但好歹日子过得安稳。

而这一位，是1942年河南饥荒时期的难民。可以看到，这位大爷穿得衣衫褴褛，面对镜头也没有什么正向的情绪流露，只有害怕和可怜。

这里看上去好像是一位父亲领着他的两个儿子。他的妻子去哪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孩子，都是让人细思恐极的事情。在饥饿面前，人性有些时候实在不值一提。

当粮食吃完了、草根树皮吃完了，这样大批的、无序的难民会爆发出怎样的混乱？要知道，在42-43年的河南饥荒中，有着足足上千万的难民被迫背井离乡，四散逃难。

灾难面前，可以看到人性的丑陋，也能看到人性的光辉。这位母亲已经饿得皮包骨头了，甚至衣服都已衣不蔽体；而几个孩子虽然穿得破破烂烂，但看上去脸色还好。只是这母子六人，不知最终能留下来几个。

结语

同样是旧社会，但是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底层人民和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也是不一样的。当生活可以选择时，积极努力的人一般都会比那些不知上进的人要过得好；而让生活无法选择时，人们群众就会爆发出无法阻挡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