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一个中国教授写的书被苏联译成俄文出版，后来，中国人要查阅还需翻译成中文？这种奇葩的事情就发生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被称为世界出版史上最大的笑话！

故事的主角就是新中国伟大的数学家华罗庚教授，而当华老访问苏联时看到自己的这部著作，又心痛又气愤。

故事回到1936年，26岁的华罗庚被熊庆来院长推荐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身份是旁听生。在短短的2年里面，华罗庚在英国发表了10多篇论文，震惊了西方数学界。其中，他的一篇论文被国际数学界公推为“华氏理论”，真知灼人。

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有英国同行就建议他考取博士。

可是，日寇侵华，国家危亡，华罗庚心急如焚要回国，就对劝他留下来考博士的人说：“学位于我如浮云，家国才是我心所系。”

1938年，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一直抱着“知识救国”理念的华罗庚再也坐不住了，不顾英国同行的劝阻，执意回来报效祖国。

在西南联大，华罗庚被正式评授为教授，开始了艰辛的教学和著作生涯。从1940年起，历经3年时间，华罗庚着手写下了煌煌巨著《堆垒素数论》，分为中文版和英文版。

西南联大对华罗庚的著作报以殷切期望，多次帮助他向国民政府申请经费，最后都石沉大海。一个连“学位”都不在乎的人，又怎么可能在意金钱呢？对华罗庚来说，身外之物不过是浮云，提高中国人在数学界的地位和培育后人才是他最关心的事！

可是，华罗庚教授的生活条件太艰苦了！

学校没有住所，他就租住在昆明城外20里的一个小村庄里，每天来回走路去学校。遇到雨天，道路泥泞，他就拄着拐杖赶往学校，青年时期落下的腿部残疾让他步履维艰，却击败不了他教书育人的坚定意志。

他的住所是上下两层的木阁楼，楼上是一家人的卧室，也是他的书屋。楼下是猪栏和牛圈，难闻的味道引来大量的蚊子、苍蝇和老鼠，最后又都成群结队地向楼上扑来。

没有电灯，也没有蜡烛，他就用破烟罐自制了一盏油灯，把破棉花捻成条做灯芯。油灯要用油，全家人就俭省节约不吃菜油，供他写作使用。

夏天晚上，牛圈里的黄牛忍受不了蚊虫的叮咬，蹭着阁楼的木柱擦得地动山摇，似乎是在告诉华教授：老牛在和您同甘共苦，共抗蚊虫。

就是在这样极端艰苦的条件下，33岁的华罗庚完成了《堆垒素数论》的研究和创作，并分别用中文、英文手写了两个版本。

这部巨著有多伟大？作为外行的我们也许不知道。但1945年华罗庚访问苏联时，作为“取经者”的他竟被苏联同行拉去讲课，而且一讲很多次，讲的就是苏联学者对《堆垒素数论》的疑惑。

含辛茹苦3年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华罗庚亲自把中文书稿送交到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

送去一个多月，华罗庚去打听书稿能否出版，得到的回答是：“还要研究研究。”

又过去几个月，他再去打听，得到的回答还是：“我们还要研究研究。”

一年过去了，这部著作被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研究得无影无踪，连一张书稿都找不到了！华罗庚听到这消息，当时就病倒了！

3年心血，世界上最顶尖的学术著作，就这样被国民政府只顾发国难财的大员们给“研究”丢了！华罗庚精神恍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直念叨着“书稿”、“书稿”。

所幸的是，他女儿手头还保存着一份英文稿。

1944年，他把英文稿寄给了苏联的维诺格托夫院士。就这样，这部在旧中国无法出版的巨著，在苏联被译成俄文出版了，终于迸射出它耀眼的光辉。

令人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此书要出中文版，只得请人从俄文版译成中文，并请华老亲自校正。

在民国时期，像华老这样毕生心血被国民政府糟蹋的“揪心事”数不胜数，这也是为什么像钱学森、华罗庚、钱三强、杨振宁等伟大的科学家在抗战胜利后不愿从西方回来的原因。因为，国民政府的那帮要员只在乎升官发财，根本不在乎什么国威尊严。

1950年，在美国伊利诺大学担任“终身教授”的华罗庚放弃了高薪豪宅，放弃了外国同行的追捧，毅然回到新中国，开始了崭新的事业生涯！

那一年，当40岁的华罗庚教授站在岸上发表感言，震惊世界。

他说：“为了抉择真理，我应当回来！为了国家民族，我应当回来！为了服务人民，我应当回来！”在接见华罗庚时，毛主席多次称呼他是“我们的数学家”！

在华罗庚的榜样号召下，无数中国学子、科学家纷纷收拾行囊，踏上报效祖国的归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就是我们的无双国士！

哪怕受过委屈，哪怕独自斩荆披棘走上了人生的巅峰，哪怕个人头顶的学术光环再辉煌，只要祖国一声召唤，就毫不犹豫地抛弃身外之物，如同乳鸟归林，时刻准备着为国家、为民族奉献一切。

请问，像华罗庚、钱学森、杨振宁这样的榜样难道不值得我们口口传颂、永远追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