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两千余年的演变过程中,党争就像一块无法根除的毒瘤,深深植根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庇护之下,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党争在历代王朝都曾出现,但如果非要评一个“党争之最”的话,那明朝绝对是首屈一指,什么楚党、浙党、东林党、乃至后来的阉党等等,五花八门、此起彼伏。关于明朝党争出现的时间,学者们之间没有明显的分歧,大家都认为明朝的党争出现在万历年间,但对于具体出现的时间却存在很大的争议。
有些人坚持“居正殁,党争起”的观点,他们认为从张居正去世开始,党争就开始出现。真的是这样吗?咱们不妨再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
万历皇帝执政48年,严格来说,可以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万历新政”期和“万历怠政”期。
万历新政期间,张居正、李太后、司礼太监冯保紧密协作,明朝的各个领域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使明朝一度出现“中兴之治”的繁荣局面。但是,在张居正去世后不久,万历皇帝就终止了新政的实施,并对张居正、冯保展开清算。到万历十五年左右,万历皇帝已经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与此同时,他也开始进入荒唐透顶的怠政时期
张居正在世时,他不仅是朝廷首辅,还是皇帝的老师,在李太后的支持下,张居正大权在握,也正因如此,“万历新政”才得以顺利推广。可是当张居正刚刚去世,曾经被压制的那些反对新政的官员就开始掀起一阵弹劾狂潮,将张居正和新政完全否认。
持“居正殁,党争起”观点的人认为,明朝党争的起源就是新政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争斗。表面看似乎有几分道理,但是,如果说新政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就是党争的一种形式的话,那党争出现的时间就应该是新政诞生的那一天,从那一天开始,围绕新政就有了争议,只不过被张居正强腕按压下来;
另外一点,张居正去世后,反对派在万历皇帝的支持下确实占据了优势,但是在当时还未出现派别之分,因此,“居正殁,党争起”是站不住脚的;
那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党争的呢?个人认为是在万历皇帝怠政之后,尤其是在东林党出现之后
万历皇帝到底有多荒诞,在前面一篇文章中已经有所解析,希望大家指正
从形式和影响入手,剖析万历皇帝怠政的疯狂!
万历皇帝除了罢朝之外,还不批奏折、不见大臣,造成的结果就是大批官员挂冠而去、官位大量空置,另外,负责代替皇帝批示奏折的司礼监开始逐步掌握实权。这应该就是党争出现的根源
因为大量官位空缺,谁都想提拔自己的亲信、门生来填补这种空缺,这样一来,机要的位置肯定会出现你争我夺的现象,这也就是党争的萌芽。党争真正大面积出现还要追溯到东林党
众所周知,顾宪成由于直言上谏触怒了万历皇帝,被革职还乡。于是,他就成立了“东林书院”,通过讲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东林书院在成立之初是股清流,他们既要讲学,又要议政,还定期举报谈论会。东林书院吸引了很多有志之士,像顾运成、高攀龙、叶茂才、钱一本等人纷纷前来投奔。这些人有些是纯粹的学者,而有些则是官位在身的朝廷命官,时间一长,东林书院就由一个学术团体演变成一个政治派别,那些和东林书院持不同政见的人就称之为“东林党”
随着“东林党”的势力越来越大,其他官员感到一丝威胁,于是,就形成了多个以籍贯为基础的党派,比如浙江人的“浙党”,山东人的“齐党”,湖北人的“楚党”,安徽人的“宣党”等等。这些党派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对抗“东林党”,因此,互相弹劾、彼此指责的情况时有发生,但这时只能算得上是小打小闹,直到“明宫三大奇案”发生,党派之间的争斗才正式拉开帷幕
明宫三大奇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在此就不再一一详述。这三件奇案的发生之后,东林党与其他党派之间的争斗日趋明朗,说白了,就是围绕“立储”而展开的勾心斗角。本来东林党在高攀龙、杨涟等人的努力下一度占据上风,但是,谁也想不到魏忠贤能够突然崛起,而其统率的阉党更是实现了对东林党的碾压。由于阉党嚣张跋扈、胡作非为,东林党不得不暂时搁置与其他党派之间的争议、联合起来共同对抗阉党。
一时间,整个大明王朝都笼罩在党争之中,乌烟瘴气、民不聊生,最严重的是,党争动摇了辽东的稳定,辽东经略走马观花似地换了一茬又一茬。换来换去,把军事上仅存的一点优势也给消耗殆尽,以致于在面对后金时只有招架之势、毫无还手之力
这就是明朝党争的来龙去脉。由此可以看出,张居正在推行新政之时虽然引起一些官员的不满,但是,这种分歧远达不到“党争”的范畴,而且当时的执政环境也不适合“党争”的出现,因此,“居正殁,党争起”是无法立足的。
直到东林党出现、壮大之后,为了应对东林党的威胁,朝堂才大规模出现了派别之分和利益之争,在“三案齐发”之后,党争达到了高潮。故而,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东林党才是明朝党争的根源所在,正是由于东林党的出现,朝堂秩序才开始陷入混乱。无论组建“东林党”的初衷有多么高尚,都不能否认“东林党引起党争”的事实。
杨涟等人确实为“东林党”树立了光辉形象,但是,随着党争的深入和杨涟等人的沉沦,“东林党”和其他党派在本质上也就没什么区别,成了一个纯粹的利益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