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说宋朝十八帝之宋神宗：心比天高却抱憾而终的改革者

2.与王安石的爱和合离

（5）信任动摇

其一，曾经高度信任（中）

熙宁四年正月二十五，王安石的妹夫、著作佐郎朱明之升任“崇文院校书”。

三月二十九，宋神宗研究“农兵事”，想以免税为条件，召人充做“弓箭手”。宰相文彦博“以为决不可行”。

王安石说：“恐可行，但亦不须如此，诚以利害驱民训习”，则何必用此策？”

宋神宗想选任官员，像司农寺接管“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职责一样，由兵部设官主管招弓箭手一事。王安石说：“京诸司固足以提天下之纲要，非特兵部也。”在京各部门本来足以提领天下大事，不止兵部可统。

宋神宗说：“兵部最所急故也。”

王安石说：“诚如此。”

三月三十，宋神宗下诏，派著作佐郎章惇走驿道快速去往夔州路，同夔州路“转运司”一同处置少数族“夷户”骚乱问题。此前，因“建免役议，王安石见而称之”，熙宁元年受任“条例司检详文字”的李承之曾向王安石举荐章惇，王安石说：“闻惇极无行。”听说章惇品行不好。李承之说：“某所荐者，才也。顾惇才可用否，素行何累焉？公试与语，自当爱之。”王安石接见了章惇，章惇一向善辩，又善迎合，王安石见之“大喜，恨得之晚”。

四月十四，宋神宗对王安石说：“人不能无过失，卿见朕有过失，但极口相救正，勿存形迹。”不要有所顾忌。

王安石感激地说：“当尽死力，不敢存形迹。”

宋神宗“虑难济”，担心改革难以成功，王安石说：“此在陛下，不可以它求。”又说：“陛下圣德日跻，风俗会丕变，何忧难济？”

四月二十，见习“将监主簿”常秩以“右正言”、“直集贤院”官职实任“管勾国子监”，即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长官。起初，常秩不肯仕宦，“世以为必退者也”，但当“王安石更定法令，士大夫沸腾以为不便，秩在闾阎，见所下诏书，独以为是”，士大夫议论沸腾，本是平民的常秩却独独认为正确，得到宋神宗的召用诏书，“遂起”，起身出仕任官。

五月十四，发生了一件影响很大、对新法极为不利的事件。开封府东明县的百姓认为县府征收“助役钱”不当，相率来到宰相王安石的府第，围堵上班的王安石，“自言凡数百家”。王安石亲自劝说百姓“令退”后，却没有提出对事件进行调查，寻求解决办法，而是把事情归咎于人，禀告宋神宗：“知东明县贾藩者，范仲淹女婿。好附流俗，非上所建立，殆不可用。”宋神宗“以为然，因令究东明事”。

十六，司农寺及“开封府界提举常平司”回奏：“有畿内百姓未知新法之意，见逐乡大户言等第出助役钱，多愿依旧充役。”

宋神宗下诏，指示司农寺传令诸县，晓谕百姓，“如有不愿纳钱之人，除从来不当役年月，令依条认本年役，候年月至，则赴官充役，更不令纳役钱”。

司农寺及“开封府界提举常平司”又奏：“乞差府界提点司官分诣县同造五等簿，升降民户。如敢将四等以下户升于三等，致人披诉，其当职官吏并从违制论，不以赦降原免。”宋神宗“从之”。

但宋神宗“疑初官户取助役钱少”，怀疑对家中有做官的人的人家负担助役钱少。王安石“至是白上曰”，到这时才禀告宋神宗说：“官户坊郭役钱诚不多，然度时之宜，止可如此，故纷纷者少，不然则在官者须作意坏法，造为议论。坊郭等第户须纠合众人，打鼓截驾，遮执政，恐陛下未能不为之动心。”

宋神宗“又言”：“曹司都不与禄，反责其受赇废事，甚无谓。”有关部门的吏员都没有俸禄，反过来又责怪他们收受贿赂、耽误事，很没有道理。

王安石说：“本取助役钱有剩者，将以禄此辈。”本来收取助役钱，如果有剩余，就给他们当做俸禄。

宋神宗说：“以见役钱，便可早定法制，使知凡今致纷纷，亦多此辈扇惑。”

王安石说：“早定诚然畏此辈扇惑非也，当令此辈不敢扇惑而已。人主若不能益天下，则不能胜天下，反为天下役。为天下役，则乱矣。”

御史中丞杨绘向宋神宗上言：“比者畿邑之民来诉助役之不便，陛下霈发指挥，令取问民之便，愿与不愿而两行之。中书门下已作札子，坐圣旨颁下，而司农寺缴还，遂从其请。臣窃谓助役之法果非便乎？则一二年中，自将改之也。假使十分而不愿者一分焉，则一分之少，固不能害九分之多；而一分不愿者，亦自有役以差之，亦必无放者，但形势官户女子单丁素无役者，令出役钱，则已行之矣。司农寺缴还圣旨札子，岂得无罪乎？”但宋神宗收到奏书后，“不报”，将奏书扣留，不予答复。

杨绘又上言：“东明等县百姓千百人诣开封府，诉超升等第出助役钱事，本府不受。百姓既无所诉，遂突入王安石私第。安石谕云：‘此事相府不知，当与指挥，不令升等。’仍问：‘汝等来，知县知否？’皆言不知。又诣御史台。臣以本台无例收接诉状，谕令散退，而访问，乃司农寺不依诸县元定户等，却以见管户口等第均定出役钱数付诸县，各令管认升降户等，别造簿籍，前农务而毕。臣窃谓凡等第升降，盖视人家产高下，须凭本县，本县须凭户长、里正，户长、里正须凭邻里。盖自下而上，乃得其实。今乃自司农寺先画数，令本县依数定簿，岂得民无争诉哉？措置民事，必自州及县，岂有文移州府不知之理？此乃司农寺自知所行于理未安，故不报府，直下县，欲其畏威，不畏异议。若关京尹，或致争执，所以不顾事体如此。今判司农寺乃邓绾、曾布，一为知杂，一为都检正，非臣言之，谁敢言者？”

王安石“指陈绘言为不然”，向宋神宗陈说、指明杨绘所言不对，宋神宗“诺之”。

五月二十六，宋神宗“论人有才不可置之闲处，因言汉武亦能用人才”。

王安石说：“武帝所见下，故所用将帅即止卫、霍辈，至天下户口减半，然亦不能灭匈奴。”

宋神宗说：“武帝自为多欲耳。”

王安石说：“欲亦不能害政，如齐桓公，亦多欲矣，而注厝方略，不失为霸于天下，能用人故也。”

宋神宗说：“汉武至不仁，以一马之欲，劳师万里，侯者七十余人，视人命若草芥，所以户口减半也。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岂可如此？”

这天，王安石“留身乞东南一郡”，在别的大臣离去后独自留下，向宋神宗请求到东南地区做州府官。

宋神宗“甚怪安石如此”，“固留之”，说：“卿所以为朕用者，非为爵禄，但以怀道术可以泽民，不当自埋没，使人不被其泽而已。朕所以用卿，亦岂有它？天生聪明，所以义民，相与尽其道以义民而已，非以为功名也。朕顽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闻道德之说，心稍开悟。卿，师臣也，断不许卿出外！”

以上宋神宗对王安石所说的话里，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即宋神宗称王安石为“师臣”。“师臣”一词，前所未有，2000年来，国君对大臣称“师”、称“父”，只有2人，一是周武王姬昌，称前朝老臣、辅佐自己消灭商纣建立周朝的“姜太公”吕尚为“师尚父”，二是三国时期蜀汉后主刘禅，称丞相诸葛亮为“相父”。对本朝的大臣称“师臣”，宋神宗是第一个，150年后，宋理宗也以“师臣”称权相贾似道，是历史上仅有的两例。

宋神宗又说：“风俗久坏，不可猝正。事方有绪，卿如何却要去？且体念朕意，不须恤流俗纷纷。”

王安石说：“臣材薄，恐误陛下属意。试观前代兴王，亦有为政数年而风俗不改、纪纲不立如今者乎？”

宋神宗说：“前代或因衰乱，方人情急迫，为之解患释难，所以易；今颓坏之俗已久，方收敛使就法度，则不得不难。其纷纷亦固宜，但力行不变，自当改。如富弼事，向时宜有按劾，今乃按治。如此等事行之已多，人情恐渐变。”

王安石曰：“以臣所见，似小人未肯革面。臣愚以为陛下诚能洞见群臣情伪，操利害以御之，则人孰敢为难？但朝廷之人莫敢为邪，即风俗立变，何忧纪纲不立？”

对于离职，王安石未再坚持。

但到了六月十三，因为閤门司官员李评的去留，王安石与宋神宗产生了分歧。王安石“恶李评，必欲去之”。但宋神宗说：“弟恐评有说。”这样恐怕李评会有说辞。王安石说：“陛下若偏听，则评必有说。若推鞫，即明见欺罔之状。”不久宋神宗批示：“可令评更不管勾閤门事。”

十五，王安石“谒告”，请假不再上班。宋神宗“令冯宗道抚问安石”，王安石却“因附表札请解机务”。

宋神宗“怪安石求去”，王安石说：“疲疾不任劳剧，兼任事久，积中外怨恶多，又人情容有尘壅。”

宋神宗说：“卿从来岂畏人怨恶者？人情有何壅塞？得非为李评事？”

王安石说：“臣所怀具如奏状，所陈非有它也。”

宋神宗说：“卿无乃谓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诰知卿，属以天下事。如吕诲比卿少正卯、卢杞，朕固知卿，不为吕诲所惑。”

王安石说：“臣平生操行本不为人所疑，仁宗朝知制诰，只一次上殿，与大臣又无党。及蒙陛下拔擢，曾未及一两月，初未尝有所施为，吕诲乃便以方卢杞，此不待陛下聪明，然后可知其妄。若任事久，疑似之迹多，而谗诬之人或过于吕诲，即臣未敢保陛下无疑也。”

宋神宗说：“吕公著与卿交游至相善，然言韩琦，必以兵讨君侧恶人，朕亦不为公著所惑。”

王安石说：“公著此言，亦非特陛下聪明然后可辩。明明在上，岂有如此之礼？”

宋神宗说：“卿之所存，虽朋友未必知，至于众人，见朕与卿相知如此，亦皆不知其所以。朕与卿相知，近世以来所未有，所以为君臣者，形而已。形固不足累卿，然君臣之义固重于朋友。若朋友与卿要约勤勤如此，卿亦宜为之少屈。朕既与卿为君臣，安得不为朕少屈？”

王安石说：“大臣久擅事，未有无衅者。及其有衅然后求去，则害陛下知人之明，又伤臣私义。”

宋神宗“固留之”，“比三四退，上又固留，约令入中书”。王安石“复具奏”，但“閤门等处皆有旨不许收接安石文字”。

二十，王安石进见宋神宗，说：“陛下不许臣去，臣不敢固违圣旨。然臣寔病，若更黾勉半岁不可强，即须至再烦圣听。”

宋神宗说：“卿许朕就职甚善，如何却半年后又乞出？且勿如此。”

八月，王安石之子、前旌德县尉王雱任“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王雱小时候，王安石与弟弟王安国“白首穷经，夙夜讲诵琢磨”，王雱“从旁剽闻习熟，而下笔贯穿，未冠，已著书数十万言”。宋英宗治平四年，王雱考中进士，授官旌德县尉，赴任之前“作策三十余篇，极论天下事，皆安石辅政所施行”，又作《老子训传》及《佛书义解》，“亦数万言”。有人把王雱写的书报告宋神宗，此时王安石要求离职，宋神宗急忙召见王雱，任命了王雱新的职务，而“安石亦喜雱得亲近能助己，因不复辞”。

九月，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以“司空兼侍中”出任“河阳三城”节度使、集禧观使。曾公亮起初曾向宋神宗举荐王安石“可大用”，等到与王安石“同执政”，“知上方向安石，阴助之，而外若不与同者，置条例司更张众事，一切听之”，且“每遣其子孝宽与安石谋议，至上前无所异，于是上益专信任”。苏轼曾找机会责备曾公亮“不能救正朝廷”，曾公亮说：“上与安石如一人，乃天也！”

十月，王安石的弟弟、前武昌节度推官王安国入朝任“崇文院校书”。此前，王安国自“西京国子监教授官”任满到京城，宋神宗“以安石故召对”，但当宋神宗问王安国：“安石秉政，外论谓何？”王安国回答说：“但恨聚敛太急，知人不明耳。”宋神宗“默然不悦”。“安国初召对，人以为必得经筵，由是别无恩命。久之，乃得馆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