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历史学家柏杨曾经提出瓶颈时期的观念，认为任何一个王朝在第二代帝王时都会进入瓶颈期，如果渡过瓶颈期就能够长久治安，相反就成为短命王朝。清朝入关后的瓶颈期就在四辅臣掌权的七年时间里。四辅政在历史上确实有不少的功绩，但是他们在大政上出现重大失误，差点让清朝未能和平过渡，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一，顺治去世，四辅臣执政

1661年，年仅24岁的顺治皇帝突然病重，他才亲政10年呀，在历史上也是一位贤明的皇帝。他是一位“立志高远、孜孜求治、以明君圣王自期的有为皇帝，负有‘一夫不获，罪在朕躬’的历史责任感。顺治帝是汉化的积极推动者，其自罪帝王观念是儒家帝王思想、天人感应理论与清初特殊的政治局势共同作用的产物。”然而，天时不利，正值英年的顺治感染的天花，病情迅速恶化，他这才开始考虑立嗣的事情。

顺治帝一共有八子，他提议让次子福全继承皇位，但是孝庄太后却主张让三子玄烨继位。顺治帝犹豫不决，征询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认为玄烨已出过痘，身体已有免疫力，可以避免顺治的前车之鉴。于是，顺治帝当机立断，立玄烨为皇太子，并留下遗嘱，让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四个异姓重臣辅政。

同一年，顺治去世，玄烨即位，年号康熙。当时玄烨只有8岁，一切政务都由四辅臣处理。从1661年到1667年，四辅臣掌权7年，是清朝发展的关键时期。

顺治之所以让异姓重臣辅政，就是考虑到异姓地位较低，可会觊觎皇位，这也是吸取了多尔衮摄政的教训。四位大臣中只有苏克萨哈是多尔衮的部下，其他三位都是反对多尔衮的人物。在1643年，皇太极去世，正黄旗和镶黄旗拥立皇太极的长子豪格，而索尼、遏必隆、鳌拜等甚至在会议上用武力威胁多尔衮，逼迫多尔衮做出让步，拥立顺治为帝。

顺治即位后，索尼、遏必隆、鳌拜尽心辅助顺治，不依附于多尔衮，使得多尔衮始终不敢称帝，三人也遭到了多尔衮的打压。索尼被革除职位，籍没财产，废为平民；鳌拜曾两次被定为死罪，被迫以罚银赎身；遏必隆也被革去职务，财产没收一半。多尔衮去世后，顺治才恢复三人的名誉，委以重任。

而苏克萨哈原本是多尔衮部下，但是他首先告发多尔衮“逆谋”，因此也得到了重用。

因此，顺治任命四臣辅政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二，四辅臣的内政：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

1661年，南明政权基本被消灭，内地基本统一，只有一些残余势力还在负隅顽抗，但是总体上掀不起什么风浪了。四辅臣执政后的主要任务就是调节朝廷内外的矛盾，恢复经济，让权利能够平稳过渡。

四辅臣执政后，开始对顺治帝一些过渡汉化政策进行调整，提出了“率循祖制，咸复旧章”的治国指导方针。顺治时设置了十三衙门，宦官有抬头的隐患。四辅臣将十三衙门改为内务府，严格限制宦官权利，避免了历史的重蹈覆辙。

理藩院原本是管理蒙古地区和西北、青藏高原少数民族政务的机构，其地位和六部平行。入关后，顺治将其地位降低，使其成为了礼部的下属机构。四辅臣重新恢复了理藩院的地位，有利于加强对蒙古等地区的控制和管理。

在入关之前，清朝设置有内三院，类似于明朝的秘书机构——内阁。1658年，顺治将内三院改组为内阁，另外又设翰林院作为咨询机构。四辅臣执政后就废除了内阁和翰林院，恢复了内三院的设置。

可见，四辅臣的行政方面是偏于保守的，毕竟他们的年纪都比较大，总体上偏袒于满洲制度和文化。不过在经济和吏治问题上，四辅臣还是坚持顺治时期的政策。他们依然对贪污腐败严加处理，以缓解社会矛盾，保障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

在经济上，四辅臣鼓励垦荒，继续减免赋税，减轻百姓负担，并且废除了“圈地”这一弊政。四辅臣规定，在战争刚结束的地区，三年内不征收赋税，而个别地区放宽到五年

。经过七年的垦荒，大片的荒地被开发，人民生活终于安定下来，经济开始恢复，这给后来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

在军事上，四辅臣继续扫荡残余的反清势力。1664年，清朝灭夔东十三家，标志着李自成的残余势力全部灭亡，内地40年的农民战争最终结束。

对盘踞东南的郑氏集团，四辅臣采取招抚政策，三年内使其3000多官兵，10万百姓投归清朝，大大削弱了郑氏的势力，这为后来施琅平定台湾提供了条件。四辅臣又松弛了海禁，逐渐让沿海居民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有利于沿海经济的发展。

三，四辅臣的失误和鳌拜专权

四辅臣虽然在辅佐康熙上尽心尽力，尽忠职守，但是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依然犯了错误，其中最大的失误就是扩大了“三藩”的权力。

三藩，分别是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他们分别驻扎于云贵、广东、福建。三藩的最初并非诸侯，而是将领，只有驻地，没有封地。在顺治时期，战争一旦结束，三藩就要调离驻地，撤回关外驻防。可四辅政时期，为了南方安定，就让三藩永驻南方，将驻地变成了封地，并授予行政、军事、经济大权。

三藩从将领摇身一变成为诸侯，为后来的“三藩之乱”埋下了隐患。而四辅政扩大三藩的权力，使其永驻其封地是三藩诸侯化的关键。这算是四辅臣执政过程中犯下的最大错误。

四辅臣最初在内政问题上保持和衷共济，遵守誓言，共同决策，使得朝廷相安无事。但随着四辅臣势力的形成，羽翼丰满，他们就开始产生了党争，尤其是鳌拜势力的膨胀给清朝带来了新的危机。

在四辅臣中，索尼的威望最高，权力最大，鳌拜不能与之争锋。遏必隆和鳌拜同属一旗，在大小事情上都附和鳌拜，两人同属于一党。苏克萨哈的地位仅次于索尼，但是爵位却低于鳌拜，让鳌拜十分不满，因而成为了鳌拜的斗争对象。

1666年，鳌拜强制要求和苏克萨哈的正黄旗更换土地。原来，多尔衮入关后，将本应该拨给镶黄旗的肥沃土地占据了，而将贫瘠的土地拨给镶黄旗。但是20年过去了，重新更换土地会引发更大的矛盾，这引起了朝廷大臣的不满。鳌拜则趁机大兴案狱，杀死了反对的大臣。随后，鳌拜不顾康熙的反对强行更换土地，引发了社会矛盾。

1667年，康熙14岁，到了亲政的年纪。索尼自觉年老，提议康熙亲政。到了六月，索尼病倒，鳌拜掌握大权。皇太后见事情有变，立即举行亲政大典。但是鳌拜哪肯放权，他害死苏克萨哈，意图控制朝政，挟天子以令诸侯。最终，康熙设计擒拿了鳌拜，结束了四辅政时代。

总体上来说，四辅臣执政时期的清朝是在平稳过渡，经济在恢复，使得清朝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但是四辅臣在诸侯问题上犯了大错，使得“三藩”演变为诸侯，又为“三藩之乱”埋下了隐患。在后期，鳌拜专权，制造党争，差点使清朝走上了深渊。若不是康熙当时智谋过人，出奇计拿鳌拜，那清朝就很难以和平的方式渡过瓶颈期，很可能天下就此大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