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后周都城汴梁城外的陈桥驿前,上演了改变历史走向的一幕。奉命出征辽国的后周军队发生兵变,拥戴殿前检点赵匡胤为皇帝。赵匡胤假模假样推让一番后,黄袍加身,在军队簇拥下返回汴梁,登基称帝。后周由此灭亡,被全新的宋朝取而代之,赵匡胤也成为宋朝开国皇帝。
宋朝虽然也是和隋唐元明清等并列的古代中原王朝,但严格来说,宋朝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大一统王朝。从北宋王朝建立直到灭亡,疆域面积一直非常有限,全盛时期国土面积也不过区区280万平方公里,还不到唐朝四分之一。连历代中原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幽云十六州,宋朝也始终未能占有,一直处在辽国与金国控制下。
宋朝的立国规模如此之小,赵匡胤在中国古代皇帝中的地位却一点都不低,与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等强人并驾齐驱,一起称为古代赫赫有名的四大明君。严格来说,赵匡胤的文治武功明显逊色于其他三人,他为什么也能拥有这样的称号?
其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赵匡胤宅心仁厚,把别的皇帝挂在嘴上的“仁义治国”落到实处。赵匡胤虽然贵为一国皇帝,却不好以杀戮立威,而是注重以德服人,史书对他这一点评价极高,“太祖之有天下,救五代之乱,不戮一人,自古无之,非汉、唐可比”,“宋太祖以忠厚开国,未尝戮一大将”,“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皆以不嗜杀人致之”,“祖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
《宋论》记载,赵匡胤在开国之初,就在太庙中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教育子孙后人的治国要素,其中一条就是“不杀士大夫”,要求后代皇帝们也要效法他,尊敬士大夫,禁止对他们开杀戒。宋代皇帝谨遵祖训,使得宋朝成为公认的杀戮大臣最少的历史时期。
赵匡胤立下的这条祖制,到底是治国高招,还是祸国殃民的昏招?其实这个问题要从多方面来分析。如果站在人道主义角度出发,宋太祖此举可谓闪烁着古代罕见的人文关怀精神,充分体现了对人的生命与知识分子价值的尊重,没有像一些昏暴之君那样草菅人命,可谓善莫大焉。
但站在治理国家的高度,宋太祖此举可谓一大昏招。无论古今中外,依法治国都是长治久安的不二法门。士大夫该杀与不该杀,同样应该以事实为依据,国家法令为唯一衡量标准。有功者奖励,有罪者处罚,犯下祸国殃民的死罪,则必须杀头,如此才能有效惩前毖后,遏制各种恶劣风气在朝廷蔓延横行。
如果像赵匡胤所说,只要是士大夫,不分青红皂白一概不杀,完全是对法治精神的践踏与违背,完全背离了依法治国的底线,使得贪官污吏有恃无恐,这条祖制反而成了他们的护身符,可以肆无忌惮为非作歹。由此可见,赵匡胤这条祖制,是不折不扣的昏招,后患无穷。
参考资料:《宋史》《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