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意义上，蒋某人抢先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的举动，确实给1941年的那场悲剧埋下了一个伏笔，其政治阴谋在一定程度有所得逞。最严重的后果，是造成新四军成立之初，两名军政主要领导就出现不和，哪怕放在现在，如果一个单位的一、二把手互相不配合，工作怎么可能顺利开展？

首先要了解，全面抗战爆发后，南方诸省红军游击队的改编，远比陕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要困难得多，一方面，江南地区蒋系的军力和势力占据绝对优势，至1937年初，各游击区的处境已非常困难，蒋某人自然不愿意“功败垂成”，必欲除之而后快。

另一方面，关于八路军改编的谈判，之所以能够取得突破，是因为蒋某人迫切需要红军主力奔赴华北抗日前线。但是在淞沪战场上，南京政府投入了70多万主力部队，重兵云集，并不在意红军游击队是否参战，同时又担心这些游击队一旦取得合法地位，会在其腹心地区发展壮大。

因此到了1937年8月底，在八路军的改编基本完成时，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谈判却迟迟没有结果，军长人选更是争论不止。理论上说，是陈毅、项英领导了三年的浴血坚持，如果整编和改编为一支军级部队，当然应以这两人为军政主官最合适，可问题是，蒋某人根本不同意。

正是在这样的谈判僵局中，富有政治智慧的周公，暗示已经回国的叶挺将军，通过陈诚的关系，自荐出任这支部队的指挥官。陈诚确实把话递上去了，蒋某人一琢磨，与其将来不得不任命一位延安方面的军长，还不如交给已经成为“无党派人士”的叶挺，何况又是北伐名将，我方也不好说什么。

于是1937年9月28日，军事委员会发出通令：“经委员长核准，任命叶挺为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这个消息令延安方面也很突然，毕竟之前只是一个动议，想不到这么快得到批准，于是稍后特别邀请叶挺赴延安一行。

应该说，叶挺军长所表现出来“坚决听从党的领导”的态度，延安方面还是比较满意的，既然双方均认可了军长人选，则新四军的组建总算进入快车道，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宣告成立。

此间叶挺被任命为中将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实同政委），而陈毅仅仅出任了第一支队司令员。稍后，根据延安的电令，军部又组建了党的机构“新四军军分会”，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关于这个机构，之前曾有专文介绍。

麻烦在于，叶挺将军此时不是党员，当然无法入选“军分会”；而我们的大原则又是“党指挥枪”，也就是新四军的重大决策和行动，必须要由军分会来决定，偏偏负责军事指挥的叶挺军长，又不是军分会成员，这就比较尴尬了。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项英自恃资历深厚（也确实深厚），虽然在抗战爆发后到过延安，并且增选为政治局委员，但是执行延安指示并不坚决，在工作中不太注意团结叶挺将军，矛盾就逐渐激化了：叶挺认为项英不尊重他，很难顺利履职。

还有另外一些原因，首先是项英对曾经宣布离开党组织的叶挺不那么信任，而叶挺的一些做派也让他反感，比如黄呢军装笔挺，还带有专门的厨师等等，这都与艰苦朴素的红军作风格格不入。

这样的反感和不信任，在工作中难免流露出来，甚至在研究新四军的作战事宜时，项英也召开军分会的会议进行研究，干脆不跟叶挺打招呼，这就有些过分了：军长指挥作战，居然不能参加作战会议，哪怕是列席也是应该的嘛。

叶挺将军性格素来刚烈，当年宣布离开组织也与此种性格有关，而项英的种种排斥，他感觉实在难以忍受，结果就有了第一次离队，时间是新四军成立半年之后，也就是1938年6月间。

第一次离队

叶挺本来是去武汉索要新四军的军费，同时也闹了情绪，他在跟周公会面时就表示：“我在那里干不下去了”！周公大为惊讶，请他详细说明原因。

于是叶挺介绍了他在新四军军部的实际情况，自然大诉其苦，同时要求成立一个军政共同议事的“新四军委员会”，以便他能参与军事决策，否则的话实在难以为继。

周公和在场的叶帅听完情况介绍，非常理解叶挺的困境，当即表示：“我们马上和延安联系，解决这个问题”。两天以后，延安复电批准：同意组织新四军委员会，项为主任，叶为副之。

叶挺得到了中央的支持，于是很高兴地回到了云岭军部，这次离队时间并不长，前后不到半个月时间，然而回去以后面对的事实，却让他大失所望。

第二次离队

前面介绍过了，项英由于自身原因，并不太坚决和完全地贯彻延安的指示精神，尽管遵令成立了“新四军委员会”，可他毕竟是主任，又是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在工作中对叶挺的态度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还是将其排斥在决策圈之外。

叶挺自尊心严重受挫，一气之下发电给武汉，请求辞去军长职务，周公复电挽留，并且说明不久会亲赴皖南协调，请他耐心等待。

然而叶挺去意已决，于1938年9月撩挑子回了广东老家，当时主粤的余汉谋，正是叶挺的粤军老友加保定校友，遂邀请叶挺出任“东江游击司令”。

叶挺认为反正都是拉队伍打鬼子，没有请示延安就接受了邀请，这就让我方非常被动了，也给了重庆当局以口实，道理不说大家也懂。

周公心急如焚，迭电说明利害关系，如此四个多月之后，叶挺才离开广东回到重庆，再与周公一番长谈后，总算在1939年2月底回到新四军军部，这次离队的时间前后大约五个多月。

随后周公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对江南抗日战场进行了巡视，其中云岭成为重要一站，中心工作就是研究新四军的发展方向，以及解决叶、项之间的矛盾问题。在周公的耐心说服下，项英给叶挺当面作了一个自我批评，而叶挺将军也表示了谅解。

应该说，这次事件以后，叶、项之间的关系融洽了一些，然而时间不长，叶挺过江主持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1939年6月间因擅杀不执行命令的四支队高司令员，遭到延安方面的严电批评，加之第三战区不断搞摩擦限制我军发展，内忧外困下，叶挺于9月间再次提出辞职。

第三次离队

此时周公正在苏联，一时无法亲自处理此事，因此叶挺在重庆、澳门等地一呆就是大半年，直到1940年夏天周公回国后，叶挺才接受劝告于8月间返回云岭军部，算起来这次出走的时间，长达十个多月，并且距离事变爆发仅有四个月左右了。

客观来说，叶挺将军在新四军军长任内，多次提出辞职并两次长时间离队出走，固然有叶、项关系不睦的因素，确实也有个人性格方面的的因素。

从1937年12月底军部成立，到1941年初遭到无理扣押，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叶挺将军前后五次提出辞职，其中三次是跟我方提出，二次是跟蒋某人提出，原因自然是重庆当局总是克扣军费粮秣等等。

而叶挺军长的离队时间累加起来，竟然多达十六个月，确实占到了将近一半，其中真正负气离队的时间，大约十四个月，其他时间则是到武汉、到重庆等地，跟军事委员会乃至和蒋某人进行交涉。